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沉重地说：原设想“文化革命”今年就差不多结束，现在看来收场难啊！我告诉毛主席，大字报上说你找到了一个失散多年的儿子，在生产队当会计……毛泽东着急地说：你辟谣了没有？我家的事哪一桩你不知道，不要说我没有找到个儿子，就是真找到了，又有什么意义呢？你要辟谣啊！
1967年1月，在张春桥、王洪文等策划下，造反派夺了上海市政府和中共上海市委的党政大权。
毛主席支持了这个夺权运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两报一刊”社论，大造夺权舆论，一时间在全国各地引起连锁反应，大多数省、市和自治区的党政大权被造反派夺取。“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之声甚嚣尘上，领导机关瘫痪，厂矿停产，交通停顿，全国混乱不堪。尽管派出大批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实行“三支两军”，仍不能有效地稳定大局，控制局面。毛主席原来估计夺权之后，三四月份就可看出个眉目来，到了五月份了，仍然事与愿违，情况越加严重。住在中南海游泳池院内的毛主席也忧心忡忡，情绪不好。
他非常想了解外间的真实情况，他不满意“文革”小组编写的那些反映情况的“简报”，可是他自己又不能像过去那样能亲自出去看一看，搞个调查。他的补救办法就是经常找那些外出支左的身边工作人员回来谈一谈，他以为这样做可以真真切切地了解一些实际情况。
5月8日这天上午，毛主席没有睡觉，便出来散步，因为一个时期以来，他一直休息不好。他沿着室外游泳池边的小道，慢慢地走着。来看望毛主席的王海容、唐闻生两人，一边一个，陪着毛主席边走边说话。她们在向毛主席有声有色地谈论着某外国新近发生的这样那样的一些有趣的事情，也不时谈论起社会上一些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印象较深的是，全国各地造反派夺权，成立革委会之后，实际形势并没有怎样好转，派性斗争升级，有些地方还发生了武斗等，这些情况在我听来觉得很新奇。
这两个人可说都是很有个性的人物，她们都梳着齐耳短发，都戴一副眼镜，穿着朴素的衣裤，一见就觉得她们是有知识的那一类人。她们思想活跃，语言形象而生动，讲那些事情毛主席很爱听。由于工作关系，在她们给毛主席讲的时候，我也听了不少，我所了解的不少社会情况就是从她们与毛主席谈论时听来的。这一次，仍然是她们陪毛主席在前边走边谈，我和小商，还有老李紧随在后，这样的散步，在我们来说是常有的。
围着游泳池转了几圈。这次走到游泳池的北头了，我没有注意到她们与毛主席谈起了什么事情了，毛主席突然停下脚步来，回过身来对我说：
“长江，你好久了没有回老家了吧？”
“快两年了。”
“我给你15天时间，你回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农村的情况。”毛主席这样认真而亲切地与我讲话，也引起了在侧的两位女士的注意，她们也很有礼貌地凑过来。
毛主席在给我讲这些话时，他伸出左手掌，用右手一个一个地按下左手的手指，为我计算着回乡途中和调查时的日程：从哪里到哪里路途需要几天，到家后做些什么事再需要几天。毛主席这么一算，发现了问题了，他接着说：
“这样，你在家只能待6天，太短了。”说到后来，变成了自言自语，低声喃喃了。“这样吧。”毛主席向我投来征询的目光说，“长江，给你20天，够不？”
“行。”我这人，考虑问题总是直来直去，何况毛主席已说得很具体了，觉着再也没有补充和询问的必要了，便说，“我下午就买火车票去。”
王海容接着说：“我们只知道城市里的一些情况，对农村情况了解很不够，你回去了，可要多了解一些呀！”
“你回去。”毛主席又转向我旁边的老李说，“你，李连庆也回去，你们一块回去。”老李是我们中队的政治指导员，他是广东人，担负这样的任务，对我们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1954年12月，毛主席就曾向在丰泽园值班的卫士们说过：你们每年轮流回家，一方面探亲，一方面帮助我了解农村的征购、合作社、农民群众的生活情况。毛主席还着意指出：“有些老百姓对统购统销不满意，组织的合作社有的是假的。”还强调指出：“你们回家的路费，由我负责，你们谁回来了，要来我这里一下，谈一谈情况……”
毛主席对真实情况了解的愿望，简直有些如饥似渴。1955年5月14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前给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全体同志讲话时就明确提出这个中队有三项任务：即警卫、调查、学文化。毛主席的那次讲话内容很丰富，提出的任务也很明确，讲话临要结束时，他以商量的口吻说：
“你们都是干保卫工作的，平时保卫着我，出门时你们跟着我，但老是这一项工作太枯燥了。现在同你们商量一下，给你们增加一项调查工作。你们做好这项工作，对党、对中央有好处，对我也有好处，你们同意不同意？”
“同意。”在队列中席地而坐的我们，异口同声地做出响亮的回答。
毛主席接着说：“这好比吃饭，吃菜，再加些辣椒，这样你们的工作就更有趣了。”这个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比喻，立即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充满激情的笑声从队列中飞起。
毛主席似乎很了解席地坐在他面前的警卫战士们，他进一步叮嘱大家说：你们以后回家，把在农村了解的情况告诉我。你们到了农村，首先要谦虚。要尊重老百姓，要尊重区乡干部，要尊重你们的父母，态度要和气，不要摆架子。“你们的团长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不高兴。你们向老百姓摆架子，老百姓也不高兴，谦虚就能调查出东西”。毛主席还举例说：“去年有个卫士回家，不尊重区乡干部，说他是某某的秘书，闹得干部群众不满意。他回来后，人家写信告他，这样就不好了。你们回去，不要说我是毛主席派来的。”
此后不久，毛主席把这次讲话中有关搞好调查研究工作的要求，亲笔为我们写了“出差守则”。现抄录如下：
出差守则
（一）保密——不要说这里的情况
（二）态度——不要摆架子
（三）宣传——解释建设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好处
（四）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
（五）调查——生产、征购、合作社、生活、对工作人员的意见
在这个“守则”的末尾，毛主席还工工整整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毛主席的这个题词传到我们中队，大家反复学习，加深理解，每个人都背过，因为它言简意赅，对文化不高的我们，学习领会起来，并不觉得怎样困难。
从那以后，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进行农村调查便成了我们的一项经常工作，差不多每年都要进行那么一两次。
这些调查，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毛主席亲自听汇报，而且听得很仔细，很认真。毛主席觉得听我们的汇报很有益处，只是觉得覆盖面还不够大。后来，又从除西藏、台湾之外的全国各个省、市所辖的每个地区调一人来一中队当警卫。
对人员的选调上，把有无“调查能力”也作为选调的标准之一，当然，这批人员很快就调齐了。这样一来，毛主席实际上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更深入的层面上进行了农村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
又过了若干时候，由于机构变更，人员更迭，调查任务时有时无，但在毛主席身边的我们，却差不多每年都要担负这样的任务。因此，听到毛主席说让我回乡搞调查，也并没有觉得怎样意外。
当时，我和李连庆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在游泳池驻地，在毛主席身边，自然毛主席对我们也很熟悉。我们一中队因分游泳池和丰泽园两处执行任务，外出随卫任务也很重，因而中队干部配备的也多。我们俩一起走了，家里的工作照样可以正常运转。我们把工作向留队的队长、指导员等做了交代，便于当日下午，乘火车离京回老家去了。
5月27日，我搞完农村调查回到北京，大约又过了两三天，好像是5月30日，接到毛主席秘书的通知说，让我当日下午向毛主席汇报。
我一进毛主席在游泳池书房的门，对坐在沙发上等候我的毛主席说：“主席，我回来了。”
毛主席很高兴地站起来与我握手，并指着他身旁隔着茶几的一个小沙发对我说：“长江，坐下。”
我虽然知道毛主席耳朵不背，仍觉得坐在那个小沙发上讲话不得劲，特别是毛主席有口音，也怕有些话听不清或是把意思听漏了，便端了一张椅子，放在茶几之前，坐在毛主席的斜对面，这样离毛主席近一些，也能看到他讲话的口形，听起来会更方便些。
毛主席说：“长江，谈一谈吧，你都看到什么了？”
我也没有写成材料，甚至连个本子也没有拿，便把沿途所见所闻和在农村了解的情况，毫无拘束地向毛主席说开了。记得我讲的那些要点有：
回家的路上火车被阻，没能按计划到家。途中在江苏省扬州市住了一夜，那里的群众敲锣打鼓呼口号，搅得没法睡觉，看来两派斗争很激烈，比在北京看到的两派群众斗争还要厉害得多。参加的人大都是学生和机关干部，还听说有些地方发生了真枪实弹的武斗等。
我说：“两派的辩论也讲不出多少道理来，都是相互指责、攻讦漫骂，语言激烈，情绪对立，这一派骂那一派是保皇派，那一派又骂这一派是乏走狗……”
毛主席说：“派性斗争北京有，影响到了全国。”
“我还听群众说，两派之间有时还有武斗。”我说。
毛主席说：“我早就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几派要联合。”
“主席。”我进一步说出自己的意见，“你说的话对他们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不执行，更恶劣的是，他们都用你的话去攻击对方……”
毛主席沉重地说：“原来设想，这文化大革命今年就差不多要结束了，现在看来很难收场啊！”
当我说到由于派性斗争，发展成武斗，影响生产，社会秩序不好等。
毛主席听着，深沉而缓慢地说：“全国不少地方与扬州差不多，扬州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又说到回家之后，当地正是收小麦的时候，农民群众都很忙，那里社员们生产搞得好，对“文革”，他们认为“那是城里人”的事情。他们说：如果我们也去敲锣打鼓呼口号，不搞生产就会挨饿的，这个方面我们以前是吃过亏的。他们还说：“学生闹，他们有家长；干部闹，国家给发工资；工人也有工厂，我们呢，不种田就没有饭吃。”他们还说，要执行你的指示，“抓革命，促生产”嘛。
毛主席笑着说：“农民是很讲实际的，农业生产一天也不能停。”
我还向毛主席讲了农民们对武斗、打派仗很反感，对学生不上课很担忧，也谈了我们那个村子生产搞得很不错，还开展了竞赛，人们的情绪很好。
毛主席面有喜色地说：“八亿农民把生产搞好了，我们就有希望，国家就不会乱的。”毛主席又说，农民是很实际的，看到了具体利益才肯干……没有利益的事就是不该干！
毛主席讲农民，就我听到的而言，总是对他们称赞得多，特别是对新中国的农民，包括说他们很“讲究实际”在内。不像有些人那样，一说起农民就与狭隘啊、自私啊、目光短浅啊一类贬义词联系在一起，好像那就是农民的特征。我这次向毛主席汇报，从始至终，就毛主席和我两个人，甚至也没有谁进来过，因而谈得很集中，也很随便，无拘无束。也可能是毛主席那种认真的神情和平等待人的态度，使我也受到感染，平日不健谈的我今日也越说越想说，因此就连听到的、看到的，甚至是谣言一类的东西，也向毛主席讲出来了。
我还告诉毛主席说，从城市到乡村，从北京火车站到我们海安县城，到处都是大字报，有的大字报上说邓小平自杀了……
毛主席说：“这些话不知是从哪里来的？”
“这样的事不仅农村有，”我说，“我在北京就听说过。”
“你相信不相信？”毛主席问我。
“当然不相信。”我说，“邓小平院子里那个哨兵就是我们大队担任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毛主席说：“小道消息是不可靠的。”
我又告诉毛主席说，还有一张奇特的大字报上说你找到了一个失散多年的儿子，现在某个生产队当会计……讲得有情有由，有鼻子有眼的。关于这件事情的大字报很多，从扬州到海安县城，几乎到处都有，讲得可玄乎呢。
“你辟谣了没有？”毛主席有些着急地说，“你在我身边快二十年了，我家的事哪一桩你不知道！”
“当然知道。”我说。
“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到处都有呢？这是在宣扬什么！”毛主席越讲越有气的样子，接着说，“不要说我毛泽东没有找到个儿子，就是真的找到了一个，宣传这个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忙宽慰他说：“人家在为你高兴嘛。”
毛主席根本没有理睬我的话，而是又重复着说：“不要说毛泽东没有找到个儿子，就是真的找到了一个儿子，也不值得他们大写特写呀，这有什么值得宣扬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想过吗？”
“没有。”我如实地回答，还肯定地摇了摇头。
这时，毛主席似乎平静了许多，他以和缓的口吻说：“你要辟谣啊！长江，你辟谣了没有？”
我说：“人家也不会听呀，贴这种大字报的也不是一个地方，甚至也不是一个地区，恐怕是个全国性的问题。”
毛主席面露不悦之色，显得有些焦躁不安，很反感地说：“他们宣扬这个到底有什么目的？”
毛主席又说；“我家几口人，你是知道的。岸英，在朝鲜牺牲了；刘松林，过去还常来，后来也不来了；还有个住在医院的毛岸青，经常在家的就是李敏、李讷、毛远新；还有李云露（江青的姐姐）、王博文，连江青在内，就这么多人。这些人你是常见的，他们做什么你还不清楚？”
“是啊！”我说，“李敏、李讷、毛远新，这我熟悉，我是看着他们从幼儿园走进学校的门，又看着他们参加了工作的。”
这时一丝笑容从毛主席的脸上掠过，他说：“是啊，是啊，他们都叫你叔叔呢……这，你还不清楚，你要辟谣啊！”
我说：“人家谁听我的呀！”
毛主席见我反复强调这一点，他有所动地说：“是呀，是呀。”没有了往日那种乐观自信的神情，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这种情绪在毛主席身上是不易看到的。看到毛主席这样，在我的心中涌起阵阵不安和痛楚，觉得再也谈不下去了。在我看来，我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的。再说，大字报这类东西，很不严肃，又太庸俗了，不少人和不少地方把大字报当作攻击对手的武器，因而那些道听途说的，捕风捉影的，主观猜测的，都成了重要内容，遣之笔端，贴于墙上。你能这样，我也可以如法炮制，这样一来一往，搞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搞出人命来的也并不少见。
由于大字报这种形式的可信度差，所以人们对大字报越来越不看重了。因而有的地方出现了你有贴的自由，我也有撕的勇气。有的城镇，有的院校和单位，被撕下的大字报碎片和纸屑在街头院落随便乱扔，一片狼藉，微风起处，瑟瑟滚动，很不雅观。至于揭下大字报当作废纸卖的，也不再是什么奇文了。
记得，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毛主席问公安部长谢富治：“娃娃们揭大字报卖多少钱一斤？”
“七分钱一斤。”谢回答说。
有些地方和组织把撕大字报这种现象看得很重，把撕大字报的不是看成是“反革命”也是坏人。可是，毛主席在这里，把它变成了幽默的笑料了。
“七分钱！”毛主席笑着说，“那娃娃们可要发财了。”
我正想得出神，毛主席忽然改变了话题，他问我：
“长江，你们村有几个当兵的？”
“三十几个。”
毛主席说：“年轻人若能在部队学习锻炼一段时间，那还是有些好处的。不过有两年也就够了，最长不要超过三年。原来那个兵役法规定三至四年，有些长了。要是改的短一些，改为二至三年，这样，就会有更多的青年有机会到部队，青年人到部队锻炼锻炼好呀！”
“解放军是个大学校嘛。”作为一个带兵人，对兵役的长短，不仅十分关心，而且也有自己的切身感受，我便高兴地说，“若能把服役时间改短一些，多轮一班，有更多的青年参军入伍，就能培养出更多的各种各样的人才……可是，修改兵役法那是关系到全国的大事，要改非得统一改才行啊！”
“是咯。”毛主席笑着模仿着我的那个常用语说，“这是以后的事了。”过后不久，《兵役法》果然做了修改，把普通兵的服役年限缩短为二至三年。
在谈到红卫兵“破四旧”时，我讲了个人的看法说，破除迷信，捣毁土地庙，不信神，不怕鬼……这些，是好的；可是有的地方的做法过了头了，连凤凰牌自行车上的品牌标志也给抠掉了，看到人家戴进口手表也要砸，这是盲目排外，是乱来。我还听说一些红卫兵跑到外国大使馆去造反，这种做法连乡村的农民都议议纷纷，表示不满，可是我们北京却发生了。
“这些，我已经知道了。这样干是无知，是做蠢事，是一帮极左分子干的。”毛主席十分生气地说，“今天我们谈了不少了，到此算了。”
我站起来就要走，毛主席也站起来亲切地和我握了手。
这次向毛主席汇报和交谈长达一个多小时，足见他对农村、对农民的关心和重视。这一回可说是我随便说，毛主席随便问。我的回答是有什么说什么，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始终没有第三者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