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规律

（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分析框架

关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研究，主要是在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体分为企业、政府与居民三个部门，考察社会生产成果在三个部门间的分配状况。在中国，常用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总结社会生产成果在三个部门之间分配的流程和结果。如表3-1所列举的中国资金流量表简表（实物交易）所示，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居民部门的主要收入来源项包括初次分配中的增加值（农户以及个体经营户）、劳动者报酬、财产收入，生产税是其运用项；在再分配过程中的社会保险福利和社会补助是居民部门主要的收入来源项，收入税及社会保险缴费是其主要运用项。企业部门的增加值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项，而劳动者报酬、财产收入（主要体现为企业分红）、各项税收等是其主要的使用项。政府部门在初次分配中主要通过生产税获取财政收入；在再分配阶段通过财政收入（所得税、社会保障缴费等）与财政支出（以社会保障为主体的转移性支出）两个维度，影响三个部门之间的最终的可支配收入。总体上看，由于生产税一般被认为是中性税，因此初次分配主要体现为以资本与劳动为主体的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关系，政府的影响不大；而再分配阶段则与政府的行为息息相关。

结合表3-1，如果将焦点放在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上，则可以看出初次分配中主要体现为居民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即劳动者报酬的份额问题；在再分配过程中，政府财政收支两方面的行为都将会影响到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学术界也基本上按照这一脉络来考察国民收入分配状况的演变规律。

（二）初次分配——劳动收入份额

初次分配主要关注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问题，其核心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自亚当·斯密以来，众多古典经济学家对此都高度关注。进入20世纪，随着可用数据的逐步积累，Clark（1932）、Kuznets（1937）、凯恩斯等著名学者对英、美等国要素分配实际状况进行了测算。Keynes（1939）总结这些测算的结果认为，“在英美两国的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一直保持稳定水平，这是一个既令人吃惊，又确切存在的事实”。其后，如Johnson（1954）对美国1850—1952年的要素分配份额进行测算，也发现这一百年里美国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份额基本保持常数。基于这些研究，Kaldor（1961）在总结经济增长的几大典型事实时，“要素收入是稳定的”就是其中之一（罗长远，2008）。在此之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份额在长时间内为常数，这一观点成为经济学界的主流认识。要素分配份额为常数的假设，在经济增长理论、增长核算等领域被普遍采用。

当然，一些文献也对这种共识提出了质疑。如Solow（1958）就发现美国的总体要素分配份额并不稳定。还有些研究者指出部门要素分配份额总是在不断变化，如Gujarati（1969）、Lianos（1971）等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呈明显下降趋势。一些学者还开始研究要素分配份额的周期变化，如Modesto等（1993）都发现劳动收入份额与通货膨胀率反方向运动，在经济扩张期，劳动收入份额降低。其中，学者们也对于在统计上计算劳动收入份额的口径展开了讨论，如哪些人算是工人？哪些收入计入劳动报酬？公司管理者的股权计入劳动收入吗？等等。不同国家的统计口径不同，也会影响研究的结论。

理论上，罗宾逊夫人（1933）引入要素替代弹性概念，这为学术界进一步分析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规律奠定了基础。Berndt（1976）利用美国数据估计了美国总体经济的要素替代弹性，得到其可能为1的结论。按照新古典要素分配理论，要素替代弹性为1，表明无论要素比和效率如何变化，要素分配份额均为常数。这类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要素分配份额长期不变的结论。总体上看，虽然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整个经济学界较为接受要素分配份额长期不变的结论。

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发达国家出现了劳动份额有所下降的情况。如图3-1所示，OECD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明显下降的趋势。这一新情况重新激起了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兴趣。Blanchard（1997）和Poterba（1997）都发现，包括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等在内的欧洲大陆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均处于下降趋势，但英、美和加拿大却无明显的趋势。Bentolila等（2003）也有同样的发现，他们同时指出各国劳动收入份额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芬兰、瑞典等国的劳动份额约为72%，而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则约为62%。Gollin（2002）收集了联合国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数据，把自营收入（自我雇佣的个体劳动者）纳入劳动所得，认为劳动份额的变化是由于自营收入没有被统计，如进行调整后则劳动份额在长期内仍是保持不变。这些研究一方面总结了劳动收入份额逐步下降的新典型事实，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各国的差异性及研究上可能存在的问题。

一些学者还开始关注要素分配份额及其变化趋势在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一些文献认为其与发达国家差异并不显著（Bernanke et al., 2002），而另一些文献则认为劳动收入份额在发展中国家比较低，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较高（Harrison, 2002; Rodríguez et al., 2006）。Hofman（2001）发现20世纪50—9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劳动份额在50年间呈下降趋势。Shastri等（2005）研究发现印度工业中的工资份额1973—1997年下降了19个百分点，并指出这主要是产业技术变迁和低工资产业比重增加共同作用的结果。Harrison（2002）则发现，在这30多年间，劳动份额在穷国下降，在富国上升。这些新的文献，进一步丰富了全球范围内要素分配份额的典型事实。

在对事实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研究者开始关心导致各国要素分配份额存在差异及发生变化的原因。总的来看，大量理论和实证文献指出：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的差异、全球化及有偏的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可能是影响各国的要素分配份额及其变化趋势的重要因素（罗长远，2008；白重恩等，2009）。不过，仔细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这些因素可能并非相互独立的变量，而是相互交叉在一起发挥作用，难以绝对分开的。

（1）经济发展阶段。Lee等（2005）、Jayadev（2007）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包括了人均GDP的一次项，发现在大多数时候人均GDP同劳动收入份额正相关。Harrison（2002）以本国相对于外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为解释变量，发现它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Diwan（2000）在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方程中放入人均GDP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结果发现前者的系数为正，后者系数为负，表明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呈倒U形。然而，李稻葵等（2009）利用跨国数据进行的回归分析却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呈U形，即劳动份额先下降后上升。

（2）产业结构。Kongsamut等（2001）指出，劳动收入份额在产业间存在很大差异，而一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必然会影响其总量上的劳动收入份额。Serres等（2002）对欧美六国的分析表明，制造业向金融业转型导致这些国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Morel（2005）对加拿大的分析表明，尽管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使总体劳动收入份额降低，但制造业的劳动收入份额降低是推动加拿大整体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主力。

（3）要素投入的差异。要素投入的差异即生产中劳动与资本的比例。Harrison（2002）利用1960—1997年100多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劳动与资本比例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小。他对此的解释是，随着劳动力的增加，资本回报相对上升，劳动收入份额下降。Poterba（1997）对美国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的结论。然而，Bentolina等（2003）利用1972—1993年OECD国家的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显著为负。不过他同时指出，除要素投入的差异之外，有偏的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Diwan（2000）运用1975—1995年世界135个国家的数据，发现资本积累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是不一样的：在富裕国家，资本积累越多，劳动收入份额越高，这种结果可能与资本存量越高，劳动力讨价还价能力越强有关，这一结论与Bentolina等（2003）的不同；而在贫穷国家，资本积累与劳动收入份额负相关，可能意味着在资本存量较低的时候，劳动力只能在收入中要求一个很小的份额，才可以吸引资本的流入。Diwan（2000）还考察了人力资本存量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发现：富裕国家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劳动收入份额越高；而贫穷国家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劳动收入份额越小。

（4）全球化与技术进步。在近几十年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劳动收入份额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近期大量文献都将这一现象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其研究结论社会反响也较大。新古典贸易理论指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可能会降低前者的劳动收入份额。而全球化引致的各国为吸引资本进行的竞争，可能会弱化工人的谈判地位，使得劳动收入份额降低。这些理论上的推论也陆续为相关实证文献所证实。Harrison（2002）的研究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劳动收入份额有所下降，这不仅与要素投入变化有关，也与全球化有关。Guscina（2006）对18个工业化国家的计量分析，也表明全球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有明显影响。Ortega等（2002）发现在开放程度和一国的资本收入份额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并且指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全球化削弱了劳动者的讨价还价能力。Diwan（2001）用100多个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和金融危机的数据，发现金融危机多数伴随劳动收入份额降低，从而金融危机的社会损失更多地由劳动者承担，由此他认为，全球化，特别是放松资本管制，可能通过金融危机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面影响，给劳动者带来永久的创伤。

从逻辑上看，由于资本的流动性较强，全球化将会导致倾向于资本的技术进步。Bentolina等（2003）用全要素生产率（TFP）表示技术进步，发现这一指标对OECD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显著为负，他们把这一结果归于技术进步的资本增强属性。Guscina（2006）也有类似的结论。Jaumotte等（2007）综合考虑全球化与技术进步的影响，认为有偏的技术进步影响更大。IMF（2007）总结各国的典型事实认为，全球化使得高技能劳动者的谈判地位上升，进而其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而低技能却恰恰相反。这也是当前发达国家出现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重要原因。其背后也同样存在有偏的技术进步因素的影响。

（5）劳动力市场制度。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工人的保护程度，其最终影响体现在两个渠道，一是工资，二是就业，且两者的影响方向可能相反。Blanchard等（2003）指出解除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之间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四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其潜在的含义是就业保护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Guscina（2006）用工人参加工会的比例衡量对劳动力的保护强度，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工业化国家工会力量弱化和就业保护强度下降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之一。然而，Bentolina等（2003）考察了罢工次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发现它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为负，但并不显著。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与前者有所差异。

总结相关文献来看，虽然各国存在差异，近年来全球均出现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趋势似乎已经得到承认。然而对其影响因素的分析，结论尚较为含糊。存在共识的是，全球化以及倾向于资本的技术进步，是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而在其他方面，许多文献研究的结论甚至方向相反。如在产业结构方面，Serres等（2002）发现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而Morel（2005）则认为产业结构转型不重要。其他的如经济发展阶段、要素投入差异、劳动力保护程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类似问题。如果透视文献中分析的基本逻辑则可以发现，无论是关注哪类外在原因，劳动者基于供求形势在市场中的谈判地位（而非外加的谈判地位），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关键因素。

略有遗憾的是，文献中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关注较少，需要注意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研究，其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同样以产业结构为例，以上两篇文献主要关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这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从农业部门转向其他两个部门的背景不同。近期，李稻葵等（2009）、Maarek（2010）等学者的文献主要以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规律。两篇文献的差异在于，李稻葵等（2009）的模型中分析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而Maarek（2010）则分析劳动力从非正式部门（同样是以农业部门为主）转向工业部门。实质上看模型分析的背景差异不大。两者的结论类似，都认为两个部门的生产率有差异，而劳动力在部门间的转移速度低于资本的转移速度，由此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在经济发展早期处于下行的态势，到某个阶段之后才会上升。Daudey等（2007）发现，劳动收入份额越高，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越小，与这一结论也较为吻合。

（三）再分配——政府规模与财政支出结构

在再分配领域，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政府规模与财政支出结构问题，即政府利用其公共权力，从国民收入中获得多少收入支配权；同时，政府又如何安排财政支出的方向。这两个方面都将影响企业、居民与政府最终的可支配收入。政府财政收支规模的扩大，反映了政府干预国民收入分配的力度增大。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来看，如表3-2所示，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不足10%，上升到目前的超过45%。对于这一现象，有很多的理论试图加以解释。如有名的瓦格纳法则指出，政府的规模与人均GDP正相关，其理由是诸如教育等政府支出是一种奢侈品。Baumol（1967）提出“成本病”假说，认为由于政府的生产效率要低于工业部门，因此随着经济发展，政府部门支出占GDP的比重将越来越高。很多学者（如Oxley, 1994; Easterly et al., 1993）或者用时间序列数据，或者用横截面数据，实证检验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规模将更大。

事实上，数据变化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政府职能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坦齐等（2005）的著作《20世纪的公共支出：全球视野》，系统回顾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1870年之后政府支出规模扩张的历史，并探讨其背后的原因。他们得出的结论认为，在政府规模扩张以及近期相对收缩的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于“政府应当干什么”的认识在发生变化。如凯恩斯就说，“对政府而言，重要的事情是去做那些目前根本没有做的事情”。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使赋予政府的职能大大拓展。而为了行使这些职能，就需要政府在再分配过程中获取更多的份额。

坦齐等（2005）的著作同时也指出一个事实：发达国家政府规模的扩张与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是同步的。他们基于历史数据的分析发现，在发达国家政府规模扩张的过程中，政府的实际支出（一般指政府工资和薪金支出、政府物资和设备采购支出的总和）虽略有增长，但并非政府规模扩张的主要原因。如表3-3所示，政府规模扩张的主要方面还是公共补贴和转移支付的大幅度上升。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反映出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活动扩展，导致社会性支出的增加。总体上看政府规模的扩张，反映出的是政府大幅度承担了很多过去很少承担的职能，比如为了促进社会公平、降低社会风险方面的支出，典型的如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当然，另外还有一些过去虽然也是政府的支出范围，但近些年来大幅增加的政府职能，典型的如教育。

一些文献还专门分析了政府承担这些支出背后的理论和现实原因。Poterba（1994）探讨了政府为什么要承担医疗和教育部门的支出问题，认为这两个部门虽然都部分具备公共产品或外部性的特性，需要政府加以一定程度的干预，但从历史事实来看，政府干预这两个部门主要基于促进社会公平的考虑。Culter等（2002）利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的产生以及支出增长作为研究素材，收集整理了多国数据实证研究了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各国采用并加大养老和医疗保险的支出。他们研究的结果表明，社会保险类项目的启动，甚至与人均收入水平有一定的负相关；天主教国家更容易启动养老保险。至于其他各种对于社会性支出的理论解释，如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种族多样性等因素，难以从数据中得以体现。这一研究结果表明，诸如养老和医疗类福利支出，其产生和扩张在政治上有多种理由，难以用单一的因素加以解释。一些文献将各国的国情与政府规模联系在一起，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的政府规模和财政支出结构有所差异，也获得类似结论。Cameron（1978）利用18个OECD国家的资料，发现这些国家1960年的贸易开放度，是其随后政府规模扩大的很好的预测指标。Rodrik（1998）将样本量扩大到所有收入水平的国家，同样发现这一现象。他们给出的解释是，经济更为开放的国家，其居民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更大，因此需要政府加大社会支出，以缓解风险带来的影响。Easterly等（1997）关注人群异质性，如种族或民族的多样性对于政府规模的影响。他们发现，非洲国家种族多样性与公共产品（电信、交通、教育等）的供给负相关，其原因可能在于异质人群难以形成对公共产品的共同偏好；Alesina等（1999, 2003）基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Meltzer等（1983）关注居民收入不平等对于政府规模的影响，他们认为在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情况下，多数民主制下会有更多的收入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