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写实与写意

研究人物者自然都想还原其本相，但究竟何为本相或真相，其实不太说得清楚。有的研究者自信甚强，以为通过所谓“科学”的研究可以了解研究对象到超过其本人的程度。对此我有些存疑。盖不论什么外在内在的因素增添了身在山中而不识真面目的可能，每个人大概还是自己最了解本人。正因为其了解自我，所以或有不欲人知的主观努力（或谓遮掩）。研究者能从其立身行事之中探索到一些其不欲人知的部分，已甚难得；进而能对研究对象有所谓“同情之了解”，尤大不易。若云认识其人超过本人，多少有些“以不知为不有”（傅斯年语）的倾向，或不过凸显研究者的大胆敢言而已。

进而言之，对历史人物“真相”的把握捕捉，还有一个“形似”还是“神似”的问题。两者之中，后者更难，即王安石所谓“丹青难写是精神”也。然而不论“形似”还是“神似”，都仅到“似”的程度；能似，就不简单。对史学来说，重建出的人物究竟是否“似”尚难判断，遑论所谓“真”。在这一前提下，或不妨尝试先寻求呈现历史人物的丰富面相，即尽量重建传主已确立形象之余的部分；若能于固定的典型“象征”之外，“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以“见之于行事”的方式写实亦兼写意，重构出传主人生经历的丰富，说不定反因此而趋于接近其“本相”。

闻一多在写杜甫时曾说：

数千年来的祖宗，我们听见过他们的名字；他们生平的梗概，我们仿佛也知道一点；但是他们的容貌、声音，他们的性情、思想，他们心灵中的种种隐秘——欢乐和悲哀，神圣的企望，庄严的愤慨，以及可笑亦复可爱的弱点或怪癖……我们全是茫然。我们要追念，追念的对象在哪里？要仰慕，仰慕的目标是什么？要崇拜，向谁施礼？

由于“看不见祖宗的肖像，便将梦魂中迷离恍惚的，捕风捉影，摹拟出来，聊当瞻拜的对象——那也是没有办法的慰情的办法”。所以，他所描绘的诗人杜甫，虽不敢说“这是真正的杜甫”，却可以说是他“个人想象中的‘诗圣’”。

这是一个重要的见解。一方面，往昔的追忆需要一个可知可见的具象，否则难以寄托；另一方面，很多时候我们仰慕和崇拜的凭借，其实只是一个想象的摹拟物。中国古人对此有很深入的思考，所以不重偶像（此用其本义），而多以牌位表出，是很典型的“写意”。但后来终抵挡不住人情的需索（或也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渐出现画像雕塑一类“写实”之物，现已基本取牌位而代之了。然而恰因“写实”物品多系晚出，反蕴涵着较多的想象，未必就比“写意”的牌位更接近实在。

有时候，“写实”之物甚至真如闻先生所说，不过是捕捉梦魂中迷离恍惚的影子而已。《梦溪笔谈》曾记唐明皇梦钟馗捉鬼，命画工吴道子图之，道子“恍若有睹，立笔图讫以进”，居然极肖明皇梦中所见，“上大悦，劳之百金”。这就是一个捕梦捉影的“实例”，其作品究竟算是“写实”还是“写意”，还真需要费心斟酌。惟梦不易说，说即难免痴人之讥。偏向科学者如胡适，就以为做梦都有生活的经验作底子；则明皇所谓“卿与朕同梦”，或其作底子的“生活经验”相近乎？

过去的思想史研究或受哲学史影响，似偏于理智，而相对忽略情和感的部分。思想家的传记也相类。其实人的苦与乐，人对自然和他人的感知、感受甚至感应，都是古人特别重视的，在既存研究中却显薄弱；或因“研究”须严谨，而将研究对象“纳入”一种理智体系，遂“被”理性化了。其实我们思想史中很多人物的情感都很丰富，其感性的表现往往被压抑而不显，似还有伸展的余地。

今日科技的力量给史家以极大的帮助，胡适的容貌、声音都有记录而可亲近，但是他的性情、思想和“心灵中的种种隐秘”，仍不能不据史料和想象以重建。本书无意全面地重新诠释胡适及其时代，不过重建一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史实，希望能为认识和诠释胡适其人及其时代，做些微的补充。

胡适自己曾提出，写人物传不能细大不捐，“当着重‘剪裁’，当抓住‘传主’的最大事业、最要主张、最热闹或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来书写。其余的细碎琐事，必须有“可以描写或渲染‘传主’的功用”，才能存留。本书即以此为目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并为了接近传主想要清楚浅显的风格，尽量写得流畅些。一些繁杂的分析和史事考证，或已另文陈述，或当独立探索，在本书中就适当简化了。至于再现了多少他的“欢乐和悲哀，神圣的企望，庄严的愤慨，以及可笑亦复可爱的弱点”，就要请读者诸君看了下文后予以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