第2章 终局(1)

在29年的网球生涯中，我懂得了一点：在你前进的道路上，生活会剥夺你几乎所有的家当，你要做的就是避开障碍。如果你因它们而止步或者分心，你就没有做好自己的分内事，而这一点将使你懊悔不已。这种懊悔会比背伤更让你无法前行。

我睁开双眼，却不知身在何处，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一半的人生都是这么度过的。然而，这一次感觉有些不同。这一次，这种错乱感更令人惊恐，更完全，也更彻底。

我向上看了看，发现自己正躺在床边的地板上。这使我回过了神，想起午夜时我从床上移到了地板上。大多数晚上我都会这样做，因为在柔软的床垫上躺得过久会给我造成极大的痛苦，而在地板上我的背会舒服些。我数到三，然后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站立之旅。伴随着一声咳嗽，我呻吟着侧过身，像胎儿一样蜷缩起来，然后再突然翻转过来屈身跪在地板上。此刻，我等待着，等待着血液重新开始在身体里涌动。

相对而言，我还算年轻，仅仅36岁，但每次醒来，我都觉得自己似乎已经96岁了。在将近30年的疾速奔跑、猛然停住、高高跳起、重重落地之后，我的身体似乎已经不再是我自己的了，我的头脑似乎也不再属于我。每当睁开双眼，自己就成了一个陌生人。长久以来，我一直在经历着这些，而尤其早晨醒来时，这种感觉就更为强烈。我快速回忆着我的基本信息：我的名字叫安德烈·阿加西，我的妻子是施特芬妮·格拉芙；我们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儿子5岁，女儿3岁；我们居住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不过现在我们住在纽约四季酒店的一间套房里，因为我正在参加200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这是我的最后一次美网公开赛，事实上，也是我参加的最后一项职业赛事。我以网球为生，尽管我憎恶网球，以一种隐秘的激情憎恶着它，一直都是。

此时此地，我网球生涯的最后一章即将翻过。我双膝跪地，喃喃自语道：请让这一切结束吧。

然而，我身体里的另一个声音却在说：我还并未准备好就此结束。

在隔壁房间里，施特芬妮和孩子们正在吃早餐，我听到他们彼此交谈着，不时还会开怀大笑。一种想要见到他们、抚摸他们的强烈愿望从心中油然而生，再加之此刻迫切想来上一杯咖啡，这让我获得了力量。我必须站起来，借助身旁的床站起来。一直以来我都是这样：憎恶使我屈服，而爱却使我重新挺立。

我看了一眼床边的钟，刚刚7点半。施特芬妮让我多睡一会儿，迟些再起。在我职业生涯最后的这些日子里，我总是疲惫不堪。这不单单是因为身体上的伤痛。因为即将退役，情感的洪流得以奔泻而出，这也常常使我精疲力竭。现在，第一波疼痛从我疲劳的中心源——后背——扩散开来。我抓住后背，后背的疼痛使我不堪忍受，感觉就像有人在夜里偷偷地溜了进来，用某种方向盘防盗锁锁住了我的脊柱。后背上戴着一个防盗锁，我又怎么能在美网公开赛上打球？难道我的最后一场比赛要因伤退出？

我出生时脊椎前移，腰骶部的一块椎骨与其他椎骨是分离的。这块椎骨特立独行，如反叛者那样（这也是我走路内八字的原因）。由于这块“与众不同”的椎骨，我脊柱内部神经的活动空间相应缩小。正常人那里的空间本就不是很大，我的则非常小，因此哪怕只是微微地动一下，那里的神经都会受到挤压；加之还有两处椎间盘突出，以及一块想要保护整个受损的区域而徒劳疯长的骨头，我的那些神经感受到了彻底的压抑。当那些神经开始抗议其狭促的立足之地或发出求救信号时，疼痛就会在我的腿部四处游走。这种疼痛使我呼吸困难，甚至语无伦次。在这种时候，唯一的缓解之道就是躺下来，等待。然而有时在比赛的过程中，疼痛也会不期而至，这时唯一的疗法就是改变我的竞技风格——不同的挥拍方式，不同的跑动方式，所有的一切都要有所不同，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我肌肉痉挛时。每个人都厌恶改变，但肌肉却不能服从常规。受到改变的召唤，我的肌肉也加入了脊柱的反叛运动中，不久，我的整个身体都陷入了一场自我混战中。

吉尔是我的体能教练、我的朋友，同时更像我的父亲一样。他曾经这样解释我的疼痛：你的身体正在告诉你，它再也不想干这个了。

我对吉尔说，我的身体早就告诉过我了，几乎在我开始想退出时它就这么“认为”了。

然而，自从2006年1月起，我的身体便开始大声抗议了。它已经不再想要退役——因为它已经退役了。我的身体已经搬到了佛罗里达，在那里买了公寓并过上了上流社会的生活。因此我一直都在与我的身体谈判，请求它暂停退休生活，到这儿驻留片刻，再到那儿待上几个小时。大多数时候，谈判都以可的松[1]为中心。打上一针可的松，疼痛可以暂时得到缓解。但是在可的松起作用之前，要经历非常痛苦的注射过程。

我昨天打了一针，这样今晚我才能够比赛。这是这一年的第3针，我职业生涯的第13针，也是迄今为止最为骇人的一次。首先，医生让我选定一种姿势，于是我趴在了桌子上，然后护士一把拉下了我的短裤。医生说他必须得使那根7英寸长的针头尽可能地靠近发炎的神经；但是由于我的椎间盘突出和骨刺的阻挡，他无法使针头直达神经附近。于是他尝试“绕道”注射，希望能破除我背部的“枷锁”，这使我疼痛异常，不堪忍受。他首先将针头刺入，然后把一个大型X光检查仪压在我的背上，查看针头离神经有多远。他说，他得使针头紧靠神经，但又不能碰到神经。如果针头碰到了神经，哪怕仅仅是轻轻掠过，那种痛苦也足以毁了我的整个赛事，甚至可能改变我的一生。刺进去，拔出来，动一动，他不断调整着针头的位置，直到我疼得眼里充满了泪水。

最后，他终于找准了位置。“正中靶心。”他说。

可的松被注射进去了，那种灼人的痛感使我咬住嘴唇。然后压力如约而至，脊柱周围神经得以栖息的微小空间开始被挤压。压力不断增加，一度我甚至认为我的背即将爆炸。

医生说，做任何事都会有压力。

至理名言，医生！

旋即，疼痛感之于我似乎是美好的，甚至是甜蜜的。因为你知道，这种疼痛马上就会消失，你将获得救赎。不过再仔细想一想，也许所有的痛苦都是如此。

我家人的声音越来越大了。我艰难地挪着步子，向套间的起居室走去。儿子杰登和女儿杰姬看见了我，高兴地叫起来。爸爸，爸爸！他们一蹦一跳地跑过来，想要扑到我怀里。我停住脚步，挺直身躯，像模仿冬日里的大树的哑剧演员一样立在了他们面前；而他们也恰在扑到我怀里之前停住了，因为他们知道爸爸这些天来有些虚弱，如果太用力地碰他，他就会垮掉的。我拍了拍他们的小脸，亲吻了他们的脸颊，然后和他们一起坐到了早餐桌前。

杰登问我今天是不是那一天。

“是的。”

“今天你就要比赛了吗？”

“对。”

“那么今天之后，你就要退役（retire）了吗？”

他和杰姬刚刚学会“退役”（retired）这个词。他们说这个词时总是把最后一个字母（d）丢掉。对于他们来讲，退役一直都在进行着，永远都是现在时。也许他们确实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儿子，如果爸爸赢了，那就还不能。如果我今晚赢了，我得继续打下去。”

“但是如果你输了——我们能养只狗吗？”

对于孩子们来说，退役只是意味着一只小狗。施特芬妮和我曾经答应孩子们，如果我不再训练了，我们也不再需要像这样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时，我们就可以买一只小狗。也许可以叫它可的松。

“对，小伙子，如果我输了，我们就买只狗。”

他微笑了一下。他希望爸爸输掉，希望爸爸体验到那种压倒一切的失落感。他无法理解——我又怎么能向他解释清楚——失败的痛苦，还有比赛的痛苦。我用了将近30年才得以理解痛苦的真谛，才得以解答内心深处的疑问，才得以破解自相矛盾的密码。

我问杰登他今天要做什么。

“去看骨头。”

我看看施特芬妮。她提醒我说，她要带孩子们去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去看恐龙。此时我却想起了我扭曲的椎骨，想到我的骨架和其他恐龙一起在博物馆展出，骨架上标着：霸王龙，网球沃鲁斯。

杰姬打断了我的思绪。她把她的松饼递给我，要我把蓝莓挑出来，这样她才能吃。这已成为早上的例行之事。要如外科手术般精准地弄掉每一颗蓝莓，你需要一丝不苟，精神专注。把刀子插入松饼，转动刀子，使其刚好可以剜出蓝莓，而又不会碰到蓝莓。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她的松饼上，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我终于可以想一想网球之外的事情了。

早餐后，施特芬妮和孩子们跟我道别后，直接去了博物馆。我静静地坐在桌子旁，四下观望起这间套房。它跟我以前住过的酒店套间大同小异，清洁、雅致、舒适——这里是四季酒店，所以它还是蛮可爱的，但是这里只是又一个我称之为“非家”的地方，只是作为运动员的我们暂时的栖息地。我闭上双眼，试图考虑一下今天晚上，但却不知不觉地陷入回忆中。这些天来，我的思绪总是不经意间就回到过去，而半数情况下，它总是想要回到最开始的地方，这很可能是由于我已如此接近终局。但是，现在我还不能沉溺于过去，现在还不行。哪怕是对过去的点滴回忆，我都承受不起。我站起身，绕着桌子来回走着，检测我的身体是否平衡。当我感觉身体已相当平稳了，才小心翼翼地走向淋浴间。

冲着热水，我呻吟着，痛苦地尖叫着。我慢慢地弯下身，摸了摸四头肌，精神为之一振。我的肌肉终于松弛下来，皮肤开始愉悦地吟唱，毛孔也畅通了，温暖的血液在我的血管里流淌。我感到希望已开始蠢蠢欲动。然而，我并未进行突然或剧烈的运动。我不想做任何惊动我脊柱的事情，我想让它再沉睡一会儿。站在浴室的镜子前擦拭身体，我盯着镜子里的脸，红红的眼睛，灰白的胡子——与我职业生涯开始时迥然不同，而且也与我去年在这面镜子里看到的面容相异。无论我会是谁，我已然不是那个开启这一漫长旅程的男孩了。我甚至也已不是3个月前宣布职业生涯即将结束的那个男人了。我就像一个已经更换了4次拍柄绷带、7次拍线的网球拍，称这个球拍还是原来那个球拍准确吗？在那双眼睛的某处，我仍能看到那个一开始并不想打网球的男孩，那个想要退出而且也确实多次退出的男孩。我看到了那个憎恨网球的男孩，我不禁想知道那个金发男孩会如何看待眼前这个谢了顶的男人。这个男人仍然憎恨网球，却还在继续打着网球。他会震惊、感到有趣，还是会为之骄傲？这一问题使我筋疲力尽，而现在才刚刚中午。

请让这一切结束吧。

然而，我还并未准备好就此结束。

职业生涯的终点线与一场比赛的终点线并无差别，目标就是触及那条终点线，因为它散发着一股极富磁性的力量。当你接近终点线时，你能感受到那股力量在吸引着你，你可以借助那股力量实现穿越。但是就在你即将获得那股力量时，你又感觉到了另一股同样强大的力量，正将你推离终点。这一点令人费解，神秘玄妙，但这两股力量确实同时存在。我深有感触，因为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追寻着其中一股力量，同时在与另一股力量进行斗争。有时，我被困其中，摇摆不定，像网球一样在两点之间不停往复。

我提醒自己，为了应对今晚可能出现的任何困难，我必须拥有钢铁般的自制力，无论这种困难是背痛、糟糕的天气，还是自我厌恶感。这种提醒是一种担忧，但同时也是一种思索。在29年的网球生涯中，我懂得了一点：在你前进的道路上，生活会剥夺你几乎所有的家当，你要做的就是避开障碍。如果你因它们而止步或者分心，你就没有做好自己的分内事，而这一点将使你懊悔不已。这种懊悔会比背痛更让你无法前行。

我躺在床上，喝了杯水，然后读起书来。一会儿，觉得眼睛有些累了，就打开了电视，这时播放的正是关于此次比赛的报道：今晚，美网公开赛将进行第二轮比赛。这将是阿加西的告别秀吗？我的脸闪现在屏幕上。与镜子中的那张脸大不相同——这是我比赛时的面容。我开始仔细打量起这张脸，这一次它是通过电视这面失真的镜子呈现在我面前的。我换了一两个频道，都是关于这场比赛的报道。我开始焦虑起来，而且愈加强烈。这是有关我的最后的商业宣传吗？这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后一次大力报道我的比赛吗？

那种行将覆灭的情绪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在我看来，网球使用生活中的语言绝非偶然。占先、发球、失误、破发、零分——网球的基本元素都是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这是因为每一场比赛都是现实人生的缩影。甚至网球比赛的架构——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层层嵌套——也反映出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格局。得到一定分数，一局终了；几局过后，一盘完结；等到数盘打下来，胜负分出，即是一场比赛。各个环节都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至于任何一分都有可能成为转折点。这令我不禁想起秒、分钟、小时之间的那种关联。生活中的任一小时都有可能成为最美好的时光，但也有可能留下最黑暗的记忆，这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但如果网球就是人生，那么球赛终局之后，则必是不可捉摸的空虚和寂寥。一想到这点，我就十分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