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九年夏天，鲁迅离开日本归国。本来，鲁迅曾准备到德国去继续深造。但是，因为他的母亲在家庭败落之后需要赡养，还在日本立教大学求学而又已经结婚的二弟周作人也希望他能有所资助。这就使得鲁迅不得不结束留学生活，归国谋事，以承担日益沉重的家庭负累。鲁迅后来对友人说：“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白头……”然而，在唯利是图的社会里，鲁迅愿意躬行损己利人的人生哲学，无所怨尤。他当时哪里料到，欲壑难填的周作人在十四年之后竟会对他反目相向呢！
当鲁迅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的时候，正值辛亥革命前夜：一方面，同盟会发动的武装起义已经遍及南方大部分省区，革命的宣传活动也由滨海城市逐渐向清朝的腹心地区发展，反清革命派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另一方面，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为了苟延残喘，不但对革命派的活动进行血腥镇压，同时也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强化了思想控制。在辛亥革命的产儿呱呱坠地之前，我们的祖国母亲就这样处在痛苦的痉挛之中。
在日本弘文学院带头剪掉辫子的鲁迅，一踏上祖国的土地，不得不首先花四块大洋在上海装了一条假辫子。这种假辫子虽然做得巧妙，不留心观察难以看出破绽，但不戴帽子不行，而且在人堆里还要提防挤掉或挤歪。基于这些不便，鲁迅在一个多月之后就索性将假辫子去掉了，脱去帽子，露着短发在路上走。这样一来，他就享受到一种新的待遇：最好的是被路人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的辫子；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即所谓汉奸。鲁迅想，即使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也未必遭受如此痛苦。
归国第一年的秋天，经友人许寿裳推荐，鲁迅担任了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初级化学和优级生理学教员，并兼任日本籍植物学教员铃木珪寿的翻译。“救时应仗出群才”，鲁迅就这样走上了归国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为中国培养“群才”的教育工作岗位。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坐落在杭州的下城，是在“废科举，兴学校”的高潮中以省城贡院旧址改建的，建筑格局和学制大部分仿照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所谓“两级”，即分为“优级”和“初级”两部分，优级培养中学师资，初级培养小学师资。原任监督（校长）沈钧儒思想开明，教员中许多人是革命团体光复会的会员或接受过民主思想洗礼的日本留学生。在这所开明空气比较浓厚的学校里，鲁迅的教学活动也充满了民主和科学的精神。
鲁迅开设生理学课程时，用通俗浅显的事例讲授“胚胎学”，驳斥那种“转世轮回”的迷信落后观点。他还勇敢地向封建假道学挑战，破例地加讲了生殖系统一章。他事先只对学生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被破坏了。他编译的生理学讲义——《人生象斅》，文字精美，论证有力，科学性和系统性都很强。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提出了“防疾病于未萌”、重视体育卫生和儿童青少年卫生等先进思想和观点，使这部教材成为我国近代不可多得的优秀的生理卫生学讲义之一。
鲁迅教化学时，十分重视实验。有一次，他在教室里试验氢气的燃烧，因为忘了携带火柴，临时走出教室去取。出门前，他再三叮嘱学生，一定不要触动氢气瓶，以免混入空气，在燃烧时炸裂。但他取回火柴一点火，玻璃瓶却爆炸了，手上的鲜血溅满了雪白的西服硬袖和点名簿。鲁迅抬头一看，发现前两排只留着空位：原来坐在这里的学生故意将空气放进氢气瓶之后，悄悄地躲到后排去了。鲁迅后来谈到这事时说：“他们也相信我，也不相信我。如果相信我的话，那就无须放进空气试看是否会爆炸了；如果不相信，认定不会炸，那就不用离开座位远避了。”
杭州的风景是美丽的，确如苏东坡的名句所描绘的那样：“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但是，沉潜于工作之中的鲁迅却无暇流连于湖山胜迹。只有在采集植物标本的时候，他才得以徘徊于吴山胜水之间。仅一九一〇年三月，鲁迅就攀玉皇山，越栖霞岭，前后十二次，采集了七十三种标本。有时仅为采一种标本，他就得付出几天的跋涉之劳。鲁迅还计划编一部《西湖植物志》，后因环境变迁，未能遂愿。
鲁迅在杭州执教期间最有意义的一段经历，是参加了痛击教育界封建顽固势力的“木瓜之役”。这是他归国后投入的第一次战斗。
“木瓜之役”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在此之前，有一位革命者潜隐在浙江巡抚增韫的抚署做幕友，后来活动暴露，突然潜逸。这位革命者的妻弟胡俊是两级师范的学生，因为替姐姐、姐夫传递过信件，一度受到株连。特别是胡俊姐姐的一封亲笔信，更引起了增韫的疑窦。因为信中写道：“你对我所说之事，待我宽松几天后，再听吩咐。”色厉内荏的增韫以为这是革命党人联络的暗语，惶恐万分，立即派卫队闯进两级师范学堂逮捕了胡俊。经审讯，增韫才知道信中所说的“事情”，其实是那位革命者希望妻子放脚并来杭州读书。虽然胡俊一案纯属杯弓蛇影，但增韫仍然心有余悸。为了防止两级师范学堂跟绍兴大通学堂、安庆巡警学堂一样，成为反清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他乘学堂监督沈钧儒被选为省咨议局副局长的机会，推出了一个绰号叫“木瓜”（比喻木头木脑，顽固守旧）的富阳人夏震武继任沈钧儒的职务。夏震武原任浙江教育总会会长，一贯以道学家自命。他不但仇视推翻帝制的革命活动，而且就连从根本上维护帝制的“君主立宪”也极力反对。增韫以为驱赶着这个顽固派上阵，就能加强对浙江教育界的控制。
一九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即夏震武上任的前一天，他写了一封信给前任监督，内附礼单，要求全体教师各按自己的品级穿戴礼服，用当时官场下属见上司的“庭参”礼节和他相见；还要求设立“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由他率领全体师生“谒圣”。二十二日早上八点左右，夏震武头戴清朝的红缨帽白石头顶子，身穿天蓝色大袍，外罩天青色套子，脚蹬一双黑靴，“冠冕堂皇”地来到学校；更为威风的是，他身后还带了十六名教育总会会员。到校后，夏震武首先带领学生向孔子神位行了三跪九叩礼，而后声嘶力竭地进行了一番所谓“廉耻教育”的说教，并在讲演中攻击两级师范的教师“高谈平等自由，蔑伦乱纪，诳惑学生”。接着，他又在会议室召见全体教师。教师诘问他带人入堂的理由，回答是：“两级师范学堂名誉甚坏，教育总会理应调查，并行整顿。”本来就对“庭参”“谒圣”这一套做法极为反感的教员们，面对夏震武的信口诬蔑，再也按捺不住怒火。在他们看来，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他们愤然责问夏震武：“‘名誉甚坏’四字，跟学堂全体人员都有关系，而教员的责任更大，请你明示证据，以付公论。如能指出腐败确据，我们立刻自行出校。”很多人还七嘴八舌地骂起来：“你这个假道学！”“你这个假孝子！”“你这个老顽固，怎配当我们的校长？”
夏震武见教员们哄然而起，自知形势不妙，便在一群随从的簇拥下夺门而逃。
二十三日上午八时，夏震武派人往学校送了三封信：一封斥责教务长许寿裳“非圣”“蔑礼”“侵权”；另一封责备全体教员贻误学生；第三封劝令学生全部自修。一贯主张“教员反抗则辞教员，学生反抗则黜学生”的夏震武，原以为依恃强硬手段就可以迫使师生屈服，不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十二月二十六日，鲁迅、许寿裳、杨莘士、张宗祥等二十五位进步教师全体辞职。一些原来住校的单身教师卷好铺盖，整理好行李书籍，一齐住进了黄醋园湖州会馆。夏震武进校后，只见教员部渺无一人，办事部亦空空荡荡，呼唤不应，茶水不备，大有进退维谷之势。在走投无路中，他只好宣布“提前放假”，妄图借此苟延残喘。
两级师范学校教员的正义斗争，得到了进步学生的大力支持。省内教育界和京沪报刊也群起声援。夏震武开始还虚张声势，扬言“兄弟不敢放松，兄弟坚持到底”，后来种种诡计都未得逞，只好被迫辞职。在这场风潮中，鲁迅一直站在前列，勇敢坚定，因此被拥护夏震武的一派称为“拼命三郎”。教职员复职后，在大井巷的一家饭店聚餐，共庆胜利，戏称为“吃木瓜酒”。鲁迅畅饮之后，用筷子夹着一块肥肉，模仿夏震武的语调说：“兄弟决不放松。”大家都被逗得大笑起来。这场在笑声中胜利结束的“木瓜之役”，给鲁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一年后，鲁迅在致友人许寿裳的信中特意提道：“木瓜之役，倏忽匝岁，别亦良久，甚以为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