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译本序(4)

八

莎士比亚创作他最后一个诗剧《暴风雨》的时候，已饱经了一番人海沧桑。伊丽莎白时代表面繁荣的那层薄雾已经消散，危机四伏的社会阴暗面闯进了诗人的创作视野；在那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年代里，他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沉重气氛。透露在他早期喜剧中那种乐观的幻想消失了，但是还不能说，人文主义者所抱的理想也化作尘土，随风而去了。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美好的，始终是莎士比亚这位人文主义者坚持的信仰。我们听听蜜兰达的这一段情绪激荡、像一曲赞歌似的表白吧：

噢，奇妙哪！

瞧这儿，有那么多风度不凡的人儿！

人类是多么美好啊！这个新世界多棒呀，

有这样好的人物！[20]

中世纪天主教会以神性压抑人性，以天国否定人世。人文主义者敢于打破上帝和天国向来的垄断地位，把信仰捧回人间，交托给人类自己，这是具有历史上的进步意义。蜜兰达的那一曲赞歌不再是对神的礼拜，而是在歌颂人：“人类是多么美好啊！”

我认为这就是《暴风雨》的一个富于诗意的主题思想。这就是剧作家一心一意要向观众倾吐的肺腑之言。你也可以说，这就是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企图通过他最后一部作品，向遥远的后人传递的一个信息；这是诗人行将离开人间，在为人类的未来祝福。

如果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暴风雨》的整个戏剧构思了：为什么要在那汹涌的万顷波涛里浮现出那么一个虚无缥缈的海上仙岛？不错，这里该是有逃避现实的因素在内；但是，另外也还有剧作家的一番用心吧：可以让蜜兰达，这个从来没有机会和人类交往的姑娘，抬起眼来，忽然发见一个崭新的世界和那么多风度不凡的人儿展现在面前！这当儿还有什么可以和她的惊讶、她的喜悦、她的兴奋相比拟的呢？莎士比亚正是抓住了这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刹那好让她不能抑制的激情不但给人一种强烈的真实感，而同时又用最清新的诗意表达出来。

“这个新世界多棒呀！”这一声惊叹直到今天听来，并没有失去那一股直扑心灵的力量。它那清新的诗意取得了一种高于现实的象征意义，使我们不过多地计较蜜兰达眼前的近景，其实只是些来自旧社会的人物；使我们的视野变得那样宽广，瞩目于一片美好的远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将为它的诞生而终生奋斗的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

当蜜兰达遥遥地望见海船在惊涛骇浪中翻滚，人们正在狂风暴雨中绝望地挣扎时，她忍不住痛苦地绞着双手，嚷道：

唉，看那些人受难，我跟着在受难！[21]

诗人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塑造出了这一隔绝在人类社会之外，“闻足音跫跫然则喜”的蜜兰达的形象；她多么渴望处身于正在遭难的人们中间，和他们共呼吸、同命运啊。在蜜兰达的无限深情里，让我们仿佛听到了剧作家本人的心声。而一叶危舟在怒海中挣扎，在诗人的形象思维里，也许已和无数的人们在苦难的现实生活中颠扑翻滚的情景融合在一起了。

蜜兰达一上场和最后下场前的那两段充满激情、富于诗意的表白，我认为是《暴风雨》中最难使人忘怀的部分。也许我们很可以选取这首尾呼应的两段话当作铭文，镂刻在莎士比亚的纪念碑上吧。一个人文主义者热爱人世、歌颂人世的精神，充分体现在这里了。

在莎士比亚早期的喜剧里，我们可以看到，人文主义者所极力宣扬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实质上是在本阶级范围内的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罢了。请读一下《仲夏夜之梦》吧。封建家长内定的女婿第米特律，和女儿自己看中的情人莱珊德，如果单从社会地位而言，是并不分高低上下的，他们两个都是雅典的贵族青年：

——第米特律可是一位满好的大爷哪。

——莱珊德也不错啊。[22]

门不当、户不对，就像包办婚姻那样，被喜剧中的这对情侣认为是真诚的爱情的“可恼”的阻碍。

十六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在社会阶梯的顶端还是盘踞着英国皇室和大封建贵族，门阀世家还是受到习惯势力的崇拜和羡慕。这特别在婚姻问题上表现出来。在《李尔王》里，为人文主义思想鼓舞的法兰西国王可以毫不犹豫地娶没有陪嫁的公主为王后；在《威尼斯商人》里，贵族青年巴珊尼可以坦率地告诉波希霞：“我全部的家产流动在我的血管里”（意即贵族血统就是他的全部家底了）；但是很难想象：法兰西国王会娶一个陪嫁丰厚、却没有身分的小家碧玉。巴珊尼的血管里如果不是流动着他自命为贵族的血液，那么纵有百万家产，在当时恐怕未必能得到波希霞的青睐吧。

恩格斯曾经指出：“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之后，结婚的充分自由才能实现，那时候，男子“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23]

革命导师把个人婚姻的充分自由和阶级社会的最终消灭，联系到一起来认识，得出了这一精辟深刻的见解，那是绝不可能为十七世纪初的人们所掌握的。但莎士比亚在写出他晚年的最后几个喜剧时，这样一个问题似乎经常朦胧地出现在他的思考里：——

能不能设想真诚的爱情除了本人之值得被爱慕的品质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外加的先决条件呢？

在《善始善终》里，莎士比亚接触到这个问题，对于血统论提出了怀疑（第2幕第3景）。但是这一喜剧实际上写的并不是真诚的爱情，只是误用感情的少女的一片痴心罢了——一个平民姑娘爱上了并不值得爱的贵族青年。

更值得注意的是《冬天的故事》。王子爱上了牧羊女，为了她，向天宣誓道：

把我王嗣的名份一笔勾销了吧，父亲！

我是我爱情的继承人！[24]

最后发现，这位仪态万方的牧羊女原来就是流落在民间的公主，她一恢复金枝玉叶的身分，当然什么阻碍也没有了。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

《暴风雨》中，蜜兰达和王子的相遇，实际上就是《冬天的故事》中的爱情主题的变奏。两个喜剧先后衔接，而主题与变奏又相互印证，这说明了这里有着莎士比亚一直在思考、探索，却始终不曾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

具有民主思想萌芽的莎士比亚处理这个主题时是羞羞答答的，从没有能够用丰满的艺术形象清晰地表达这样一个见识：真诚的爱情必须和门第观念——封建贵族的阶级偏见——彻底决裂。总是保留着那“王子与公主”的外壳——仿佛这是一块少不了的“遮羞布”。莎士比亚的思想领域里似乎有一块始终没有能突破的禁区。或许呢，考虑到戏剧不同于诗歌小说，必须照顾到观众的欣赏习惯和演出效果，[25]可以这样说：这里是莎士比亚作为戏剧家所没有能最后跨越的一个思想高度。这半步之差说明了人类在历史的长河里所积累起来的点滴进步是来之不易，值得后人的珍惜。

《暴风雨》里的爱情，仍然是王子与公主的爱情，但他们又是在乌托邦式的仙岛上，失去了自己的社会身分的情况下，相遇而相爱的。门第观念被暂时搁置在一边了。一等到恋爱成功，剧作家把落难公主的身分交还给蜜兰达，她就成了不开口的哑角。于是门当户对，荣华富贵的婚姻结束了喜剧。

海上仙岛和这岛上的传奇故事原是向壁虚构，可是在蜜兰达身上却自有一些东西使人难以忘怀。她仿佛当真是在那清风明月的大自然怀抱中长大起来的少女，不仅没有沾染矫揉虚浮的宫廷习气，她那纯洁质朴的心灵仿佛还是没有经过人工穿凿的美玉：她几乎不曾感受到千百年来习惯势力所加于妇女身上的束缚，使她毫无拘束、不加掩饰地把内心深处最隐蔽的思想感情，向她第一个遇见的异性吐露出来，使用的语言又是那样单纯明净，口吻近于一个天真的孩子：

我从没见识过

跟我是姊妹的女性，在我的心灵中也从没印进过一个女人的脸蛋——除非我从镜子里看到了我自己；

我也从没见到过哪一个，我可以称他为

男人——除了您，好朋友，和我那亲爸爸。……

这世界上，除了您，我再不希望别人来跟我做伴；也想象不出，除了您，

我还能另外喜欢什么样的形象。[26]

当然，蜜兰达并非真的一尘不染，在她幼小的心灵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外界事物的时候，就被打上阶级的烙印了，她隐约记得起来：——

我有没有四五个女人伺候过我？[27]

但是借着她的艺术形象，莎士比亚似乎想得很远，超越了贡札罗的那个白日梦里的乌托邦，而飞向遥远的未来。当一个新的时代来到的时候，新妇女将会具有怎样的风度和精神面貌呢？莎士比亚在揣摩着。我们呢，从蜜兰达的形象里不禁又一次想到了革命导师的启示，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之后，婚姻真正有了充分的自由，人们“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28]。在那崭新的世界里，妇女在处理工作、家庭、生活的问题时，将全面地显示出怎样不凡的风度和精神面貌呢？

普洛士帕罗使人想到没落的过去，她的女儿却给人一双幻想的翅膀，飞向遥远而美好的未来。为了蜜兰达，我想，我们的子孙的子孙，也许将比我们更喜爱这个富于浪漫气息的传奇喜剧吧。

方平

注释：

[1]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4页。

[2]这里及以上一段引文均见第1幕第1景（第6、7页）。

[3]见第3幕第4景（第427页）。

[4]这里及以下一段引文见第5幕第5景（第476页）。

[5]这一章节的引文均见第3幕第4景（第425页）。

[6]狄格斯作，收入1640年版莎士比亚《诗集》。

[7]见第1幕第1景（第234页）。

[8]例如在1572年，莎士比亚诞生后八年，法国巴黎发生了“巴托罗缪之夜”的惨剧，封建统治者一夜之间，杀死了两千多个新教徒（胡格诺教徒）。

[9]见第2幕第3景（第271页）。

[10]这里及以下两段引文均见第2幕第1景（第247，257页）。

[11]见第1幕第3景（第120页）。

[12]见第2幕第5景（第142页）。

[13]这里及以上一段引文均见第1幕第3景（第121、122页）。

[14]这里及以下一段引文见第3幕第1景（第160页）。

[15]这里及第21页上引文均见第4幕第1景（第190，195，197页）。

[16]请参阅《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51—152页。

[17]见第1幕第3景（第366页）。

[18]这里及以下两段引文均见第2幕第2景（第397、398页）。

[19]关于这个喜剧的较详细的评述，请参阅拙著《谈〈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载《文艺论丛》第六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20]见第5幕第1景（第581页）。

[21]见第1幕第2景（第486页）。

[22]莱珊德也不错啊，意即莱珊德也是一位很不错的青年贵族啊（见第6页）。

[23]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8，79页。

[24]见第4幕第4景。此外，《奥瑟罗》是值得注意的。男主人公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我乃是王家的根苗”。

[25]根据可以查考的资料，《暴风雨》于1611年11月1日，及1612—1613年间，两度在宫廷演出，第二次是为了庆贺王室的婚礼。为宫廷演出而写作，自然免不了使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受到很大的限制。

[26]见第3幕第1景（第540、541页）。

[27]见第1幕第2景（第488页）。

[28]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