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物与时代

尽管中国史书以纪传体著称于世，本书的传主胡适却一则说他“深深的感觉中国缺乏传记的文学”，再则说“中国的传记文学太不发达了”，甚至“可歌可泣的传记，可说是绝对没有”。他的意思或许是中国过去的传记不够“文学”，曾自撰《四十自述》以为文学性传记的尝试。却不十分成功——仅其中第一章类似“小说式的文字”，从第二章起，就因其“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遂“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略带讽刺意味的是，“还有许多朋友写信”给他，说后写的“比前一章更动人”。

其实文史本“不分家”，曾为法王路易九世作传的勒高夫就认为，传记比其他史学手段更能产生“真实效果”，故“与小说家所采用的手段比较接近”。史家“凭借其对于资料和传主所生活的时代的熟悉”对史料进行“剪接”，实即“剥掉这些文献的外壳，让带动历史现实的理念显露出来”，从而展现“真实”。且文笔的感人，往往以生活为基础，并因经历的可分享而使读者生“同情”。若叙事本以能“仿生”而生动感人，便无所谓文学与史学。历史叙述的生动，或即以史学的思想逻辑为后盾，通过表述的严谨而展现。

然而传记确实不容易写，勒高夫便视历史传记为“历史研究最困难的方式之一”。若写已成“人物”之人，又比一般传记更难。按梁启超的界定，所谓“真人物”，必“其人未出现以前与既出现以后，而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这类人的“生平、言论、行事，皆影响于全社会”；其“一举一动，一笔一舌，而全国之人皆注目焉”。胡适就是这样一个改变了历史的“人物”——我们现在日常表述皆用所谓“白话文”，这一几千年的巨变，便与胡适有着不可分的关联。

不仅如此，子贡早就说过，君子之过，就像“日月之食”，其“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对胡适的全面批判，遍及哲学、史学、文学、教育、政治等众多领域，足见其在近代影响的广泛。从他二十多岁“暴得大名”开始，胡适一生都是新闻媒体注意的对象。他完全符合梁启超界定的“真人物”，亦即子贡所说的“君子”。

但正因此，胡适也是学术界一个久有争议而很难处理的题目：前些年是贬多于褒，后来则褒多于贬。趋势虽然明显，但仍存歧义。20世纪90年代后，胡适研究在大陆渐成热点，论著日多，海外亦不少。各家虽仍有争议，关于胡适的许多具体的方方面面，却又已渐有论定的意味，这就更增加了写胡适的困难。

历史表述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本无限曲折。胡适一生讲话写文章，都有意要清楚浅显，也以此著称于世。然而这位最希望为人理解的思想家，恰又是最不容易理解的。他自己就曾叹谓，许多他细心用力的文章，却不为世人所注意；而随意为之的作品，常多得喝彩。到1961年，他看了别人选的《胡适文选》后说：“你们都不读我的书，你们不知道应该怎样选，还是让我自己想想看。”选他文章的人当然是愿意并认真读他文章的人，但在胡适看来，仍不能算知音。可知他与读者的关系，到老也还是有心栽花花不开。

这当然有读者一面的原因，从前述胡适写《自述》的尝试便可知，他本以为读者会喜欢“小说式的文字”，却有“许多朋友”认为，他按照“谨严的历史叙述”方法所写的，反“更动人”。而胡适自身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如胡适研究者周明之先生所说，他“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听众，说不同的话”。与晚年胡适过从较多的唐德刚先生以为，胡适说话“有高度技巧”，在此范围内，他又是“有啥说啥”。

这是唐先生积多年与胡适接触经验的甘苦之言。正因此，对胡适所说的话，就不能全从字面看，而必须仔细分析，才可以从其“高度技巧”之中，求得其“有啥说啥”的真意。胡适一生都非常重视“一致”，主张一个人应言行一致、今昔一致，为此而不惜调整一些与个人相关的记录（详后）。但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尤其成为“人物”的人，很少能不受时代和周围环境的影响，真正做到今昔的“一致”。中国古人早就主张“多闻阙疑”，或许历史传记与文学传记不同之处，就是能够“懂得尊重因资料匮乏而留下的缺损和空白”，不去“设法填补打碎了一个人一生之中表面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的那些中断和不连贯之处”。

而且，如勒高夫所说，在历史传记这个“极端困难的领域里”，恰隐伏着“变动中的历史的研究方法”，因为“历史的变动在传记中也许比在别的地方更加清晰”。人能弘道，道亦弘人。一个时代可能因为某个杰出人物而得到表述，某一个人也可能因为时代的重要而引人注目，并在时代被弘扬的过程中表述自己。孟子早就提出“论世”以“知人”的方法，反过来，也可“知人”以“论世”（对任何人物的研究，必对其所处的时代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双向处理孟子的“知人论世”方法，有助于对历史人物及其时代的共同了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代表着一种观察方法，即“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这种观察方法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离群索居和固定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故陶孟和强调，“一个人生在世上，必定与他生存的环境有相互的影响，有无限的关系”。要了解一个历史人物，“万不可以把他所处的时势并他所处的环境抛开”。而且这时势环境是立体的，是“过去的生活积久的结果”，要“追溯既往才可以了解”。

今日若要研究胡适的时代，自然要多注意那些得到喝彩的文章；如果要理解胡适本人，则不得不去揣摩那些用了心力却为人冷落的篇章。且两者就像“知人”与“论世”的关系一样，本是互补的。只有在理解了胡适本人及其不为世所注意的一面，明了其为世所知和不为世所知的诸多原因，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胡适那个时代；同时，也只有在尽可能深入地理解了胡适所处时代之后，才能进一步领会胡适身处特定时代那“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陈寅恪语），以期“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胡适语）。

这中间文本（胡适自己）和语境（胡适所处时代）的微妙互动关系，是本书试图着力之处。本书初版后，很多读者都注意到其与很多传记的写法不同，如一开始就专辟一章来讨论传主所处的“语境”，便曾使一些评论者感到不习惯。其实，为已成历史“人物”者写传，常不得不如是。勒高夫为路易九世作传，便“经常中断对他生平的叙述”，以交代“他在不同时期中所遇到的那些问题”。他谦称“这些不同时期各有其标志，它们令历史学家感到困难”，而自己“试图把这些困难的性质交代清楚”。实际就是他对这些时代“标志”的理解与其他史家不同，故不能不“中断”对传主的叙述以说明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