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宣武门外有一条僻静的胡同——南半截胡同。胡同里有一个僻静的小院——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院中原有一株开着淡紫色花朵的楝树，后来楝树不知怎么被折断了，就又补植了一株槐树，“补树书屋”的名称就由此而来。如今，这株槐树躯干的横断面上已经出现了第七十六道年轮，在它两侧书房中度着漫漫长夜的鲁迅也在人生的道路上经历了三十八个春秋。古语云：“三十而立。”三十八岁，这正是生命之树结果的时光。然而，中年时代的鲁迅由于饱经忧患，宽阔的额头上已经漾出了皱纹——这是历史倒转的车轮在他额上留下的辙印。
辛亥革命之后，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更坏：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称帝，做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一九一七年七月，辫帅张勋又刮起了一阵阴风，把废帝溥仪从故宫抬出来，演了一出十二天的复辟丑剧。目睹这种“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的政局，鲁迅产生了怀疑和苦闷。他的苦闷，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失败，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尚未兴起的历史时刻所产生的时代性的苦闷。就是在这种情绪的笼罩下，鲁迅埋头于整理古籍，研究佛学，搜集金石拓片。他在孤独中思索着辛亥革命的教训，在尖锐的思想矛盾中不倦地探寻着中国革命的新路。正当鲁迅在补树书屋过着“槐蚕叶落残碑冷”的生活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终于推开了鲁迅心灵的门扉。
人们不会忘记“补树书屋”那位手提大皮夹的胖胖的来客——鲁迅的老同学钱玄同。他在东京民报社听章太炎讲学时，常在席子（即日本的“榻榻米”）上爬来爬去，因此被同学戏称为“爬翁”。一九一八年初，以倡导文学革命而闻名的刊物《新青年》杂志扩大阵营，由陈独秀主编改为编辑部同人共同编辑，钱玄同也成为编者之一。但是，他们当时如同奔驰于毫无边际的沙漠，没有人来赞同，也没有人来反对。在寂寞中，钱玄同想到了留日时期曾经慷慨激昂地提倡文艺运动的鲁迅，便敦促他为《新青年》撰写稿件，以完成他蓄志已久的事业。在钱玄同的鼓励下，鲁迅感到旧社会虽然像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但只要惊起了里面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就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处于冰结状态的热烈的爱憎，以及原来储存的生活素材如同火药一样，由于时代的气温适度，又有钱玄同的约稿这一导火线的触发，终于爆发出了灿烂的思想和艺术火花。
当鲁迅重新挥笔上阵的时候，他首先想起了前不久偶尔读过的《资治通鉴》。这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通史。鲁迅从中了解到，像春秋时代齐国的大臣易牙把儿子蒸熟了献给齐桓公品尝这类令人战栗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原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易牙为了表示对君主的忠诚，居然忍心杀死自己的亲骨肉，这有多么残忍！但当齐桓公病倒以后，易牙又纠结同伙相与作乱，使齐桓公粒米不得食，可见他的“忠”是何等虚伪！鲁迅又想起了清末刺死安徽巡抚恩铭的光复会元老徐锡麟，他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时不幸被俘，连心肝都被恩铭的卫队剜出来炒着吃了。在鲁迅的脑海中，还浮现出了他的姨表弟阮久荪的影子。这个青年原是浙江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后来到山西一带游幕。他置身于封建官场中，看到人会怎样骗人，怎样卖友，怎样吮血，痛感自己的抱负得不到施展。他在一首题为《寄友》的五言律诗中，就发出了“壮士容无地”的浩叹。由于长期抑郁寡欢，阮久荪得了一种叫“迫害狂”的病症。他在幻觉中感到山西繁峙县的绅商各界到处撒下了罗网，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一九一六年十月他逃到北京，仍然觉得时刻有人追踪，经常流露出恐怖的神情和发出凄惨的喊叫。在封建卫道者眼中，“狂人”不只是阮久荪这类黑暗社会的被迫害者，还包括封建制度的叛逆者。深为鲁迅崇敬的“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先生，由于好发议论，而且敢于毫无顾忌地褒贬人物，因而被贬的一群人就叫他“章疯子”。就连鲁迅本人，后来竟有人造谣说他也发了疯。于是，这些纷至沓来的人物和思想，像无数条光柱从四面八方射向鲁迅的心中，而后汇集到人的解放问题这个聚光点上。为了掀翻封建统治阶级摆设的人肉筵宴，鲁迅运用“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典型化手法，孕育了一个既有狂人病理特征又有反封建战士精神本质的独特形象。鲁迅借助这个现实性与象征性互相渗透的有双重色彩的人物，对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进行了剔肤见骨的揭露。“狂人”用他如炬的目光，透过峨冠博带的封建史家在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历史，看到了字缝中隐藏着的“吃人”二字。“狂人”还用黄钟大吕般的声音提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愤怒警告，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战斗号召。这篇题为《狂人日记》的小说，以其思想的深刻和格式的特别，为中国新文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像号角一样震醒了在封建“铁屋子”里沉睡的人们。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接连又写出了《孔乙己》《药》《白光》等作品，为抨击封建制度提供了一件件活生生的罪证。一九二三年，鲁迅将这些小说集为《呐喊》一书公开出版。“呐喊”的意思，就是用文艺作品为时代前驱者助阵作战。陈独秀赞扬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地佩服。”李大钊也说：“鲁迅先生是我们《新青年》最谦虚、最热忱的成员。我们见面不多，但他和我却很能默契。”李大钊还要求他的子女一定要好好阅读《呐喊》，因为“这是中国最好的一本小说”。
最早为鲁迅赢得文坛声誉的虽然是他的小说，而他日后的作品又有力地证明了他具有纯熟驾驭各类文体的卓越才能，但他终生选择的主要文学样式却是杂文。究其原因，无疑是杂文作为一种战斗的文体，更适合于鲁迅的战士本色和中国社会的迫切需求。鲁迅将他作为哲人的睿智和作为诗人的激情，全部融入他的近千篇杂文当中。他既吸取了英国随笔（Essay）形制简短、绵里藏针、微而显著、小而见大的特色，又借鉴了魏晋文章“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文风，特别是继承了魏晋文章的“骨力”，使杂文这种文体成了开展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利器，给封闭僵滞的旧中国注入了活力和生机。由于新文化运动肩负着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历史重任，鲁迅这一时期的杂文大多围绕这一时代主题展开，尤其是他对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批判，更为深刻犀利，具有内在系统性。
“五四”时期中国现实社会中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反映在文学领域就形成了提倡白话文的激进派与维护文言文的守旧派的斗争。在这场论争中，鲁迅“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也就是说，鲁迅并没有跟旧文学营垒的所有代表人物都展开正面交锋，而只是集中火力对付那些“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的人物，如“学衡派”“甲寅派”诸公。
“学衡派”以留美学生为骨干，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旗帜。与“孔教派”“国粹派”的不同之处是，“学衡派”的学者主张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但在维护文言文的正宗地位、维护旧文化中恒定的精神价值等方面，“学衡派”则是文化保守主义的稳定的同盟军，同样是阻挡“五四”新文化潮流的顽石。“甲寅派”代表人物章士钊也是“学贯中西”的人物，辛亥革命前主持《苏报》，倡言革命，颇为人们称道，但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却变为皖系军阀的高级幕僚，并利用他担任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的大权，镇压爱国运动，明令尊孔读经，其危害更甚于“学衡派”。
在跟“学衡派”“甲寅派”的论争过程中，鲁迅没有跟对手在一些理论问题上扭打，在一些名词概念上兜圈，而是主要凭借自己谙熟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法，戳穿这批自炫渊博的旧文学的卫道者“文且未亨，理将安托”。如他在《估〈学衡〉》一文中，只不过从该刊中随手拾来若干未通的字句，就“衡”出了他们的铢两，让这些跟国粹谬托知己的人窘态毕现。在《答KS君》《再来一次》等文中，鲁迅以实例证明章士钊乱用成语，错解典故，文字庞杂，陋弱可哂，使他企图从逻辑学、语言学、文化史的角度证明文言文优越的图谋彻底破产。由于“学衡派”的人物尊杜威、罗素而贬马克思，章士钊当时更是段祺瑞执政府中的核心人物，这就使得鲁迅跟他们论争的意义超出了文学领域而带有思想批判和政治斗争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