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本序

《死农奴》的出版至今已有一百六十年了。果戈理着手写作《死农奴》是在一八三五年秋，书中所描写的是十九世纪初叶的俄罗斯。回顾那个时期的俄罗斯历史，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拿破仑以六十万大军不宣而战，于一八一二年六月越过俄罗斯边界，并且占领了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但俄军终于取得战争的胜利，将强敌逐出于国门之外，并攻占巴黎。用一位俄罗斯学者的话来说，从此“俄国登上了广阔的国际舞台”。在这个地跨欧亚、幅员辽阔的帝国，朝野是一片颂扬胜利的赞歌。

然而在果戈理的笔下，实行农奴制的俄罗斯帝国却是一幅令人触目惊心、落后衰败的景象，发出一片刺耳的不和谐音。

【“悲惨的”俄罗斯】

一八四二年五月，继《狄康卡近乡夜话》和《钦差大臣》之后，作者的又一部新作《死农奴》问世。此书一出，在莫斯科，随后又在全国迅速地被人们争购一空，出现了“洛阳纸贵”的盛况，并且引起了舆论界的激烈论战。争论的焦点之一，在于《死农奴》究竟是不是俄国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保守的批评家们毫不掩饰他们的敌意。H.格列奇攻击这部史诗中“没有一个像样的人，更不用说纯洁和善良的人了。这似乎是恶棍的特殊世界，这样的世界从来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1]。H.波列沃依声称：“《死农奴》是一幅粗劣的漫画，它充塞着一些虚构的和幻想的细节……其中的每个人物都是空前的夸大，都是丑恶的僵尸或庸俗的傻瓜。”他还说：“果戈理与其逐步地越来越堕落和走入歧途，还不如完全停止写作。”[2]

然而果戈理这位以深邃的智慧、理性的目光深入地观察当代生活的伟大作家，却早已预见到，如果一位作家“敢于表现可怕的、令人震惊的、困扰着我们生活的琐事的泥淖，揭示那些冷漠、扭曲、平庸的性格的全部内涵，——而这种性格在我们的往往是苦涩而寂寞的人生之旅中是随处可见的，——并且敢于以毫不容情的雕刻刀着力把它鲜明而突出地呈现于大众之前”，那么，他的遭遇将是可悲的。而且终究他还逃脱不了当代的法庭，这伪善而又冷酷的当代法庭把他所珍爱的创作贬为渺小、卑劣之作，在亵渎人类的作家行列中给他指定一个忍辱含垢的地位，他所描写的人物的特点将被强加于他自身，他的良知、情操和天才的神圣火焰将遭到否定。因为当代的法庭不承认，观察恒星的玻璃和显示微生物动态的玻璃是同样神奇的；因为当代的法庭不承认，要使取自卑贱生活的场景焕发光彩，并把它升华为创作的珍品，是必须拥有极大的心灵感受的深度的；因为当代的法庭不承认，高尚的充满激情的嘲笑可以与高尚的抒情媲美，而与江湖戏子的装腔作势有天壤之别！……[3]

果戈理冷静而尖锐地指出，“当代的法庭”欣赏的是另一种作家，他们“决不改变自己竖琴的高雅音韵，决不从自己的高处降贵纡尊，俯就贫贱、卑微的同胞”。他们“掩饰生活中的可悲现象，用美丽的烟雾迷惑人们的眼睛，从而巧妙地逢迎读者”。这样的作家才会受到喝彩，“被人们誉为世界性的伟大诗人”。

《死农奴》的题材使作家可以“追随”自己的主人公乞乞科夫在各地漫游，接触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塑造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广泛地展示现实生活的画面。在这部长篇小说出版之前，果戈理曾把初稿的头几章读给普希金听，得到了诗人的热情赞扬；辛辣的讽刺、幽默的笔触使诗人时时发出笑声，不过后来他的脸色渐渐地凝重起来，终于满面愁容。朗读结束时，他忧伤地叹道：“天哪，我们的俄罗斯是多么悲惨哪！”[4]

【“可怖的”标题】

果戈理的这部长篇小说的书名经常被误解。说来很有意思，第一个误解它的竟然是沙皇俄国书刊检查机关的检查官。果戈理对此有一段生动的回忆：“担任主席（莫斯科书刊检查委员会主席）的戈洛赫瓦斯托夫一听到《Мёртвые души》这一书名，就用古罗马人的声调大声喊道：‘不，我永远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魂灵是不死的；死魂灵是不可能有的；作者准备反抗长生不死……’”显然，戈洛赫瓦斯托夫是把书名误解为《死魂灵》了。果戈理接着写道：“当他和其他检查官们明白过来《Мёртвые души》原来就是纳税册上的农奴后，就更乱成了一团。‘不！’主席叫喊道，一半检查官也跟着喊叫起来。‘这种事情压根儿就不许可，哪怕稿子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词组：纳税册上的农奴——这一点就不能允许，这意味着反对农奴制。’”[5]

果戈理的意思十分清楚：书名是《死农奴》，而不是《死魂灵》。读者也许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说死农奴“就是纳税册上的农奴”呢？对这个问题有必要作一点解释，进一步说明“死农奴”的含义。

俄文душа（души是复数）是个多义词。原文的书名从字面上看，既可以理解为死农奴，也可以理解为死魂灵。我们知道，对多义词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确定其含义，这就是为什么书刊检查官最初把书名理解为死魂灵，而在对书的内容有所了解以后才“明白过来”，应当理解为死农奴，他说得很对：“这意味着反对农奴制。”

不过，必须指出，“死农奴”在俄语中是一个固定词组，并非泛指死去的农奴，而是有其特定的含义的。

在农奴制的俄罗斯，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男丁普查，把男丁登记在《纳税人口花名册》（简称纳税册或花名册）上。登记后死去的农奴却并不立即从花名册上注销其姓名，而要等到下次男丁普查，重新登记时才被除名。所谓“死农奴”指的就是这种死于两次男丁普查之间而其姓名仍然保留在花名册上的农奴，所以前面说，死农奴“就是纳税册上的农奴”。在法律上他们仍然被认为是地主的财产，地主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继续为之缴纳人头税。

本书主人公乞乞科夫周游俄罗斯各地，其目的就是要廉价收购乃至骗取死农奴，利用他们的姓名仍然登记在册这一事实，签订买卖契约（契约是要经过有关政府部门认证的），然后把收购在自己名下的死农奴冒充为活农奴作抵押，骗取高额贷款。

在农奴制下，地主拥有对农奴的财产和人身权利，并有权对农奴实施强迫劳动。买卖死农奴的情节，特别深刻地揭露了实行野蛮、落后的农奴制的俄罗斯的黑暗现实。所以书刊检查官这个农奴制的卫道士一见到《死农奴》这个书名，便暴跳如雷，大叫这意味着反对农奴制。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书名的震撼力量。著名作家赫尔岑说得好：“《死农奴》这个标题本身就具有某种可怖的东西。”[6]

【作家的心声】

原版《死农奴》的封面或扉页上都有“поэма”（长诗，叙事长诗，史诗）的字样。我所见到的几种译本，封面或扉页上的这个词没有了，而在正文中把它译作长诗，其实应为史诗。提到史诗，首先会让人想起长篇叙事诗的体裁，想起古希腊的著名史诗，比如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过，大家知道，史诗还有另一个意思：“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社会面貌和人民群众多方面生活的优秀长篇叙事作品（如长篇小说），有时也称为史诗，或史诗式的作品”（见《辞海》）。显然，果戈理是在这一意义上把《死农奴》称为史诗的。

本书尊重作者的原意，在扉页上恢复“史诗”这个词。作家之所以把《死农奴》叫做史诗，是要强调它的艺术概括的广度，叙事同抒情色彩的结合。姑且举个例子来说，小说第三章描写了一个愚昧、闭塞、固执的女地主柯罗博奇卡，接着笔锋一转，令人信服地指出，身居豪宅、养尊处优的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也同样有小地主柯罗博奇卡的影子，在人类“自我完善的无穷阶梯”上，同样处于低下的位置；甚至有些身居高位的显贵，却完全是个柯罗博奇卡。作者仿佛在告诉读者，不要把目光局限于他所塑造的个别小人物，而要着眼于作家对俄罗斯现实的广泛概括。

果戈理在《作者自白》中写道：“我只有从现实生活中，从我熟悉的材料中取来东西，才写得好。我只有在我想象出一个人的外表的最细微的特点时才能看清他。我从来不像简单复制那样写作。我描绘肖像，然而是经过思考，而不是通过想象描绘的。我用来思考的东西愈多，我的作品就愈符合实际。”[7]作家在这里着力强调思考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强调思考与作品的真实性的关系（“我用来思考的东西愈多，我的作品就愈符合实际”）。如果一个作家对生活的观察不细，思考不深，就不可避免地会暴露其作品的浅薄和编造的痕迹。果戈理的这种创作态度体现在作品的人物塑造和情节结构之中。

果戈理认为笑是同社会的恶作斗争的强有力的武器。他在揭露和嘲笑社会的“各种缺点、败行、罪恶”时，内心是怀着深剧的痛苦的。这样的作家不可能抱着冷漠的心情纯客观地描写现实。他在“纵览那波澜壮阔的生活”时，是“带着世人所见得到的笑和世人见不到、也不知其味的泪”的，于是抒情插叙便成了史诗的重要的结构要素之一。通过抒情插叙，作家抒发他对人物的评论，对现实的思考，以及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憧憬。读过《死农奴》的人，谁能忘记在第一卷的结尾，作家以诗一般激情洋溢的语言所塑造的奔向未来的俄罗斯的形象呢？他把俄罗斯比作追风逐电的“飞鸟一样的三驾马车”：

你不也是这样吗，罗斯，就像那望尘莫及的神速的三驾马车在飞驰？大路在你身下烟尘飞扬，桥梁隆隆轰鸣，一切都被你超越而落在你的身后。目击者被这上天的奇迹所震撼而愕然伫立：这是从天而降的闪电吗？这令人骇然的神速意味着什么呢？人世间所未曾见的这些马儿蕴藏着什么样神奇的力量啊？哦，马儿，马儿，多么神奇的马儿！你们的鬃毛里裹着旋风？你们的每一根血管里都流布着灵敏的听觉？一听到飘来熟悉的歌声，便立即鼓起青铜般的胸脯，几乎蹄不点地，化为凌空飞行的绷紧的直线，仿佛受到神的感召而风驰电掣！……铃儿发出美妙的音响；被撕碎的空气呼啸着化为疾风；大地上所有的一切都从旁飞掠而过，其他民族和国家都睇视着闪到一旁，给她让开大路。作家对俄罗斯的伟大未来充满信心。但是怎样才能到达这理想的境界呢？

“罗斯，你在驰往何方，回答吧？”作家曾经发问，但是“没有回答”。可以说，作家本人就是在不倦地探索着这个答案。他想在史诗的续编中塑造能够引导国家达到理想境界的正面人物的形象。为此他花费了五年的心血，数易其稿，每次更改都反映了作家思想变化的轨迹，然而在一八四五年他把已经写定的手稿付之一炬，因为他认为其中所描绘的正面形象在现实中没有根据，而他是不能容忍艺术中的虚假的。流传至今的第二卷的五章残稿是作家逝世之后，在他的文件中被发现的。据考证，这是在他写作第二卷的中间阶段的草稿，与被焚的定稿“根本不同”。

果戈理在一八四一年的一封信里谈到《死农奴》时，有过一段非常感人的自白：“噢，如果再有三年这样精神焕发的时间就好了！对于生命，我只要求完成我的作品所需要的那么多，多一个小时我也不需要。”[8]果戈理对文学事业的这种生死以之的执著精神实在感人至深。

《死农奴》终于是一部未完成的史诗，不过，在我们为作家的悲剧深感遗憾的同时，不应忘记，《死农奴》第一卷无论就其构思还是情节来说，都是一部完整的作品，正是这部作品使果戈理跻身于有世界性影响的伟大作家之列。

娄自良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于上海

[1]见《尼古拉·果戈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531页。

[2]同上书，第530页。

[3]见本书第1卷第7章。

[4]《果戈理全集》，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2年版，第7卷，第28页。参见《尼古拉·果戈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400页。

[5]引自果戈理致友人的书简《关于〈死农奴〉的第三封信》。不过，普希金未能看到这部杰作的问世，他在一八三七年死于决斗。

[6]《赫尔岑文集》（30卷集）第2卷，第220页。

[7]《果戈理全集》第8卷，第446—447页。转引自《尼古拉·果戈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694页。

[8]见《尼古拉·果戈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5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