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现代性问题视域中的伦理规范(5)

从哈贝马斯的合法性三个阶段思想来看，当合法性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后，合法化的方式也从追溯“血脉”、“谱系”演变成寻找“产生的限制性条件”，它突出地表现为通过“程序上”或“形式上”合理的途径获得的权力。形式化与程序化成为规范合法性的基础和要求，但并不等于证成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重叠共识与哈贝马斯的沟通协辩达成一致的思路应该是一致的，这是现代哲学解决合法性与证成性分离的努力，也是从合法性向证成性转向的表现。集中于公共理由或交往沟通理性的规范论证可能将合法性与证成性进行综合，但其程序性与形式性可能导致实质性基础的弱化。

哈贝马斯所说的具有合法性的规范并不具有道德实在论意义的那种客观性，当然也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建立在主体间通过沟通理性所达到的共识的基础上，这种共识具有认知意义上的证成性，并内在地与真理相关。其康德主义特征表现在，仍然试图把合法性的主观面向和客观面向统一在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理性之上。不同在于，“康德的理性是认识论背景下先验主体的‘独白式’的实践理性，而哈贝马斯所主张的则是语言学转向后，后形而上学时代的交互主体间‘对话式’的沟通理性”[86]。

哈贝马斯的思想与我们的问题的相关性在于，一方面我们这里的合法性是伦理规范实际被接受或者对主体具有约束力状况，是指规范所具有的外在于行动者的权威性力量，而证成性是指在理论和逻辑论证方面什么样的规范应该被接受，或者具有理论和逻辑的统一性与可证明性。另一方面是现代后形而上学背景下二者的统一趋向，从康德到罗尔斯、哈贝马斯，如果规范的合法性来自实践理性、公共理性、沟通理性，其共同点都注重理性的论证，这样就将合法性问题转变成了证成性问题，这可以说是混淆或者忽视了二者的区别，也可以说是目的在于二者的统一。但不管怎样，在理想的情况下，二者应该是统一的，规范的合法性应该来自或者只能来自其证成性，因为历史上所有的其他来源都可以被归结为原因、事实，而不是理由、应该。在后形而上学时代，规范的来源及其被接受的基础也不可能诉诸神学或者形而上学的基础，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也面对理性逻辑的考察，也就是“证成性”与“应该”的问题。伦理规范与行动“理由”问题密切关联，并且伦理规范本身作为规范存在和有效都需要理由，这是现代世界伦理规范面临的问题。

在我们这个“现代”或全球化时代，不论是对于伦理规范的合法性还是证成性，都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对这个时代来说是根本性的。而在古代思想中，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目的论宇宙观中，价值、意义、规范与客观世界秩序是统一的，合法性与证成性基本也是统一的。近现代以来，主要是西方启蒙运动之后，“自然”与“规范”分离开来，价值和意义于是被驱逐出客观世界，规范的来源就不可能源于客观外在根据，而只能是由行动者的意志所赋予或者建构的。或者说，启蒙思想家们把合法性的外在基础转变到行动者内在的基础上来，从“客观的”方面转变到“主观的”方面，在现代性的背景下行动者的确认和接受成为规范合法性的基础。这一历史演化过程展示的是伦理规范合法性基础的演化。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中，证成性越来越与行动者的欲求、意志、感情无关。合法性与证成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二者是彼此分离的，合法性不能等于证成性，证成性也不能使规范必然获得合法性。另一方面，二者又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尤其是在古代以及整个前现代时期，一种规范在宇宙世界与社会历史观中的合法性地位，就成为其证成性的基础，而在现代社会历史背景下，证成性往往成为规范合法性论证的基础，甚至表现出将合法性归结为证成性的趋势。

在传统的规范伦理学中，一直没有比较明确地区分普遍性与有效性、规范与应用的关系，虽然有一些思想与此相关，比如伦理道德原则或规范的形式性与实质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概念与观念、“薄的”伦理观念与“厚的”伦理观念等等区分。因而在伦理道德思维与伦理学研究中，似乎一种规范原则得到证成，或者获得普遍一致性、述行一致性等论证，就被认为是普遍有效的，就可以直接用于具体的社会情境。这样自然在伦理学研究中就把对规范原则的证成性与普遍有效性论证作为道德哲学的唯一任务。实际上，现代伦理学认为把伦理规范的论证从具体情境与应用中抽象出来，进行形式化、逻辑化，这是伦理学发展的一大进步，并常常把这一进步归于康德的贡献。但问题在于，对于伦理规范来说，与纯粹的理论性逻辑性命题还有很大的不同。规范的证成性总是针对普遍行为，但作为伦理规范，体现为行动者接受和遵守的特定情境中的具体行为或事件。这实际上一方面就是规范的证成性与其合法性应用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就是关于规范实践证成性中“论证”和“要求”之间的关系。也表现为规范作为命题的论证或逻辑一致性要求，与作为行动标准归属的接受和动机之间的关系问题。

道德原则或伦理规范作为一般的法则和规范，自然具有普遍性特征，但道德原则和伦理规范的规范性作用总是通过具体的行动者及其道德行为来体现，实际上，不论是具体的行动者，还是具体作为语言形式和制度性事实的伦理规范，都总是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和具体的道德处境中，普遍性的伦理规范的有效性或规范性问题，往往表现在特殊的具体境遇和行动者中。因此，伦理规范的有效性问题，一方面要处理作为语言形式和制度性事实的规范，与行动之间的关联问题，一方面是抽象普遍的规范的“具体化”问题，表现为抽象的规范原则与具体行动者特殊的道德选择和决定、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已有的伦理学研究和理论都没有涉及的，那就是，从我们关于伦理规范作为制度性事实的视角来看，正是伦理规范在具体情境中的“被接受”、“当作”规范，才构成规范的普遍原则和事实存在，在这种意义上，伦理规范的普遍性是由具体性构成的，规范的事实性是由其有效性建构的。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后形而上学与多元价值的时代特征，已不再可能把一切社会生活都置于某种实践理性的指导之下，但这并不是说普遍的规范有效性要求就不存在，事实上，人类的反思意识与批判精神的发展使判断力的独立性越来越强，这使超越特定情境的合理性规范更有可能获得认同。把规范的有效性证明与其应用的有效性证明区分开来仍然是必要的，而且规范证成性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其合法性、有效性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但是证成性的基础和根据却越来越成为困难和争论的焦点。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希望通过一种实践商谈的途径，把是否符合每一个可能的商谈者的利益视为道德规范的有效性的根据，从而建立行为的一般规范，这样就把规范应用的问题包括在了规范的建立过程中，因而其“普遍化原理”中，既包含了理想的普遍化的要求又有特定的应用性要求。但如果按照黑尔的语义学分析，那种要求具有普遍规定性的规范做不到既对普遍性又对特殊性作出规定。规范所面对的具体应用情境是由具体的当事人的行为动机、具体行为事件的发生背景以及事件的后果等因素构成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商谈伦理学的“普遍化原理”把人们是否能接受规范在具体应用中的“后果和副作用”视为规范的有效性的验证标准，这是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但可能却是一个难以达到的目标。[87]这就提出了后形而上学时代伦理道德规范的论证方式问题，以及实践理性与商谈之间的论证模式关系问题。哈贝马斯的理论仍然在证成性与合法性之间具有难以处理的问题，甚至面对一种欧绪弗洛难题，因为实际达成的一致与共识与应该的规范之间并不等同。

一方面在现代伦理学思想中，规范的基础失去了外在的“客观”与先验的来源，同时，任何未经反思审视的权威与习俗都不能成为伦理规范的合法性根据；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把证成性看作与某种外在的实在标准相符合，而在传统伦理思想框架中，更为普遍的证成性观念往往要以某种标准或者准则为基础，也就是说，没有一定的标准前提，就无法对证成性本身进行判断。所以在这一意义上，成为合乎理性的，似乎就是服从于某些规范。

柏拉图提出，在如何成为一个好木匠或者好医师和如何成为一个好人之间有一种相似的关系。但在现代思想中，这两方面之间并不能具有这样的相似关系。木匠和医师有可见目的，而人类则没有。人类在前行中构成了自身，在改变其自身形象时亦改变其可见目的。人类没有确定的目的，这个问题使许多研究者试图从“刀”、“汽车”等概念推出“应该”规范的类似角度来论证伦理规范的“应当”思路不具有证成性。

面对这样的难题，波普尔和哈贝马斯的合理性观都属于一种“程序性的”合理性观，以区别于传统的所谓“实质性的”合理性观。后者也可以借用美国哲学家普特南的术语，叫作“唯标准主义”的合理性观，它把某些既定的标准当作合理规范本身，或者作为合理性的前提。在他们看来，合理性不再表现为只通过孤独个体的自我反思便可找到的先验标准，而存在于主体与主体之间持续进行、生动多变的交往、讨论和批判之中。这种批判性的交往与讨论归根结底都必须诉诸理由，但这种理由究竟是什么并不是绝对的、不变的，而是其本身也可以谈论和批判的。[88]由此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希望用程序性代替实质性的前提原则，避免理论悖论，又解决普遍性、形式性与特殊性、有效性之间的问题。

同时，沟通伦理学中对事实上的“认可”（acceptance）和规范上的“值得认可”（acceptability）之间进行了区别，强调所谓“共识”是指众人认为某一观点值得认可，而不仅仅是指众人对这一观点的事实上的认可。对于作为一个事实的“认可”，我们只需要说明这个事实的原因，对于作为一种评价的“值得认可”，我们则必须提出之所以值得认可的理由。[89]也许可以说，哈贝马斯希望通过沟通伦理学解决伦理规范证成性与合法性权威的问题，从而在后形而上学时代解决伦理规范的基础论证问题。关于这种规范的接受与认可事实上与评价上的区分的意义，目的可能在于避免事实与应该之间的难题，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避免“共识”与“规范”问题上的欧绪弗洛困境。但不论是“值得认可”还是“共识”，都必须首先预设一定的规范性前提才有可能，因而哈贝马斯最终转向某种先验论证的形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哈贝马斯之所以从主体间性的角度研究规则的合法性基础问题，是为了回答后形而上学时代规范合法性辩护何以可能这个问题。他的辩护思路是把规范的合法性问题建立在有效性基础上，而有效性以交往理性为基础，交往理性以理想交往共同体构成性必要条件为伦理学规范前提。这种伦理学规范是在最广泛意义上而言的，它构成了进一步演绎其他规范的前提条件。可见这是一种先验论证模式，但他仍然需要处理合法性、证成性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实践有效性并不能推出理论论证的合理性及其规范合法性，同时，论证合理性也可能不具有实践有效性和合法性。因为在更高的理论视域中，证成性与合法性都是伦理规范基础问题所涉及的不同方面，它们并不能相互归结于一方，也不能相互替代。

根据泰勒的研究，现代自由观念是从实质性向程序性证明的巨大转变的最强劲的动力。从历史的考察来看，社会契约论因同样的原因而兴起。代替用政体的种类或某种良好社会的概念来规定实质上的合法性的，是用其创立的程序来规定它。如果我们从这种理论的最早的形式跳到其最近的形式，即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概念，这部分地建立在同样的考虑之上。“只有所有人都能自愿接受的规范才是正当的，这种观念是程序观念的一种新颖而有趣的变种。它从康德那儿继承了某些东西，但它提供了一种‘对话的’程序来代替康德的程序，……但是，这种变化看起来前进了一步，恰恰是因为它与对多种多样的人的自由的自我决定的承认有关。在某种方式上说，它把康德的普遍性和边沁拒绝为他人决定何为对错结合起来了。”[90]实践理性的实质性与程序性概念，对规范基础合理性的论证也可能具有实质性基础与程序性基础的区分，即这种基础寻求的是一种主体的实质性特征、好的生活或者人类存在意义的根据，或者某种程序性的原则基础，如商谈共识与反思确认等原则。在这一意义上，也许实在论更多地表现为实质性，而建构论更多地表现出程序性。实质性与程序性的实践理性概念与规范基础论证体现了现代道德哲学和伦理学变化的特征，其规范基础论证这种变化也体现着时代气候对基础和合理性以及论证等概念的理解和要求。这种时代气候体现着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特征，同时在全球化时代，在不同民族文化与伦理思想原则的交往沟通中，在实质性基础不可能形成的条件下，这也成为伦理学论证的一种时代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