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不知道浪漫

——美国国家战俘博物馆记之一

安德森维尔在佐治亚州南部。沿着75号州际公路南下，经过南方重镇梅肯——当年宋庆龄姐妹上学的小城，折上49号公路，开上个把小时，就可以看到在公路左侧的战俘博物馆了。

安德森维尔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隐于佐治亚州的漫漫林海之中。一路上我们经过大片的国家森林保护区。走出梅肯之后，感觉就是地方越来越偏僻，人烟越来越稀疏。就在这样一个地方，一百三十多年前，曾经建立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最大的战俘营，也是当时生存条件最差、死亡率最高的战俘营。在南北战争之后，这个战俘营的主管威尔兹上尉(Capt.Henry A.Wirz)，成为这次战争后唯一以“战争罪”被处死的人。他的定罪是否恰当，是美国历史上一个经久不息的争论话题。

然而，不论怎么说，正是安德森维尔战俘营，在历史上第一次引起了美国人对战俘待遇问题的关注。而在十九世纪中叶，这样一种人道关注，可以被称为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印记。

南北战争发生在1861年，是美国唯一的内战。这场历时四年的战争，双方阵亡人数高达六十二万人，受伤和被俘的数字也十分惊人。直至战争结束，曾经有三十五万军人被俘，是此后美国参与的历次战争被俘人员总和的二点五倍。

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一年，双方就已经无法承受战俘的压力。当时的联邦军队，也就是北军的司令格兰特将军和南军将领罗伯特·李将军，都毕业于“美国黄埔”——著名的西点军校。他们对于战争中产生的类似问题，因循传统，有正常的沟通方式。于是在1862年7月，双方将领达成了一项交换战俘的协定，那就是著名的“迪克西—黑尔协议”（Dix-Hill Cartel）。这个协议规定，双方被俘的军人，必须在被俘十天之后相互交换。士兵与士兵交换，军官与军官交换。这样，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虽然双方都有被俘人员，却不需要规模巨大的战俘营。

南北战争的双方，条件都非常艰苦，士兵的基本生活没有保障，战俘营的状况更是等而下之。然而，战俘交换计划的执行，却在无意之中冲淡了战俘营存在的严重问题。战俘快速地流动，条件再差，他们也只不过待几天。谁知，战俘营问题在南北战争结束的两年前，突然变得严峻起来。

在“迪克西—黑尔协议”中规定，双方战俘在被交换释放之后，必须离开战斗队伍，“还兵为民”。联邦军队的被俘人员，在被释放之后，基本上都回到了北方的老家。可是，由于战斗主要发生在南方土地上，因此，南军的被俘人员在被交换释放之后，有相当高的比例又重新投入战争，事实上形成了南军的“违约”。这就使得北军逐步放慢了释放俘虏的步伐。终于，在1863年5月，北军单方面停止了协议的执行。这样，战俘营人员暴增，他们不再是熬一熬住上几天就能出头的短暂“住客”。各个战俘营原本恶劣的生存条件，被突然产生的拥挤恶化了。

安德森维尔战俘营是其中状况最差的一个。第一个到达这个战俘营的北军战俘是在1864年2月，此后的几个月，差不多以每天四百人的速度递增。到6月底，这里已经有了一万名战俘。这个数字就是这个战俘营计划中的最大容量。可是，最终它竟然被挤入了四万五千人。

在博物馆小小的后院尽头，是一堵“照壁”式的战俘浮雕和雕塑。绕到它的后面，我们眼前突然展开一片幽静的峡谷。四周是森林，平缓的山坡顺势向中间下陷，一条不过一两英尺宽的小溪流，穿谷而过。今天，这样一片景致无疑是赏心悦目的。可是，没有人站在这里会感到轻松。这就是当年的战俘营营地。一百三十六年前，四万五千名北军战俘，就是被命运抛到这里自生自灭的。

在这二十六英亩的营地里，从来没有营房，仅有的构筑件，就是圈起他们的围栏。战俘营不发任何生活用品。战俘只能用自己随身带来的衣服毯子和几根树枝，为自己支起小小的“营帐”。现在有一个角落，向参观者展示着几个这样的“帐房”。只见在冬日的寒风中，小块的破布在那里瑟瑟飘荡。许多人则根本没有任何可以遮蔽风雨夜寒和南方烈日暴晒的材料。再加上食物不足，医药奇缺，卫生条件恶劣到极点，到战争结束时，这儿共有一万三千名战俘死去，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九。

在当时的条件下，面对如此巨大的一个战俘营，战俘营主管威尔兹上尉手中根本没有合理维持它的人力物力。战俘营中的混乱可想而知。不仅有饥饿、伤痛、病弱和死亡，战俘中也出现打架偷盗甚至谋杀。最后，战俘营的日常管理和秩序维持，就只能依靠战俘们自己的组织。在安德森维尔战俘营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发生过的最大一件事，就是战俘中的一起抢劫谋杀。为首作案的六名战俘，被战俘自己组织的执法队逮捕，由战俘组织的法庭审判，被二十四名战俘组成的陪审团宣布有罪并判处死刑。

威尔兹上尉同意提供搭建绞架的材料。在死刑执行那天，他最后一次请求战俘们宽恕这六名被告，被战俘们拒绝。威尔兹上尉最后只能请求上帝关照他们的灵魂。今天，在安德森维尔战俘营的墓地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六名被绞死的谋杀者的墓地。六块白色的墓碑单独一溜儿地站在青草地上，就像当年他们一起站在绞刑架下。

这是1864年，距离《日内瓦战争公约》的问世还有整整六十四年。当时，在战争的非常状态下，人们还没有清醒地要求人道对待战俘的理性思考。威尔兹上尉，就其个人来说，始终没有发现他有贪污或克扣战俘营经费的情况，也并没有发现他有恶意折磨战俘的劣迹。可是，那些逃跑后被抓住的战俘，曾普遍受到长时间捆绑在柱子上，甚至受到双手悬吊的体罚。在当时人们认为，对于“逃亡”，这样的惩罚是“不过分”的。

这个战俘营在1865年4月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关闭。威尔兹上尉被判处死刑。他是美国第一个由于“虐待战俘”这样的“战争罪行”被处死的人，也是南北战争后唯一因“战争罪”而被处死的人。临死之前，威尔兹上尉说：“我担任的职责是艰巨的，也是不愉快的。但是，我感到欣慰的是，没人能够为那些我所不能控制的事情而指责我。可是，我却不得不承担众怒。战俘们为自己遭受的苦难而需要发泄复仇。”有关“威尔兹上尉之死”的历史争论由此而起。

争论的焦点是，战争罪责的承担者究竟应该是谁。应该说，除了相关的军队领导人，以及战争期间的严酷条件以外，当时人们人性觉醒的程度不高，也是造成悲剧的原因。南北战争时期，战俘的待遇普遍都很低。绝大多数战俘营的死亡率都在百分之十五以上。由联邦军队管理的、关押南军俘虏的纽约州埃尔米拉战俘营，死亡率也高达百分之二十四。那里的高死亡率，是由于冰天雪地中的战俘营，没有提供给战俘足够的御寒设施，他们大多是被冻死的。

在南北战争期间，有五万五千八百一十四个战俘，死在双方的战俘营里，还有大量战俘曾经生活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这是美国人共同的耻辱。

在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一百三十多年前的南北战争期间，《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在整版整版地刊登双方公布的战俘名单。这些报纸要在交通状况极差的条件下，由马车或是步行，长途跋涉送到战俘家属手里。当时双方都有战俘登记和公布名单的制度。一个叫克拉拉·巴彤（Clara Barton）的妇女，在战争中受林肯总统委托，专门收集失踪士兵的情况，以便通知他们的家属。战争刚刚结束两个月，她和联邦军队的摩尔上尉（Capt. James M.Moore）以及一名十九岁的安德森维尔的前战俘多伦斯·安特瓦特（Dorence Atwater），来到安德森维尔。安特瓦特在作为战俘关押期间，曾被战俘营特别指派为登记死亡的书记员。他们带领三十四名士兵，在原来的战俘营地，在南军做的战俘营记录和安特瓦特原有的登记基础上，展开辨认和标明死亡战俘墓葬的工作。

两个月以后，一万两千多个死亡战俘的墓葬被确认和标明。最后，仅有四百六十个墓葬无法得到确认。他们最后被安葬在一起，这就是“无名联邦士兵之墓”。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片绵延伸展的墓地。入口的塑像是三个相互扶持的战俘，似乎以他们最后的生命力，在支撑着生的欲望。墓碑都是统一的形式，十分简朴，不过尺把高的白色大理石，整齐地在大片草地上排开。每一块墓碑，都有受难者的姓名并注明他来自什么地方。因此他们的后人今天依然能够找到他，给他放上一朵鲜红的玫瑰。当我们站在这样一朵靠着墓碑的玫瑰前，感受生与死的触摸时，才更深切地理解到，受难者的死亡记录对于人类的意义。假如忽略人类历史悲剧中的受难者，我们就是在轻贱人类和生命本身。

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将安德森维尔划归内务部国家公园局管辖，1999年4月9日，美国国家战俘博物馆正式成立。它是为历史上历次战争中的所有美国战俘而建。它是现今世界上唯一的战俘博物馆。它的建立，旨在伸张《日内瓦战争公约》的人道主义精神。战争不知道浪漫。战俘是战争苦难的最大承受者。当士兵在战场上被迫放下武器成为战俘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战斗已经结束，苦难却刚刚开始。他们将要遭受的肉体磨难和屈辱，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悲惨的一面。他们为自己的军队和国家做出的牺牲最大，头上的光辉却最少。身为战俘，他们是最透彻地看到了战争本质的人。就像安德森维尔的一个战俘说过的：“人生都有其经验。我的一生如果有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我们再也不要战争了，不管是为了什么理由。”

离开博物馆，我们穿过公路，又穿过铁路，来到不远的地方——森林中安静的安德森维尔村。那是一个小小的村子。村子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历史博物馆。看管的老太太告诉我们，有很多人来这里参观，她已经习惯听到人们告诉她，他们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我们说，是啊，不论这里距离他们的家乡有多远，回去以后，他们一定都会记住安德森维尔的，就像我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