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胡适的梦想与尝试

1919年6月的北京，五十二岁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少年中国学会演说。太炎以长者的立场，针对青少年的弱点做了几点告诫。二十八岁的归国留学生胡适接着登台演讲。他一开始就宣布，太炎先生所说“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的方面提出几个观念”。话虽然婉转，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是明显的。更具象征意义的是，胡适在讲完他的积极观念后，用英文念了一句荷马的诗：“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

上面这句话，胡适早几年在自己的日记中译为“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后来他心态渐趋平和，乃将此语更浅白也更谦和地翻译为“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他认为此语“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如今在这个场合念出来，既是对听众讲，恐怕也是说给太炎先生听的。而且他特别用章太炎不长的英文念出，刻意体现新回来的“我们”与既存之“你们”的区别。

这位青年留学生胡适，就是本书的传主。他的归国，将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们先看看胡适自己的定位和认知。在考虑归国问题时，胡适对自己将要在祖国扮演的社会角色已有了清楚的自我意识。他在留学时写的《非留学篇》中曾说：“吾国今日所处，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而中西新旧两文明，相隔如汪洋大海，留学即“过渡之舟楫也”。则作为留学生的胡适，此一“过渡”即为他当然的志业。

这样看来，胡适要扮演的角色是颇具宗教使命感。他在论述传教士在华机会时曾说：“传教士的真正价值，在于外国传教士就像一个归国留学生一样，他总是带回一种新的观点，一种批判的精神。这样的观点和精神，是一个对事物之既存秩序逐渐习以为常、漠然无动于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运动所绝对必须的。”这是典型的夫子自道。

胡适后来也曾把儒家描绘为“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担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他自己解释说，“吾从周”的“周”，就是“几千年的古文化逐渐积聚演变的总成绩”；而“仁以为己任”就是“把整个人类看作自己的责任”。这看起来更像胡适自己，而不那么像先秦的儒家，这里的使命感当然也更多是胡适自己的。

胡适的另一次夫子自道，仍是个“传教士”，就是他眼中的禅宗七祖：“神会和尚成其革命大业，便是公开的直接的向这声威显赫的北派禅宗挑战。最后终于战胜北派而受封为‘七祖’，并把他的师傅也连带升为‘六祖’。所以神会实在是个大毁灭者，他推翻了北派禅宗；他也是个大奠基者，他奠立了南派禅宗，并作了该宗的真正的开山之祖。”胡适曾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说，“神会的教义，在当日只是一种革命的武器”，是有“绝大的解放作用”的“革命思想”。这样干革命求解放的，实在不像是不争的佛家弟子，所以更多仍是胡适投射进去的自己。

这位以传教士自居的留学生，又是一位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批判精神、改革运动、调和文化、革命武器和解放作用，正像一个个关键词，在在反映出他的意愿——他想要改变祖国的现状，为中国再造文明。这，就是他的梦想。

一

胡适在留学美国时曾说：“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所谓梦想，也可以说是乌托邦式的理想。西哲和中国先秦诸子的长处，就在敢于作乌托邦式的理想。实际上，“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见诸实际之理想”。很多人早年的乌托邦式理想，后来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对于相信“自古成功在尝试”的胡适来说，他一辈子都在“梦想作大事业”，他也的确做到了。

至少从留学时代开始，胡适梦寐以求的就是为祖国造新文明，后来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表述为“再造文明”（包括物质与精神），此即他毕生一以贯之的志业。胡适希望“折衷新旧，贯通东西”，对内实行半自由主义半社会主义的新型计划政治，以解决社会民生的基本问题；复因内政的改良而使列强同意修订不平等条约，进而解决对外问题，达到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最后通过“物质上的满意，使人生观改变一新”，将中国建成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详后）。

这样的大目标，到他撒手仙去之时，恐怕自己也不会相信是很成功的。

不过，胡适一向提倡“尝试”，也常以“但开风气不为师”自诩。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他当年的开风气之功，已足名留青史；其实际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以他爱引的那句话“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来说，自从胡适回到中国，这“不同”是明显而实在的。

从长远看，胡适最持久的成绩，或在于大力提倡和推动我们今日正在使用的白话文。在可预见到的将来，白话文大概也不会被取代。书写和口语的差异，或使当代人的沟通产生困难；变动不大的文言，却能弥合异代间的鸿沟。文言被迫淡出书写领域的功过，也许还要较长时段的检验才更清晰。但无论如何，以白话“统一”书写和口语，可说是近于“书同文”的“三代以下一大举动”了。

而胡适遗存下来的更多贡献，似乎还是在当下的推动，不论思想还是学术，政治还是文化。

吴稚晖曾论历史人物的贡献说：“如以司马迁、司马光为譬，一是全靠一部《史记》，一是全不在乎什么《通鉴》不《通鉴》；又以苏轼、王安石为譬，一则有诗文集大见轻重，一则有同样的诗文集丝毫在其人是非不加轻重。”吴氏显然同意立功胜于立言的传统观念，主要从事功一面看人物的历史地位，并似将事功定义为参与和影响实际政治。不过，如果把事功的界定放宽到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在“苏文熟，吃羊肉”的时段，东坡的社会影响虽表现为诗文，又何止于诗文。

基本上，在皇帝也希望作之君作之师的时代，士人想要立功与立言兼具，是很自然的。这样的思路显然一直传承到民初，胡适在留学时即预备以后要“讲学复议政”，就是这一思路的明确表述。从个人的自定位和世人的期许看，胡适大概是个介于苏轼和王安石之间的人物。他那震动一时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出版，如余英时师所说，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建立起近代中国史学革命“一个全新的典范”。且那本书开风气的作用还不止于中国，罗素就认为其英文本在西方汉学界也起着典范转移的作用。

然而此书出版不过数年，在多数人还在追摹仿效之时，对西学有了较深认识的傅斯年很直率地做出了与他人不同的判断。傅斯年对老师胡适直言：“先生这一部书，在一时刺动的效力上论，自是大不能比的；而在这书本身的长久价值论，反而要让你先生的小说评居先。何以呢？在中国古代哲学上，已经有不少汉学家的工作者在先，不为空前；先生所用的方法，不少可以损益之处，更难得绝后。”这话很多人未必同意，但傅先生所谓“一时刺动的效力”超过其“长久价值”，大致也说出了这本书树典范开风气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胡适在1952年说，“我的玩意儿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便是文学的‘玩意儿’，我所没有学过的东西”，似乎他也接受了傅斯年的看法。他接着说：“我已经六十二岁了，还不知道我究竟学什么？都在东摸摸，西摸摸。”到1958年他更说：“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今天我几乎是六十六岁半的人了，我仍然不知道我主修何科。但是我也从来没有认为这是一件憾事！”

这样一种对自己专业认同的含糊，或暗示着在具体专业特别是哲学史方面贡献不是特别大，然而其涉猎的广博，却又少有人能及。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对胡适的全面批判看，他在近代中国的影响遍及哲学、史学、文学、教育、政治等各领域。实际上，自从青年时“暴得大名”以后，胡适在几十年间“始终是学术思想界的一个注意的焦点”，无论是誉是谤，不管是追随、发挥、商榷、批评或反对，在如此众多的领域里，“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

这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呢？我想，有没有他的哲学史、文学史和小说研究等“诗文集”固然大见轻重，即使没有这些，胡适仍然是那个“胡适”。

胡适一生不忘做一个觇国之士，终其生为在中国实现自由主义政治而努力。他认为“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故反对“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胡适不仅在北洋时期鼓吹“好人政治”，也曾试图以其具有特定含义的“中国文艺复兴”包容新当权的国民党，长期徘徊于诤友和诤臣之间（详后）。

尽管其事功远不及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心态上却相当接近他们。他那“为国人导师”的自定位及其始终从世界看中国的眼光，使他常能从大处着眼。其一言一行，往往反映时代的声音，说出时人想说而未曾出口的话，故能对社会产生“一时刺动的效力”，实际也就创造了历史。

不过，所有开拓者恐怕都不无遗憾。胡适晚年的自我认识，似乎不甚乐观。他在1961年说：有一位叫曼铿（H. L. Menken）的美国记者，“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因为他能“对美国的种种都来批判”；而“他在美国的影响，正如中国的胡适之”。则胡适自认他是自觉地对中国的种种都要批判，而他的主要所为也在这方面。就像他在1936年对汤尔和所说，“打破枷锁，吐弃国渣”是他在国中事业的“最大功绩”。这里当然有“故意说”的意思，或不无自谦（清季民初人特别愿意强调其破坏批判的一面，也是那时的一个倾向或一种风格）。

唐德刚先生说，胡适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一部近代中国文化史”。但中国在“文化”上的进步，恐怕也曾令他失望。胡适七十岁那年，向记者抄赠他二十五岁生日词，里面说他的“葫芦里也有些微物，试与君猜”，并解释说，他葫芦里的“些微物”就是“要为中国文化、思想、教育建立新的基础”。虽然“四十五年来的成效并不大，但我至今还相信葫芦里的药是有效的”。四十五年前的药还有效，则其病仍未除，岂非他建立新基础的“成效不大”之注脚。

早在留学时期，胡适就发愿说：“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这个愿望，可惜并未实现。他早年在《非留学篇》中就强调出国留学是以不留学为目的：“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如果后者不能成功，则学子不得不长期留学，将“永永北面受学称弟子国”。而“神州新文明之梦，终成虚愿耳”。今日两岸留学仍是正途，此岸尤趋之若鹜。则至少在这一层面，“神州新文明之梦”，的确也还是梦。

胡适在他1962年最后一次讲话中，说到中研院本想建立数理、生物、人文三个大中心，“不幸的是几十年的政治变动，八年抗战，十年戡乱，使我们的好多梦想未能实现”。尽管胡适向以“乐观”著称，好梦未能成真，似乎是他晚年心境的常态。

1949年初，胡适在南京书宋人陈简斋《临江仙》词赠故乡好友胡乐丰，词中有“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或即是其本人心境的写照。1960年底，台北的中广公司请胡适谈过去五十年，他谢绝说：“我不能随便谈的。过去四十九年来，不愉快的事情多，愉快的事情少，五十年来的事情是不容易谈的。”这是公开的言论。在私下，胡适的悲观还更盛。他在同月11日致张佛泉的信中说：“回想四五十年的工作，好像被无数管制不住的努力打销了，毁灭了。”其失望的心情是明显的。

为什么胡适的很多努力，到头来都好像一场空梦呢？这个问题，还要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立身行事的风格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