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序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对同时代读书人影响最大的有三位，分别是曾国藩（1811—1872）、梁启超（1873—1929）和胡适（1891—1962）。能有幸写其中一人的传记，是非常荣幸的事。而其缘起，却非常偶然。

一 写作缘起

那是1994年，我回母校四川大学任教不久，在一次向隗瀛涛老师请教时，得知他受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委托，正主编一套“强国之梦”丛书。

出版社方面，是想以这套丛书去争取获奖，希望主编和作者的层次能比别的通俗读物高一些。基于这样的设想，策划者先确定了十位有教授、副教授职称的中青年作者，然后敦请隗老师担任主编。那时隗老师正主持着一个重点项目的研究，本无余力他顾。但出版社促请甚殷，而隗老师更多出于支持年轻人之意（相当一部分丛书的作者或直接出自隗老师门下，或长期追随请教，有些人或也盼望有书出版可有助于升等），终于同意出山。

据我后来所知，出版社的立意是本着学术为现实服务的精神，想以这套书去争取“五个一工程”奖，故定位为普及性的“通俗读物”。策划者原计划在“强国之梦”之后续出一套“强国之路”丛书，以两套书来共同表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才能强国”这一主题，以弘扬主旋律。据此设想，前一套书的撰写对象即“做梦”者，而后者则为“走路”者（以中共革命家为主）。前者包括一些不那么“先进”的人物，借以凸显后来“走路”者的高明。

这一设想后来证明有些书生气，至少两套书没有一起推出，使策划者的想法未能清晰地表露出来。其后正因丛书包括了像胡适这样不“先进”的人物，而又未对其做出有力的批判，引起一些社科奖评委的强烈反对，直接影响了全套书获任何奖的可能性。对此我个人负有直接的责任，因为胡适其人的“入选”，就是我提议的。

那时丛书似已“启动”，隗老师把策划者拟定的十位研究对象告诉我，并征询我的看法。记得其中包括洪秀全，而没有曾国藩、梁启超和胡适。我因少小失学，修养差而性鲁直，即冒昧提出：论历史作用，太平天国诚不可谓不大；但就对当时人的影响言，洪秀全恐怕还不如曾国藩（暂不论其“革命”与“反动”）。而近代最能影响其同时代人的，还有梁启超和胡适，这几人最适合古人“知人”以“论世”的取径，应列入研究对象。

我原不过顺便说说而已，没想到隗老师立刻予以鼓励，后来洪秀全与另一人果被删去，虽未曾加入曾国藩，却增添了梁启超和胡适。隗老师知道我写过有关胡适的论文，即命我担任胡适一书的撰者。我虽读过与胡适相关的多数材料，却从无为其写传的思想准备，自然不敢受命。但隗老师以胡适的“尝试”精神勉励我一试，并指出胡适列入这套书本由我提出，因此我也有“义务”担任此书的写作。就这样，我成了该丛书作者队伍中唯一由隗老师“提名”的作者（现在回想，原已约定的十位作者，有一两位或只能转写他书，是有些遗憾的）。

隗老师既出任丛书主编，立刻强调丛书的学术性（实际上，希望以著作升等的学人也只有写出“学术著作”才有用）。但新的问题很快就产生出来了：一方面丛书主编与一些作者希望强调丛书的学术性，我自己便深知写“通俗读物”需要特定的才能，并非人人能做（中年学人特别忙是今日的共相，我不仅不具备写普及作品的能力，也确实没有这么多时间；若非学术丛书，自然不敢参加）。但在另一方面，学术水准似非“五个一工程”的首要要求，若以获奖为目的，显然需要优先考虑其他的方面。编撰方的一部分人与出版方对此丛书的认知，其实已有较大的不同，而这一点不幸始终未予正式澄清。

我是后加入者，所以只出席了最后一次编作者与出版方的讨论会。在那次会上隗老师仍强调这是一套学术丛书，而出版社则再次提出希望尽量“通俗”的意见；部分作者则以为，学术著作写得好，也未必就影响销路。对这套丛书的定位，各方其实都在各自表述，不过都比较婉转。对各书“体例”（包括是否使用注释及使用多少注释）是否要一致，也出现了不同意见。后经主编裁定，研究取向和“体例”由各书作者自定。

这是一个颇具今日中国文化特色的妥协结局：各方都觉得自己的观点已说明白，并据此操作。结果是主编者按其所理解的编（包括写序言），作者按其各自的理解写，而出版社也按其所设想的那样出。后来其中某书曾引起一些争议，大概即因不同的作者依其自己对丛书的认知和定位去撰写，有的可能是在提高与普及之间走钢丝，有的也许根本就按“通俗读物”的方式在写。实际的情形是，这既非一套学术丛书，也不是一套通俗读物（拙作即尚未达到通俗读物应有的一些要求），大概也只能就各书论各书。

因为出版社以通俗读物的要求操作，所以给各书撰写的时间相当短（出版社对学术研究所需的时间当然了解，若全无积累和前期研究，通常也只有通俗读物才可能在他们要求的短期内完成）。丛书交稿时，隗老师因其主持的重点项目已占去大部分时间，实无余力在短期内全部审阅各书，乃采取抽查方式。由于我是他唯一提名的参与者，且所居较近，就抽看了我那一本。拙作当然也尽量考虑了所谓“可读性”，仍基本是按照“学术著作”的要求写作的，尚能得到他的首肯（我想拙作也可能使他确认了自己所编的就是一套学术著作）。

丛书很快就出版了，由于各书体例不一，遵照隗老师的指示，这套书以单本的形式申请省社科奖。《胡适传》被四川省历史学会作为唯一的一等奖候选者上报，但在上一级评审时引起了争议。据说有人提出，研究胡适这样“落后”的人物，应对其做出有力的批判；而该书不仅未批判，甚至没有与胡适“划清界限”。结果讨论时从一等奖降到二等奖，再降到三等奖。此时隗老师拍案而起，代作者表示拒绝接受。

那情形，是另一位参与的前辈评委告诉我的，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隗老师的“拍案而起”。那位评委自己也很诧异，以隗老师向不与上级作对的一贯风格，何以能有那样的表现！的确，对那个年龄的学者来说，为一个刚出道的学者而冒与上级不保持一致的风险，并不是很容易的事。而且，隗老师的作为虽然维持了学者和省历史学会的尊严，但也直接断送了那套丛书获“五个一工程”奖的可能性（有此前科，恐怕连申报都难，遑论获奖）。我想，出版社和策划者一定都非常失望。

后有内部人士告诉我，其实先已内定，就是三等奖也不可能。据说隗老师拍案之后，有人念了一张纸条，表扬该书如何具有探索精神，甚至文笔也异常好；同时申明学术研究本无禁区，但这样研究胡适，不宜由政府来承认云云（因为那是政府奖）。结果，那一年的省社科奖，历史学科的一等奖竟然空缺，这在当年是相当罕见的。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参与各方，从不同评委到主事者，其实也都尽量以其觉得合适的方式，表述了对学术的不同态度。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体会不到，也不过就在十多年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还有那样多的禁忌。很多人可能也没注意到，像我这样连杨奎松兄都以为属于“另类”（在奎松兄那里并非贬义）的学者，其实屡屡获得隗老师的指导和支持。如今隗老师已驾归道山，不同人的心目中，隗老师或有不同的形象。我不知上面所说与一般人心目中隗老师的形象是否一致，这却是我的亲身经历，也是我记忆中的隗老师。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没有隗瀛涛老师的鼓励，要将我对胡适的一些看法较为系统地整理并表述出来就教于学界，恐怕还会是相当久远的事。当时勉强成书，或有辱师教，现在也只能自己承担责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