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宣传片是纪录片的主要类型之一，也是中国政府、组织机构用于舆论导向、监视社会、宣传教育、信息沟通、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历史上对于宣传片的界定多种多样，但是大多数都停留于战争时期的鼓动宣传上。本书对于宣传片的界定既有对历史的借鉴，更多是在时代中的拓展，将宣传片作为一个动态概念予以考察的，其主要考察对象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内地）宣传片事业的发展以及传受关系的建构。

随着社会发展以及传播观念的转变，宣传片的传播功能、传播内容、传播策略、传播方法也不断拓展和创新。正如有学者所言，现代社会我们关注的不是交往什么，而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交往。因为有什么样的交往关系，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和人。所以说，宣传片作为一种“精神交往”手段，其传受关系的建构也影响着人们交往方式的产生。因此，宣传片传受关系的研究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但是，从理论研究以及实践领域的考察来看，宣传片传受关系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宣传片传受关系的研究也未能深入展开，这不仅会影响传受关系的和谐发展，也会影响传播效益的实现。所以，本书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实践意义：有助于分析和解决宣传片传受关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宣传片生产与传播的实践规范和理论研究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指导。

现实意义：有助于了解传受关系形成的影响因素和演进机制，对其方法的研究和规律的把握有助于提高传播影响力以及传播效益。

社会意义：传受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宣传片传受关系的规范建构有助于发挥媒介功能，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凝聚共同理想，提高政府和媒介公信力，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以及社会和谐。

本书的内容主要以交往哲学理论为分析框架和论证依据，从主体间性视角考察与研究宣传片传受关系问题。通过对中国宣传片传受关系历史发展的实然性梳理，归纳出不同时期宣传片传受关系的形态与特点；通过对宣传片传受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依据交往实践观，总结归纳出宣传片传受关系的演进规律、形成机制和发展趋势，进而，通过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推论出宣传片传受关系理想发展趋势和理想关系形态：通向交往理性的传受和谐自由关系，并结合交往实践规范理论对其进行理论建构。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围绕“是如何”对宣传片传受关系进行历史考察。主要以中国电影史、中国纪录片史、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研究的共同历史分期为依据，将1938年到2013年划分为四个阶段进行历史考察，即人民电影初期、新中国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新时期和市场转型期。考察方法结合任平的交往实践理论框架，将宣传片传受关系的结构要素，宏观历史背景下的传播主体、传播中介、受传主体放置于交往结构中进行还原分析，重点考察传受关系是如何建构的，并归纳传受关系的形态特点，总结得出：1938—1949年人民电影初期，传者中心依赖关系；1949—1976年新中国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传者中心占有关系；1976—1992年新时期，传受缝合目的关系；1992—2013年市场转型期，传受融合利益关系。

其次，围绕“为何是”对宣传片传受关系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进行考察。采取结构分析，分为外发性因素和内发性因素两个部分，分析这些因素是如何作用并影响宣传片传受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的。根据交往实践论，对宣传片传受关系的形成机制进一步抽象分析，进而发现其演进机制和规律，并总结其发展趋势。

再次，围绕“应如何”对宣传片理想发展趋势以及理想关系形态进行理论建构。依据交往理论和现实状况、理论发展状况进行推论，提出应当建立通向交往理性传受和谐自由关系。结合交往实践理论提出的实践交往“合理性与合法性相统一”的理论规范框架，对传受自由和谐关系进行理论建构，结合历史比较分析，进一步提出如何能够实现该关系的理论规范。

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宣传片传受关系的理想趋势应当是“通向交往理性的传受和谐自由关系”，规范实践的基本方法就是要在交往实践理论指导下，遵循“合理性—合法性统一”的原则，实现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统一，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传受主体共同发展和自由发展的社会理想，最终目的是从理论层面对实践领域宣传片的传受关系进行理论建构并予以规范。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首先，在当前理论研究中，宣传片传受关系方面的学术研究为数不多，本书是对宣传片传受关系理论研究的一种丰富和尝试，也为宣传片的创作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其次，从哲学视角进行宣传片传受关系的研究，是本书的一个创新点，属于从一个新的视角研究新的问题；再次，在研究方法上将宣传片传受关系研究放到主体间性“主—客—主”视角下分析，即“传播主体—传播中介—受传主体”的关系模式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本书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1．宣传片实践领域中所存在的问题，究其根本主要是由“传者本位”工具型传受观所导致的认识和实践偏向，只将受众作为教化或灌输的宣传对象，而未能将其作为引导和服务的交流和沟通者。因此，研究和探讨建立何种合理和规范的宣传片传受关系就非常迫切和必要。

2．宣传片传受关系结构要素主要包括传播主体、传播媒介和受传主体，但是与普通纪录片所不同的是，宣传片具有舆论导向功能，其传播结构元素的构成与新闻传播相似，重点体现在其传播主体不仅包括高位主体，还包括本位主体，而正是这两个主体的相互作用和制约，也使得宣传片的传受关系更为复杂，因而形成了“传者中心”、“传受缝合”、“传受融合”三种实体结构关系。

3．宣传片的传受关系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变的，其形成既受到外发性因素的影响，使其发展与社会结构变化具有同步性；又受到内发性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自身演变与发展的动力。不同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制度的变迁、社会媒介环境的变化以及传受主体自身特点的变化，其关系形态也不断发生改变。因而，宣传片传受关系的演进机制实际上是在交往实践结构中形成的。即包括实体结构、意义结构和辩证结构相统一关系形态。传受关系的形成与历史更迭是按照传受间活动—传受间关系—传受交往场—传受关系形态不断循环发展并相互影响的。

4．以交往哲学为理论依据有助于对宣传片的传受关系进行宏观分析、整体把握、深层研究，避免陷入传统研究的窠臼中，从而理性把握宣传片传受关系的形成和演进机制。所以，要解决宣传片传受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就应当运用交往实践观来规范指导并约束传播主体的认识和行动，建构规范合理的宣传片传受关系模式，使传受关系在实现传播效益的同时促进其关系的和谐发展。借助于交往理论，认为理想的传受关系应当是通向交往理性的传受和谐自由关系。

本书将宣传片的传受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现象进行研究，既强调了某一时期的共同特征，也关注了部分典型文本。所选入的宣传片主要为中央网络电视台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网站影片库中上载的影片，大部分为影院公映或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正式播放的，在中国影视发展史中具有一定传播影响力的主流宣传片。在此过程中，由于受到认识水平或知识水平等方面的限制，难免会有一些不足，还望各位专家、同行批评指正。

国玉霞

2014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