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书华
大约在2012暑期的时候，我在北戴河与乔忠延先生相遇，他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了他关于客体散文的构想，引发了我对此极大的赞同。分手后，时过境迁，我也忙于杂务，也就将此话题搁置脑后了。其间，在与朋友闲聊中，知道忠延先生承担了中国作协的中国百位文化历史名人传记的写作任务，并且在2014年出版了他所承担的《关汉卿传》，与之前后，他还承担了山西省的“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的写作任务。也是在此期间，我收到了他托人送我的新出版的《乔忠延散文选集》，在某一次学术会上，我还知道了对散文素有研究的四川大学的博导曾绍义教授与他的高足合著出版了《乔忠延散文探论》。今年春节，忠延先生以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发的两篇谈羊年的长篇散文，在公众中引发了一阵热议。因之，当我收到了即将出版的他近些年尝试写出的客体散文集的文稿后，我对此的惊异是不言而喻的，为忠延先生的认真、执著、勤奋、才情及对文学的献身精神而感动。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浮躁的时代，在我所略略了解的学界，有多少人为了功名与实利，大批量地复制他人也复制自己，并在这种复制所生产出来的成果中，享受“成功”的喜悦。以忠延先生在文坛的盛名，他是可以轻车熟路地以自己习惯的写法，让自己的文字频频亮相于大江南北的。但他基于许多散文大家名家之作，虽然每篇个别读来，篇篇精彩，但放在一起集中来读，却给人以重复、新意不再的现状与教训，“自讨苦吃”地与自己“较劲”，不计成败荣辱地试图以客体散文走出这一困局，以自己对客体散文理念的提出与写作的实践，甘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就是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他的这本客体散文集。
对客体散文，忠延先生在这本书中的《客体散文：探求散文创作新常态》中谈了自己的理解，大致说来，就是让作品的魂、神、气、形、体，贴近大千世界中自己写作的对象，并因了这对象的各不相同，从而让所写出的作品也各不相同，使每篇作品都是一次新的尝试，都是一次全新的写作，都是对昨日自己的一次走出，让自己既不在原地踏步，也不围绕着自己既定的写作定势打转，而是让自己永远在行走的路上。他的这本集子中的几十篇散文，就是他根据自己这一理论写作实践的成果。
我在读了他这几十篇作品后，曾想结合这些作品，谈谈他的客体散文的写作得失，优劣短长。但几次下笔，均无法成篇，以至于我再次怀疑我对具体的文本的审美感知能力，是不是在经院化格式化的所谓“学术写作”中，麻木了消退了。我可没有忠延先生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于是，我选择了一条讨巧的便捷之路，那就是泛泛地谈一谈我对客体散文的看法。
但凡一个时代的变动，总是会在散文的变化中有所体现，或者说，散文的变化，往往体现着时代的变动，成为一个时代精神风尚的风标、气象。中华民族在自己经济、政治、文化形成期的厚土中，种下了自己精神的种子，扎下了自己的精神之根，这就是先秦诸子的散文。秦帝国所奠定的中国自然经济社会结构的能量，在盛唐时代达到顶峰，标志了一个完整的中国的历史时代，这之后，北宋时代的商业经济的形成，开始了中国经济、政治等等的社会转型——这一转型，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全部完成。因之，有了唐宋散文八大家的为人所瞩目。五四时代，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起跑线，因而，用鲁迅的话说，五四时代“小品文的成功，在小说、诗歌之上”。大时代的变迁之于散文是这样，小的阶段性的历史变化也是这样。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提前结束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走向了社会主义形态的构建，对个人日常物质生活的满足及其价值性认可的历史性要求与这要求的实际上的不可能实现，使杨朔的散文，以《香山红叶》为标志，重视脱离物质的精神的纯净，重视脱离个人的集体的神圣，在1956年之后，完成了自己的散文转型，成为一个模式，并为那一时代所普遍接受，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表征。诸如巴金的《随想录》之于新时期的新启蒙，韦君宜的《思痛录》之与一个时代的反思，也大致如此，不再赘述。
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伴随着市场经济从根本性的经济基础上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中国社会出现了时代性的价值动荡。这一价值动荡从属性上说，与五四时代颇多相似之处，然五四时代这一价值动荡基本上是在文化思想层面上发生的，而今天中国的价值动荡，却是社会各阶层的全民性的渗透到每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动荡。在这一动荡中，中国思想界出现的现代自由主义、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新威权主义等各种思潮，标示了中国思想界的活跃。中国的文学创作，作为敏感的情感对应体，在这一动荡中，由于不能如20世纪80年代那样承载中国民众精神情感的价值指向，为中国民众提供审视现实精神情感价值困境的力量，所以，日益边缘化了。中国的文学创作界之所以如此，是与中国文学创作界主体面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大变局，缺乏相应的思想资源价值资源的来支持自己是分不开的，而这种缺失，又是历史的既定形成。
面对这一既定形成的中国文学创作的困境，中国文学创作不能再以原有的观念去面对新的现实并给以表达，而急需重新构建自己的观念世界，用全新的观念去审视现实，创造文学的世界，并为此为民众提供精神情感滋养。在重新构建自己的观念世界时，读万卷书——汲取思想界的成果是一个方面，行万里路——从变动着的现实世界中汲取营养，改变、构建自身的观念形态，是另一方面。而恰恰是在这个方面中，我们看到了忠延先生所提出的客体散文创作之于现实的迫切意义。那就是，不是用原有的或者预定的作者心目中的价值指向来形塑、评判自己所写的对象，而是在对象中汲取营养，重新构建自身，且又在重新构建自身中，形成对自身更为深刻的表达，对所写对象的更为深刻的再现。由于所写对象的各不相同，且在这写作中，使作者时时地改变着自己，自然使作品不会有篇篇重复之病；也由于不同作者虽然所写对象虽然同一，但不同的作者是在与他人不同的自身原有的“前结构”中，相遇同一写作对象，所以，不同作者自身在相遇同一写作对象时，“前结构”的不同，也使作者之间不会相似——在这里，最为重要的仍然是作者独立的主体力量，而不是用“整体”的观念代替自己的“前结构”，如是，具有不同“前结构”的作者，在面对同一写作对象时，其笔下的形态自然各不相同，风格即人，这一结论仍然是存在的。
其实，客体散文这一概念虽然是第一次提出，但其包含的写作真理却仍然是对前人写作经验的继承。王国维在讲到意境时曾说过：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是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是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有我之境的艺术力量，在于“我”的力量如何，物是我的一部分；在无我之境中，“我”亦为“物”，无我之境的艺术力量，在于物物相遇时的力量如何，物是物本身。
五四时代的两座高峰是周氏兄弟。表现在散文创作中，鲁迅的散文，是以自己强大的精神之光灼照万物，让万物在这灼照之下熠熠生辉。周作人的散文，则是围绕着自己所写对象，东抄一点，西抄一点，让自己所写的对象体现在这众多的所抄之文中。
20世纪40年代初，面对着文学创作界、文学创作者与文学创作对象的疏离和隔膜，毛泽东也曾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倡导过，让创作者去熟悉、了解、在情感上去亲近自己的创作对象，以出现一种新的适应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创作气象。
20世纪50年代的胡风，曾经以强调创作时作家的主观力量而名动一时且影响深远。胡风认为，作家的创作过程，就是作家自己与所写对象这主客观“相生相克”“相互搏斗”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家改变着所写对象，作家所写对象，也在改变着作家自己。所以，胡风还认为，作家的创作过程，就是深入生活的过程。
但是，客体散文在今天的提出，尤具现实的迫切性，这原因，一是因了我前面说过的，作家在今天面对变动中的现实，在现实中汲取营养，重新构建自己的观念世界，以此提升自己审视现实的力量，并因此为大众面对现实时的价值动荡提供价值资源与精神支持。另一方面，还由于在中国的意象造型观的文学创作传统中，往往更多地强调创作者面对创作对象的支配力量，不管这一支配力量是以服从“整体”的个人出现，还是以独立的个人出现，但均不大尊重创作对象自身的存在价值。这在强调“整体”或者强调“个人”的时代，都自然有其应该被重视的理由，但在今天，更应该尊重的，是创作对象自身的存在价值。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今天的价值动荡中，我们更应该放弃“以我为主”而强调对话，强调在对话中寻求共识。我在承认自己是一个主体的时候，也应该相应地承认他人也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相互之间的承认、对话并在这其中形成共识，在共识中相辅相成，这才是现代人之间所应该倡导的“主体间性”关系。而当我们在客体散文中，将所写的我们认可或者不认可的客体，也当作一个主体而予以重视、尊重时，我们就在写作实践及所提供的作品中，彰显、倡导着这样的一种现代人的“主体间性”关系的建立。这样的客体散文的出现，谁又能说不是散文写作的一次时代性变革呢，谁又能说不是时代性变迁在散文世界里的具体体现呢，谁又能说这样的散文不是时代的风向标与气象呢！
是以为序，并以此祝贺、鼓励忠延先生对客体散文写作的提倡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