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医生的故事

我们是在来到美国的第二年，搬到现在住的地方的。

算起来我们一共住过三个地方，好像是围着一个叫做“雅典”的小城团团转着，搬家是从近郊到远郊继而到乡村，环境越来越荒僻了。所以，遇到美国人问我们住在哪里，哪怕他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州，我都不会报出地名，而只会说，那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小地方，因为报出地名来也没人会知道。

刚搬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小地方相当“有文化”。小镇中心有一栋标志性建筑，造型古朴，红得非常别致。那是旧日的县法院。看来，这还是旧时代的小镇规划思路：为了突出“中心地位”，建筑物就正正地挡在主干道上，车马人等都必须减速绕行。所以每次回家，都会在邻近小镇的最后一个高坡上，看到这道以绛红色为主体的风景。然后减速，欣赏着画面的逼近，也暖暖地对自己说，要到家了。

在接近这栋建筑的时候，它的墙面就成为整个画面红色的背景。此刻，正对着我的一座白色大理石雕像会渐渐凸现出来，成为构图的主体。红白相映的色彩，对比非常鲜明。那是一个站立的人像，一个绅士模样的中年人。他微低着头，显得十分谦和。

我们一次次甚至一年年地，开着车经过这里。我们无数次和他相遇，又绕过他的身旁，却每次都“马不停蹄”，匆匆回家。我们没有想过要停车，迈上那个车流中的“小岛”，去拜谒这个绅士。也许，来自中国大城市的我们，内心中还是不由自主地隐匿着对小镇和小镇名人的轻视？

第一次去探访“他”，还是借了一个朋友来访的机会。朋友是研究历史的，对我们的小镇充满好奇，执意要登上这个“孤岛”看看。我们陪着上去了，才发现那里内容相当丰富。例如，有历次战争期间，这里的居民参战和阵亡的纪念铜牌，有南北战争期间留下的大炮等等。最后，我们来到这座大理石雕像前。底座上的文字非常简洁。我们这才发现，他是出生在这里的一名医生，似乎有过什么特殊的贡献，可惜这唯一要紧的内容，却牵涉一个对我们来说还很生僻的英语单词。也许是他谦卑的外貌、也许是我们潜在的傲慢令我们忽略普通的一名乡村医生。于是我们又一次错过，和他相遇却没有真正相识。但是，我们还是记住了他的姓名和生辰年月：

克劳弗德·威廉姆森·朗医生（Dr.Crawford Williamson Long, 1815—1878）

 

万幸的是，这个记忆在不久以后派上了用场。一天，我们行驶在85号州际公路上，忽然在一块一晃而过的路牌上，发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克劳弗德·威廉姆森·朗医生博物馆，杰弗逊县。

杰弗逊县，就是我们搬家之前在美国的第二个住处。朗医生和我们真是有缘，这次下了决心，我们一定要专程拜访这名乡村医生。朗医生的博物馆坐落在杰弗逊县中心的杰克逊镇上。那是一栋小小的普通房子，当年就是朗医生行医的诊所。博物馆今天是由地方上的私人基金会在维持。这是美国小城镇的地方历史博物馆通常采用的形式。

美国是一个出了名的没有历史的国家。可是，你却处处可以感受到一种浓厚的“历史感”。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村镇，都会有他们的历史保护建筑；他们都会在自己的小报馆的铭牌上，标出它起始于18××年，甚至17××年；有时，他们建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虽然其中的展品可能只是些旧时的农具，锄头犁耙什么的，他们却因此而认认真真地在那里筹款捐款、做义工。你看了就能够感觉出，这个年轻的国家，似乎有什么东西是一直立在那里的，是持衡而且稳定的。也许，那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也许，那是对栽树的前人的一种敬重；也许，那是对文化积累的一点意识；也许，对于他们那什么都不是，只是自由自在生活的一个自然而然部分。他们的生活里，长久没有别处的那些“争斗”内容，当然就要干点什么其他的事。

在朗医生博物馆里，我们才明白自己是多么的孤陋寡闻。他确实是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可是，他也是在这个世界树立了一块重要里程碑的人。当初，我们在他的纪念雕像前没能明白的那个英语单词，是“乙醚麻醉术”，这个使用至今、令全世界无数人受益的技术，是朗医生发明的，他是这项技术的第一个手术使用者。

克劳弗德·威廉姆森·朗医生是一个爱尔兰人的后裔。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被荣誉记录的美国独立战争老战士。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不约而同地从北方移居到了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南方乡村小地方。因此，有了他们的孩子们的结合。也因此，这个无名乡村才在1815年11月1日，诞生了一个未来被载入史册的乡村医生。

朗医生的一生是平凡的。他高高的个子，宽大的额头，一双蓝得非常纯净的眼睛。他性格温和，行医认真，是一个好医生。他也有很好的艺术修养，兴趣宽泛，喜欢戏剧和文学。终其一生，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戏剧化的生活场景。他离世时非常突然。在他去世的时候，也没有发出什么惊人之语，而只是抓紧最后的时刻，妥善安排了他的遗产。一如惯常的作风，对家人他很负责也很认真。他是在二十七岁时结婚的，尽管他的家人长期住在乡村和小镇，可是他的妻子和孩子回忆起来总是说：“他使我们的家，成了一个真正的天堂。”

学医之后，他也曾在纽约行医，可是他最终回到家乡，决定做一名乡村医生。他和弟弟一起，开了一个小药铺。美国早期的生活是非常简朴的，当时的乡村医生，也是必须医药兼备，活像我们中国旧日的郎中。在今天的朗医生博物馆里，还陈列了他当年行医的诊所兼药铺，由于一些小手术也在里面进行，于是如何快速有效地麻醉，就成了乡村医生的一个大问题。

麻醉方式一直是医学界的一个重大研究项目。朗医生和其他医药界人士的区别，就在于他是一个乡村医生，因此更注重实际的操作。他在苦于麻醉问题无法很好解决的时候，想起了他们在学生时代的游戏。他是科班出身的医科毕业生，那些年轻的学生们，曾经在一次“乙醚晚会”上吸食乙醚。他记得一个学生在那天被意外碰伤，却由于乙醚的作用，一点不感觉痛苦。这个细节使他开始着手研究，并且立即付诸实践。

1842年，他首次运用乙醚为一个乡亲的颈部肿瘤做手术，获得成功。成功之后，朗医生的反应依然是一个乡村医生的本能反应。他很高兴。接着就继续用乙醚麻醉术为乡亲们治病。他丝毫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应该做的事情，是赶紧去登记这一发明，去因此成名。

所以，在四年以后别人做了同样的事情，并且登记了发明。朗医生听说了这件事情，同时也听说了有一笔可观的奖金。他不是富人，他需要钱。所以他也开了佐治亚州的证明，试图取得他应得的那笔奖金。可最终奖金被取消了。他并没有因此愤愤不平，他还是回到小镇，继续做他的乡村医生。

朗医生从没有过度关注过自己的贡献。他只是安静地享受生活，也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直到最后时刻，他还在为一名妇女接生。当孩子顺利降生，朗医生突然感到眩晕，几小时后，在病人的家里，他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然而，淡泊人生的朗医生却似乎被命运注定也要经历一个传奇。朗医生经历过一次战争，那就是美国唯一的内战——南北战争。对于朗医生来说，不论发生了什么，他还是他，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只不过战前他医治的是病患，战争中他抢救的是伤员。这场国家的重大变故带给他的传奇故事是：他的大学同班同学、同寝室的室友也是他的终身好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斯蒂芬斯（Alexander Hamilton Stephens）在南北战争期间，成了南方“邦联”的副总统。这可是朗医生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斯蒂芬斯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他虽然持有维护奴隶制的观点，可是他曾坚决反对南方从联邦中分裂出去，并为此作了最大的努力。他的宪法意识很强，对于当时的美国总统林肯的谴责，也是从“毁宪”的角度出发。他和林肯的私交很好。战争之前，林肯总统曾经给他写过一封秘密的私信，试图通过建立他们之间的理解，以达到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和解。战争结束之后，南方战败，斯蒂芬斯却潜心写了一本两卷本的政治学著作《南北战争的宪法观》。虽然他在书中阐述的是南方观点，可是这本书却受到整个美国学术界的重视，被公认是一本讨论“州权”以及“州与联邦关系”的重要学术著作。

朗医生一生没有涉入政治，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医生。但是朗医生却和斯蒂芬斯这位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政治人物，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互相敬重。斯蒂芬斯比朗医生大三岁，却比他还多活了五年。那时，美国联邦国会曾决定由每个州送两尊本州的英雄塑像，永久地安放在国会大厦象征这个州的光荣。佐治亚州就“英雄的确定”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斯蒂芬斯在临终前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说中强烈地呼吁，将朗医生——这个为人类幸福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和在美国建国之前建立佐治亚殖民地的英国总督奥格拉索普（Orlethorpe）一起，作为佐治亚州的英雄将塑像送往联邦国会大厦。

做完这次演说的几个星期以后，斯蒂芬斯就去世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呼吁起了一半的作用：佐治亚的人民果然推举了朗医生，但同时也推举了他——斯蒂芬斯，替代了他所推举的英国总督。就这样，当年在大学时代同寝室的两个年轻人，两个保持了一生友谊的好朋友，在他们死后塑像被一起送进了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大厦，作为佐治亚州的英雄站在那里。

朗医生的大理石雕像被一式两份地制作了两个，一个被送去华盛顿，另一个就留在了他的家乡。那就是我们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的，在老法院砖墙的红色背景衬托下，在大橡树的绿阴庇护下的大理石雕像。我们这才发现，原来我们天天生活的乡村，是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