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受学：率性与作圣的徘徊

上庄：做人的训练/上海：眼界很小的商埠/成了“新人物”

1891年12月17日，胡适生于上海。但依旧例，他是安徽绩溪人。小胡适出生不久，即因父亲的职位调迁而跟随游走四方，到三岁多父亲去世，即虽母亲返家乡绩溪上庄生活。胡适一生，从他自己所说的“做人的训练”到终生职业道路的选择，都有父母的深远影响。他后来的种种“开拓”与“落伍”“激进”与“保守”，多少都可从其少年经历去观察。

一 上庄：做人的训练

胡家本以经商为生。到其祖父一代，才开始步入读书人的行列。不过，开读书风气的胡适伯祖父星五公，“科场却不甚得意”，大约是以塾师终老的。到胡适的父亲胡传仍需先学经商而后才正式定下来主要读书。胡传不负族望，进了学成为秀才。但他在科场，也只比他伯父略为“得意”一点，省试那一级，就始终未能通过。大道不通，在官场即只能走旁径。胡传审时度势，看出边防需人，于是注意边疆地理学说，更亲往东北实地考察，以后在官场的发展，也基本在边防一路。靠着个人奋斗，后来居然做官至知州。

旧制对商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是有很多限制的。胡传挣来的这个士大夫身份认同，确实来之不易，故他本人和胡家对此看得极重。这对于胡适一生的发展道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胡传去世前两个月，给胡母和胡适都留下了遗嘱，强调必须让胡适读书。胡母贯彻胡传的遗愿，一直出比一般儿童高数倍的学费要家乡的教书先生给小胡适讲书。一字一句的意思，都要讲出来。这是胡传的独特教书方式。他自己先已教过胡适认字，那时一开始就坚持讲解每字的意思给儿子听。胡适后来回忆说：“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他以为，读而不讲，等于白读。

但胡传的意思，远不止是要胡适比别人更能读懂书。胡适自己说，他父亲遗嘱中让他读书的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父亲的遗嘱，掌财权的二哥未必会在家境十分困难时出钱让他到上海读书。实际上意义决不止此。胡家子弟，本来是经商也读书的。但胡传的遗愿，以及胡母肯付出比一般儿童高数倍的学费而努力为胡适所塑造的，是一个与其父亲类似，而与一般乡人不同的读书人身份认同（identity）。也就是要步胡传的后尘念书出头成为士大夫。胡适成年后还记得，母亲所以常常叮嘱他每天要拜孔夫子，就是“盼望我读书成名”。

关于胡适应该成为一个读书人而不是商人这一点，在胡适到上海读书之前，胡家大约已有一个基本的默契。管家的胡适二哥胡觉（绍之）基本上是支持的。在胡适的私塾老师自觉无力教他之后，胡母曾提出过胡适读书的问题。当时二哥三哥均未立即表示赞同。但当胡适真的辍学而出门跟舅舅学生意时，二哥大概觉察出这中间有着某种暗示（胡适真要学生意完全可以跟胡家人学，胡母这样做意味着孤儿只能靠寡母的娘家，这样的事对有地位的胡家是很失身份的）。于是，在胡觉的主动支持下，小胡适得以到上海读书。所以他自述说“生平有二大恩人，吾母吾兄而已”。这两大恩人的所为，就是培养了与众不同的读书人胡适。

也就是说，对胡家和胡适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要读书，毋宁是要维持一种特定的身份认同。恰如胡适所说：“吾少时稍有所异于群儿，未尝非吾母所赐也。”具体地说，胡母是不许胡适和“野蛮的孩子们”一起玩的。而胡适幼小时本来也体弱不活泼，结果“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据胡适在后来的英文自传里说，得此名大约在他五岁时。不久，“人们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穈先生”。这正是胡母所希望塑造的与众不同的身份认同。

有此认同，小胡适也就多了一层“超我”的成分，必须维护这一难得的认同。胡适自述道：“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野’了。”而且，胡母也得着一些同盟军。确有那么一些“大人们”有意无意间颇“鼓励我装出先生样子”。正因为如此，在一次胡适与小孩子玩“掷铜钱”游戏时，一位老辈跟他开玩笑说：“穈先生也掷铜钱吗？”胡适听了立即“愧羞得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那先生的称呼本是绰号，在别人或不过玩笑而已（但开此玩笑则说明已有一定程度的固定认知），在胡适则已颇认真了。有意维护其特定认同这种“超我”，使胡适从小就养成他后来爱说的“爱惜羽毛”的特点（详后）。

的确，胡适这十多年与父亲特别是母亲在一起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主要是给了他“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胡适自谓：“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但正如他也说过的，胡母是“慈母兼任严父”。胡适所受的做人的训练，许多也来自其父亲，只是从母亲那里转手罢了。胡适一生为人处世受父母影响极深，他自己回忆说，“我父亲死得太早，我离开他时，还只是三岁小孩”，其间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住在一起。故小胡适与父亲的接触是不多的。“我完全不曾受着他的思想的直接影响。”他记得起的，就只有父亲教他认字、也是父亲学生的母亲兼做助教那一段“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

这回忆的“神圣”和可贵，或者也是因为父亲去世后孤儿寡母生活的艰难所升华。胡适1907年做诗《弃父行》，有序，说这是“作者极伤心语也。作者少孤，年十六，而先人声音笑貌，仅于梦魂中得其仿佛。年来亟膺家难，益思吾父苟不死者，吾又何至于此。是以知人生无父为至可痛也”。其中“吾父苟不死者，吾又何至于此”很能说明胡适的心境。除作者的伤心外，多少也有些抱怨兄长的不够争气及大家庭的不十分和谐。实际上，恐怕也有“吾父苟不死者，吾母又何至于此”的意思在。声音笑貌既然只能“得其仿佛”，对小胡适来说，父亲的形象部分是由母亲的追述帮助塑造出来，部分更可能是他自己较懂事后去追溯出来的。他后来自己说，父亲留给他的，一方面是遗传，一方面是“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但父亲的影响，其实还要深远得多。

胡适未进学堂，已认得近千字，所以就跨越了一般儿童所读的《三字经》《千字文》等识字课本。他一进学堂，读的就是胡传自编的《学为人诗》，也就是胡传希望他的儿女学习的“做人的道理”。诗的第一句就是“为人之道，在率其性”。但下面紧接着又补充说：“子弟臣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如果这里是在阐述《礼记·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脩道之谓教”的大道理，则自有理学家所谓人心、道心和循天理一类的大讲究。胡传虽理学中人，是否会让小孩子去体味这样深奥的性理之学，我尚存疑。若退而求其字面意，则第一句讲的是重自然的发展，以下接连以人伦准则约束之。这虽然是典型的儒家观念，但与赫胥黎之《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见解也颇相近（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就将后者略去许多）。能将此两方面融为一体的确应可以成为真正的圣人，当然要做到实不容易。小胡适初读这些句子时虽然未必就能领会，但熟读成诵之后，其潜移默化的力量决不在年龄较长之后读懂的那些东西之下。观其一生，也正是在“率其性”和谨勉以学为人之间游移，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真孔子的态度，虽不能至，仍始终向着“作圣”的方向努力。其间种种的看上去矛盾之处或表面的“激进”与“保守”，大约都与此有些关联。从这个视角看，胡传总结出的做人的道理，的确影响了他小儿子的一生。

同时，胡传敢于闯荡边疆那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对胡适也有较大影响。唐德刚先生说，胡传闯边的“最大动机”，是“在人才济济的东南和北京找不到可以一展抱负的机会”，所以“下定决心到那最需要人才，而人才最不愿去的地方”。胡传的这种精神，他的二儿子和小儿子都颇能继承。胡适是幼子，少无养家之责，只见父亲行事的精神，所以对父亲闯边一事十分自豪，也觉得父亲的成功与此相关，每乐道之；后来在美国时还曾劝他的二哥另辟蹊径，往西北发展。但是胡适二哥的观感就与其弟大不相同。胡觉因大哥不十分能干，稍长即随父亲闯边，在台湾时几至战死沙场；后来也曾步乃父后尘，往东北求发展，但都不是很成功。在婉责其弟“年轻阅历尚浅”后，绍之告诉胡适，从北京到新疆，那时路途就要半年的时间，“即使百折不回，亦不过徒抛心血”。重要的是胡觉特别指出：“先人之故辙，可引为鉴也。”。两弟兄的认知，竟截然相反。

胡适对父亲所作所为的认知既然如此，其敢于另辟蹊径的胆量，的确是比他二哥和许多人都强。后来胡适的好友任鸿隽就说胡适喜欢“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不过，胡传的不走大道，主要是因为大道不通。胡适的不走大道，却更进了一层，含有不追随别人而主动开拓之意。他在答任氏的信中，虽然也说他并无意要“立异以为高”，但又明确指明他的确不愿走“学这个，学那个”的“大道”，反宁愿放弃大道而“旁逸斜出”。母亲有意培养的“异于群儿”的认同在这里多少要起点作用，而胡传不走大道却能“成功”这一形象的影子也依稀可见。我们如果细察胡适一生的建树，几乎都是在不追随别人而主动开拓一面，就可知父亲暗中的影响有多么大。

有时候，胡适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教诲内容并不一致。胡家是大门上贴着“僧道无缘”条子的理学家庭。但胡适生活在其中的女眷们却个个都是深信神佛的。这里分明提示着过去中国所谓大传统小传统的不同传承方式：僧道无缘的理学一脉是靠文字传承的，重“眼学”而轻“耳学”；读书不多的女眷们又另有一套深信神佛的传统，却主要靠口头传播来延续。虽然各有各的精神世界，两者实际上也能并行。小胡适起初不仅信神信佛，而且实际上是极怕地狱和来世变猪狗的。但胡适既然走的是读书一途，渐渐必然受着理学一脉的影响。到十一二岁时，读了司马光的家训和《资治通鉴》上记载的范缜的无神论观点，正所谓“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从此就变成了无神论者。而小胡适的这一次“思想解放”，其实也就是“因为他们教我不怕”。假如胡适父母对儿子的影响也存在竞争的话，胡母大概从未觉察到，她一力培养胡适做读书人，毋宁是在挖自己一边的墙脚。的确，只要中国文化维持讲让不讲争的准则，小传统就始终不能也不想战胜大传统（到中国人西化到既讲究“争”又讲以多数取胜的“民主”时，人数多的小传统就会逐渐占上风）。

无论如何，胡适母亲作为年轻的后母，在家中的一切都建立在胡适父亲存在的基础上。胡适在1921年写的《先母行述》里，已说到他母亲“内持家政，外应门户……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其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在十年后写的《四十自述》里，胡适也说到他的六个哥哥姐姐的年岁都在与其母上下几岁之间，“这样一个家庭里忽然来了一个十七岁的后母，她的地位自然十分困难，她的生活自然免不了痛苦。”胡适晚年回忆母亲只活了四十多岁，仍归疚于“母亲二十几岁就守寡，那时在大家庭里受的气，又是营养不足”。三哥本出继，后穷困，胡母又接他回来，“从此我母亲受的气更大”，因为三嫂很厉害。胡适后来说三哥的儿子思永“一生的怪癖多疑不能容人容物的心病，是从其母得来的”，最能体现他对三嫂的认知。故“大家庭”给胡适的印象极坏，后来他支持别人进行家庭革命，大约自己的经历也在起作用。所有这些，据胡适自己说：“我写《四十自述》时是很客气的，还有许多都没有写出来。”。

正因为如此，胡传的死讯传到家中时的状况，胡适在已成年之后写《四十自述》时仍记忆犹新。他记述说：坐着的母亲“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门槛上……一时满屋子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高大鹏先生特别强调这个印象对小胡适的深刻影响。高先生曾据此以心理分析的方法来认识胡适终生之行事为人，颇引申出一些石破天惊的伟论。外行如我，对心理分析不敢置一词，但高先生指出的胡适一生充满“热情和压抑”，而这一特征又多半因少时经历使然，确是见道之解。

胡适自认受母亲影响最深。他说：“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如果我学得了一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这大约即是胡适后来善与各方面人周旋——特别是与旧势力周旋——的来历，盖胡母正是胡家一新人而不得不周旋于既存各旧人物之间也。所谓和气、宽恕、体谅，无一不是待人接物亦即周旋的本事。胡适成年之后，还能背自己从儿时伙伴那里听来的《神童诗》，其中印象最深的两句是：“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这些在少小还不懂诗句意思时记忆下来的话，已由胡适的人生经历所印证。成年后重提的回忆，有意无意间实透露出这已成胡适对人生的认知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大家庭中幺儿寡母的微妙处境，小胡适最初只能从母亲那里领会到，渐长后自己也能有所体会。胡母的家教，颇能体现中国传统中“反求诸己”的倾向，首先要让自己的儿子争气。胡适后来养成“爱惜羽毛”的性格，母亲的家教是一个重要原因。胡母责罚儿子的方法是不在人前打骂，而是在夜深人静或清晨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来”。今日已少有人会公开赞成体罚，但李敖先生以为：“这种方式的教育也许有一个大好处，就是它可以培养小孩子的‘自尊心’，使他不会在别人面前丢面子——膝被迫跪或肉被人拧。”这大致是不错的。

李宗仁晚年评胡适，即以“爱惜羽毛”四字做结论。唐德刚以为，这是“对胡先生很恰当的评语。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爱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其实爱惜羽毛是事实，且始于未成名之前，更因盛名来之不易而加强。但是否就“必然畏首畏尾”，却还可商讨。人知自尊，然后有所为有所不为。胡适在1922年时曾特别指出这一点：“有人说我们‘爱惜羽毛’，钧任［罗文幹］有一次说得好：我们若不爱惜羽毛，今天还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吗？”正因为做事有最后不逾越的准则，有所不为，才能在民初被认为是人欲横流之时保留一点发言权。所谓爱惜羽毛，说到底，不过就是品德上的一种自我保护。这与努力不使“膝被迫跪或肉被人拧”，本是一致的。

的确，胡适在幺儿寡母的环境下颇养成一点自我保护的习性。他自己叙述他十三岁出门到上海求学时说：“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另另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那种自我保护的防卫心理，真是呼之欲出。胡适后来多次教人以做官之法治学，虽主要着眼于学术戒律，但以谨慎不出错为宗旨，还是一种防卫性的心态。而且，因为母亲不许他与乡间小儿为伍的缘故，小胡适不得不“久处妇人社会”。在此种环境熏陶之下，胡适自己也羞怯如女子，“见人则面红耳赤”。这样的习性，要独自闯社会是比一般人更难的。而胡适却又不得不少年就独自闯荡江湖，其一开始所处之社会恰又在洋人势力最大，因而中国人无意识中防卫心理也最强的上海，当更能助长此种习性。胡适一生，那种有意无意间自我保护的习性的确特别强。后来虽因生活中多次向上的转机渐脱扭捏之态，然无意中之影响仍甚大。

但唐先生说胡适“畏首畏尾”，其实也是很多人的认知。细心谨慎确实是胡适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里仍有个“超我”与“本我”的关系问题。大家庭中幺儿寡母的微妙处境，使胡适不得不养成细心谨慎的习惯。其用心之细微，常出人意想之外，最得孔子见阳货之旨。1961年，老朋友蒋梦麟寄给胡适一本女作家的小说，似有请他做评论之意。胡适知道“往往有人会把我的信作为宣传的工具”，干脆连信也不复。蒋既然不能明说，胡也就假装不懂。防卫之心，细如毫发。

胡适晚年见到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先表扬钱“年轻有天才……英文好，中文也好”。但也立即看出钱先生一面不“用经济史观来解释”，一面又“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将五六十年代大陆“旧知识分子”与“新时代”那种有意无意间的疏离和接近，体会得一清二楚（当年主持文艺批评者如果也像胡适一样心细如发，则钱先生休矣）。同样在晚年时，胡适说起傅斯年一次在美国讲学，不带一张纸，“在黑板上把《汉书》和《史记》的《儒林传》不同之处完全写出来，你看他记忆性多好”。胡知道傅是“不会演说的”，所以马上又补充说：“他也许早一晚做了苦工，第二天有意这样表演的。”这是典型的仁者见仁。胡适一生不爱说无根据的话，曾说过做梦都有生活的经验作底子。则他所认知的傅斯年讲学，很可能就是以他自己类似的“经验”为底子。

胡适自己确实一向对很细小的地方都能注意到。胡适留学回国后返乡时，穿夏布长衫而不是西装，在当时即颇出人意料，被看作是他的美德。而这样注意细行是有好报的。唐德刚先生说，胡适初回国，不仅学贯中西，“在个人行为上，也循规蹈矩”。所以新文化运动中一切为老辈看不上眼的破坏性行为，都记在陈独秀账上；而略涉建设性的“新思想”“新道德”等，就都归了胡适之。这是很有体会的见解。胡适在1921年与高梦旦谈过自己的婚事后在日记上批注：“最可怪的，人家竟传说独秀曾力劝我离婚，甚至拍桌骂我，而我终不肯。此真厚诬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大概人情爱抑彼扬此，他们欲骂独秀，故不知不觉的造此大诳。”这里所说的“人情”的“不知不觉”很重要。它提示着抑陈扬胡，已成那时的时代认知（perception），而陈独秀恰是最不注意细行的。

不过外间的认知并不能完全代表真胡适。他曾自谓：“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而这方面“外人”并不知道。“因为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现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颇使想象力略成系统。”这最能表明胡适“自我”中的“超我”部分有时故意要掩盖他“本我”的一面，而他所努力造成的形象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在胡适，是少小就已从其母子的微妙处境中有意无意间领会来的。

胡适自述，他在大家庭中生活日久，“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胡适一生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他既然体会到看脸色的痛苦，就终生努力不让人看他的脸色。胡适后来曾对妻子江冬秀说，他的脾气是，即使做的是“受罪”的事，“我不去就罢了，去了，我总要把全付精神摆出来，总不要人家看我的鬼脸。我总要大家感觉我不是‘受罪’，我总不要大家跟着我‘受罪’”。这还只是被动的一面。在主动一面，胡适更努力让客人感觉如坐春风。他晚年说：“我受了社交生活的训练，总不叫客人坐着有间歇的时间。话说完了，不再说下去，等于叫客人走路，所以我总要想出话来说。”故胡适不仅努力维持自尊，也尽量给别人留面子。胡适去世那年，本计划好要到美国去，后来因事推延，表面上说是医生劝他不去。其实，如他自己所说：“我会被医生劝阻得住吗？我是为了［中研］院里没有人主持，不能离开，才说接受医生的劝告。”可知胡有些话不过是婉转出之而已，不能全从字面看。

如果只看见胡适有意为之的“超我”一面，那就误解他了。胡适自己知道，“我有种种的病，但没有客气的病。我是最不客气的。”胡适晚年的秘书胡颂平曾当面说胡适修养高。胡适说：“我的脾气也坏，你不看我在文章里也大骂人吗？”脾气坏而能使人觉得好，最不客气而给人以客气的印象，的确是修养极高。但胡适自己为“修养”付出的代价也是不小的。正如最喜欢玩却不得不装出小“先生”的样子，这种后天的压力必然会增强胡适内心的紧张。总要不时有小爆发的时候才行，否则就会有一个总爆发。

胡适自谓他最恨平凡和中庸，实提示着他先天有一股反叛气息。如果不是少年“暴得大名”之后珍惜得来不易的声誉，大约还要反得厉害。胡适在上海进的四所学校之所以都未能毕业，全因某种程度的反叛使然。而且他进这些学校又大都是有家庭私人关系的，故每次离异，都是得罪亲友（在这一点上，胡的二哥绍之对小弟弟确实是颇容忍的）。胡适一向不喜欢律诗，因为律诗、对联、八股等皆最能体现“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中国传统，最不宜于有反叛气质者。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同学汤昭曾说胡“样样都聪明，就是写字真笨”。因为“写字的、学画的，必须先有摹拟的本领；学什么人的字，就像什么人的字……然后熟能生巧，写出他自己的个性来”。胡颂平说这是因为胡的天分特别高，“不愿意临摹人家的字”。虽近奉承，亦半得之。其实胡适也曾学过好几家的字，但终因生性不喜摹仿而学不成。这正是胡的反叛性格的一个表现。胡传教导胡适为人要“率其性”，也是对胡适此类行为的一种理论支持。从这个视角看，胡适后来有截断众流的勇气，是由来已久的。

九年跟随母亲的生活，给胡适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小“先生”的身份认同，一种自我保护的防卫心态，以及超乎寻常的细心谨慎。其共同之处，在于均表现出一种“超我”对“本我”的抑制，后天对先天的约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小“就没有过小孩子的生活”。小胡适的修养功夫，是远超过其同龄人的。后天伦理作用特别强是胡适一生行事的主流，但为人要“率其性”的父训，也不时要起作用。

除了“做人的训练”，胡适自称，他与母亲在一起的九年生活中，“只学得了读书和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这一点底子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西潮入侵之后中国许多口岸地方，传统的教育方式已大大式微。胡适在绩溪上庄得以接受这种略带特殊待遇的传统教育，在塑造特定身份认同之时也奠定了那时已较难得的一点“国学”基础。胡适后来的读书经历证明，这点比许多同龄人略高一筹的旧学基础对他是大有裨益的。绩溪上庄的未得风气之先，在不少人看来或者是一个“落后”的因素，对于小胡适的成长甚至于其一生的成功，后来证明是极为重要的。

同时，胡适的家乡教育也体现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变化。他九岁时，偶然在四叔家里的旧纸堆中捡到一本破旧的《第五才子》（即《水浒传》），“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从此开始广觅小说阅读，几年间已读了三十多部。由于这些小说中许多都是白话，胡适“在不知不觉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文的训练，在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四叔介如公是胡家少数几个专事读书的人之一，他是胡适的发蒙老师，又是家乡的“绅董”，后来还选了颍州府阜阳县的训导。这样一个士人，家中的旧纸堆中竟然有破旧的《水浒传》，正是晚明以来通俗文化中的小说、戏剧走入上层社会，有些士人将其与上层文化相提并论这一风气演变的例证。正如胡适自己所说：“余以一童子处于穷乡，乃能得读四五十种小说，其易求可见。”论者或把胡适看通俗小说归入不够“传统”的一面，其实是传统自己在变，在绩溪的小胡适并未跳出传统。

看小说更直接的好处，是帮助胡适“把文字弄通顺了”。因为胡适的哥哥受了新风气的影响，未曾让胡适学做八股文。但胡适也因此就一直没有“开笔”做过文章。胡适看了几年小说后，就有了为本家姐妹讲故事的“资格”，而且乐此不疲，经常应邀讲述。他后来常说，要使你所得的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胡适特别说到演讲的作用，因为这能强迫他“对一个讲题作有系统和合乎逻辑的构想，然后再作有系统的又和合乎逻辑和文化气味的陈述”。这个观念，完全适用于胡适少时对人讲故事的经历。

这也正是小胡适最初的作文“训练”。把看过的书再口头表述一遍，且须有头有尾，实在也是一次使自己的“印象”系统化的再创造。故小胡适虽然很晚才“开笔”作文，却早已先“开口”，后来的开笔不过是换一种形式的开口罢了。而且这样的开口，正是由摹拟入手，学着别人的法子再表述一遍，所谓“有所法而后能”，最合乎中国传统的学习作文之法。胡适自己的天性是不喜欢摹仿的，但无意中仍向讲究摹仿的传统靠拢了。不过，由于没有正式“开笔”，许多传统做文章的讲究，胡适并未学到。如中国文章最讲究的那种余音绕梁的含蓄，胡适就终生不向此方向努力。他后来的文章以浅显明白为特征，也与这少时的训练有关。

家乡传统教育打下的那点国学或非国学的基础，对胡适后来有非常人可及的自信起了重要作用。胡适曾自认留美学生中做诗的第一把手，后来对新诗也自信不在徐志摩之下，这恐怕都是要打个问号的。这样的自信始于何时，还需要考证。他的上海读书经历，应该是极其重要的。胡适到上海读书，先入梅溪学堂，一日而跳四班；再入澄衷学堂，一年又跳四班。胡母的培养和家乡的教育见了成效，胡适的自信大约也就成长起来了。他自己说，到上海入澄衷学堂，“始稍得朋友之乐”；再入中国公学，所交皆社会经历丰富的老成之人，“于世故人情所有经验皆得于是，前此少时所受妇人之影响，至是脱除几尽”。这大约又是一个转折点。而老成之人对胡适的爱护，如不让他剪辫，且使其主持一些像办报一类的事，应该都会对胡适自信心增强起作用。故少年时的上海读书经历，对胡适的成长，非常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