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吴国与越国的青铜器

从烧制陶器到冶炼青铜不仅是一种技术进步，而且也是一种材料革命，但是把技术的发明、工具的更新或材料的进步和某一种社会形态捆绑在一起，认为只要出现某一种新技术、新工具或新材料就意味着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就是一种机械的、僵化的、决定论的历史观了。

宁镇地区在湖熟文化阶段开始出现冶铜术的萌芽和小件青铜器，但是与同时代的中原地区相比，吴人的青铜冶铸技术明显地要落后，而且发展速度也比中原地区缓慢。越人尽管掌握了极其高超的烧制硬陶和原始瓷的技术，但是冶炼青铜的技术却比吴人还要落后。西周春秋时期越人的土墩墓除了在台州黄岩小人尖和温州瓯海杨府山的土墩墓中出土铜器以外，基本上都不见用青铜器随葬，战国时期的越国贵族墓中仍然保持着不用青铜器随葬的传统，而只是以仿青铜的硬陶和原始瓷的礼乐器随葬，德清梁山的战国早期越墓中甚至还发现用原始瓷仿制斧、锛、锸等青铜工具随葬的现象。郑小炉先生认为，越国贵族墓不随葬青铜器，是因为不具备随葬青铜器的经济实力，而陈元甫先生认为越墓中不用青铜器随葬体现了越人求真务实的民族精神。虽然褒贬不同，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越国青铜器除了青铜剑以外，无论数量还是质量确实都远远不如其他地区。

第一节 吴国与越国的青铜器皿

要鉴别哪些青铜器是吴国的，哪些是越国的，首先要根据青铜器上的铭文来判断，但是迄今为止可以根据铭文来断定的吴国青铜器（除兵器外）只有以下几件（表6—1）：

有铭文的越国青铜器比有铭文的吴国青铜器更少，除了有铭文的兵器以外只有以下几件（表6—2）：

有铭文的青铜器可以作为判断吴器或越器的标准器，而没有铭文的青铜器可以根据有铭文的青铜器及其出土的墓葬来判断，但是由于吴人和越人都不排斥使用别人的青铜器，因此也需要对同墓所出的这些青铜器进行类型学的分析。

一 兼容并包的吴国青铜器

由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们的工艺水平、审美情趣、文化传统都不一样，因此制作的器物也不一样。中原地区商人和周人的青铜器就具有不同的特色，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器物的器形、纹饰等特点把它们区分开来。春秋时代的楚人有楚式鼎、敦、簠、盥缶和提梁盉，秦人有、蒜头壶和茧形壶，越人有越式鼎、提筒（直腹罐或筒式罐），舒人有兽首鼎等富有特色的器物，然而吴人使用的青铜器却没有固定的形制，缺乏一套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器物，以至于很难说哪些类型的青铜器是吴器。

吴人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

1．中原器

在吴人墓葬出土的一部分青铜器是直接来自中原的器物，它们有的可能是奔吴的周人从中原带来的，有的可能是通过各种途径传入吴国的，例如烟墩山出土的宜侯夨簋，屯溪1号墓出土的“父乙”尊和3号墓出土的公卣，母子墩出土的伯簋等，它们的形制、花纹、铭文完全是典型的中原器（图6—1）。

20世纪20年代在河南辉县出土了一对禺邗王壶（图6—2），壶盖外缘一圈有“禺邗王于黄池为赵孟为邗王敬金以为祠器”19字铭文。由于陈梦家先生和唐兰先生对其中的两个关键词“禺”和“”有不同的释读，因此陈梦家先生认为这对壶是夫差铸的，而唐兰先生认为是晋国的赵孟或赵孟铸的。注1尽管存在分歧，但是器铭记载了在黄池之会上夫差与赵孟（赵鞅）交往的事是不成问题的。禺邗王壶的器形、纹饰都具有典型的晋器特征，所以陈梦家先生认为：“此壶铸作者乃晋工也，由铭文记知吴王于黄池受晋赵鞅之敬金，以之就地铸壶，而铸工必亦晋人矣。”

注1陈梦家：《禺邗王壶考释》，《燕京学报》1937年6月第21期；唐兰：《赵孟壶跋》，《考古社刊》1936年第6期。

吴人的礼乐器主要有钟、镈、于、勾、磬等几种，其中传世的者减编钟是甬钟，六合程桥1号墓出土的臧孙编钟是纽钟，程桥2号墓出土的编镈都与中原器一模一样（图6—3）。

2．仿中原器

太伯仲雍奔吴给吴地带来了中原周文化的因素，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宁镇地区也像中原一样以鬲为炊器。但是太伯仲雍又“断发文身”、“变服易俗”融入了蛮夷，所以西周春秋时期中原诸夏仍然视吴国为蛮夷。寿梦称王后北上朝见天子，又访楚问鲁，对中原礼仪华夏文明表现出倾慕之情。从此之后吴人一定如饥似渴地学习华夏文化，使自己重新走上了华夏化的道路，所以几十年后季札代表吴国出使鲁国的时候他对华夏文明已经十分精通，俨然是一位专家了。

吴人重新接受了中原文化，但是他们铸造的青铜器并没有完全死搬硬套中原器的式样，而是在学习的基础上加上了自己的想象与创造，造出了与中原铜器形制类似而又不完全一样的青铜器，例如丹阳司徒出土的棘刺纹的鼓腹尊、丹徒磨盘墩出土的单耳鼓腹尊、屯溪弈棋M3出土的编织纹簋、仪征破山口出土的方格纹瓿等都是在模仿中原器相似的器形的同时再加上了自己喜欢的纹饰（图6—4），而有的则是连器形也作了大幅度的改造，例如母子墩出土的飞鸟盖双耳壶、烟墩山1号墓出土的四足牺觥与蟠龙盖盉、仪征破山口出土的带耳鬲、溧水乌山M2出土的圈点纹附耳盘、溧水宽广墩出土的带扉棱的扁体簋、淹城出土的三足匜，等等（图6—5）。这些与众不同的青铜器也被视为具有吴人自身风格的器物。

3．楚器与楚式器

楚人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青铜冶铸技术的水平也远在吴人之上，楚国的青铜器在春秋战国时代以其与中原不同的风格而独树一帜。吴国崛起后长期与楚国为敌，战争加速了吴楚之间的文化交流，所以在吴人墓葬里出土楚器也是常见的事，例如吴县何山出土的“楚叔之孙途”盉就是吴人从楚国获取的战利品，上海博物馆新入藏的铜盉的形制与其大同小异，但是据其铭文可知却是夫差所铸之器。这种提梁盉是典型的楚器，与中原地区使用的盉具有明显的区别，一直到战国时代楚人依然使用这种提梁盉，而吴人铸造和使用的提梁盉则是楚式器（图6—6）。

楚式鼎是楚人在继承商周铜鼎的基础上加入自身的创造发展而来的，楚式鼎和中原地区商人的锥足鼎、柱足鼎、扁足鼎，周人的蹄足鼎都不一样。高崇文先生把楚式鼎分为七型，其中最主要的鼎形是深腹、圜底、立耳、有盖的蹄足鼎和浅腹、束腰、平底、撇耳的升鼎两大类型，有三条细长蹄足的楚式鼎也可以归入蹄足鼎一类。

在吴人墓中还没有出土过升鼎，但是蹄足鼎并不鲜见，山西凤翔高王寺窖藏出土的吴王孙无土脰鼎，苏州何山墓出土的楚途鼎，六合程桥2号墓出土的雷纹鼎，丹徒北山顶出土的云纹鼎等都是楚式的蹄足鼎（图6—7）。

4．越式器

越人的青铜冶铸水平比吴人要低，他们使用的青铜器比吴人要少，但是越人有自己的审美观，他们铸造的一些青铜器造型非常独特，极具自己的风格，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三足外撇的越式鼎（详见下一节）。由于吴人和越人是近邻，文化差异很小，双方的器物常常不分彼此地互用，所以在吴人的墓中常常出土各种形制的越式鼎（图6—8）。

甗是蒸饭用的炊器，不同时代、不同人群使用的甗也不同，商人与周人用的是甑鬲合体或分体的甗，宁镇地区土墩墓出土的是内壁有三个突出支架的的釜形甗，环太湖地区马桥文化遗址出土的是有足或无足的束腰形甗，然而丹徒谏壁青龙山和粮山春秋吴墓中出土的青铜甗也是束腰形的三足甗（图6—9）。这或许能够再次证明“吴越同器”的观点是正确的。

5．独创器

这一类铜器的造型在中原地区从来没有见到过，在其他地区也从来没有见到过。此类铜器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完全是吴人自己独创的，例如屯溪出土的五柱器、淹城出土的三轮盘与牺首匜、母子墩出土的鸳鸯形尊、烟墩山出土的角状器、宽广墩出土的镂空器，等等（图6—10）。这些器物充分体现出了吴人的创造性和审美观，然而它们都是单件孤品，不能成为一种类型。

在吴人独创的青铜器中值得称道的还有锯刃铜镰。这种铜镰的一面是平的，另一面铸成平行突起的篦状（图6—11），使用以后由于薄的地方先磨损而形成锯齿形刀刃，这种锯齿形的刀刃越使用越锋利，不需要再另行磨砺，其设计非常巧妙合理。已知的锯刃铜镰出土地点集中在江南吴越故地（图6—12），不仅吴人，而且越人也大量使用这种锯刃铜镰，所以应该称为吴越式锯刃铜镰。

吴人使用的乐器有两类，除了中原式的编钟、编镈、编磬以外还有一类是和徐、舒、楚、越等国共有的于、勾、丁宁等南方式乐器（图6—13）。吴国地处江南，习俗本来与南方各族相似，吴王寿梦以后又向中原学习礼仪，所以这两类乐器并用。

由于吴国的青铜器具有这种兼容并包的特点，因此就缺乏相对固定的自身特色和与众不同的独特器形。造成吴国青铜器的这种不定型与多样性的原因显然与吴人的形成及其发展的历史有关。

吴人的主体是江南的荆蛮，太伯仲雍奔吴后当地土著“义而从之”，他们显然并不排斥太伯仲雍带来的中原文化，但是太伯仲雍却又“断发文身”、“变服易俗”向荆蛮看齐，这样在商末周初吴人的文化就出现第一次融合，这次融合实际上是一次以土著文化改造中原文化的融合。吴王寿梦“始通中原”以后吴人走上了重新华夏化的道路，这是第二次文化融合，但这次融合是以中原文化改造土著文化的融合。吴国紧邻越国，吴人与越人本来就“同气共俗”、“声音通语言同”，吴文化与越文化在很多方面是相近、相通，甚至是相同的。吴国崛起以后，吴人与晋国结盟，又与宋、蔡、齐等国联姻，西征强楚、南伐越国、北上争霸，与周边各国发生了频繁的交流，这对于吴文化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样的兼收并包与多元杂糅就造成了吴国青铜器的不定型和多样性。

二 越式鼎溯源

在中国南方广大地区，西周中期至西汉初期墓葬中常可见到一种形制独特的铜鼎，其形制因时代风格与地方特色的差别被分成若干型式，但是各种型式的铜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三条细瘦的鼎足向外微撇。这类铜鼎的分布面与南方几何印纹陶的分布面大体重合，而这一区域正是先秦两汉学者所说的百越杂处之地，因此这类铜鼎被称作越式鼎。

越式鼎在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出现的时间都在春秋以后，但是在长江下游地区却早在西周中期的安徽屯溪1号墓和丹徒烟墩山1号墓就出现了，而在春秋时代的墓葬和窖藏如六合程桥、和仁，丹徒谏壁粮山，苏州吴县何山、苏州老城东北等地都出土过春秋时代的越式鼎。宁镇地区发现的西周铜鼎大都是模仿中原的柱足鼎或蹄足鼎，中原地区从未出土过越式鼎，因此它一定是本地区的产品。吴人与越人是近邻，那么吴人墓中出土的越式鼎会不会是越人的器物呢？然而在越人聚居的太湖以南地区很少发现商周春秋时期的铜器，迄今为止只在浙江安吉发现过一件商代晚期锥足鼎，在长兴发现过一件西周早期柱足鼎，此外还从未发现过西周时期的越式铜鼎。绍兴下灶白露山出土过2件原始瓷质的越式鼎，不过其时代已经要晚到战国了。

既然越式铜鼎并不是来自于越人的铜鼎，那么越式鼎的渊源就只能到长江下游地区的陶鼎中去寻找。从类型学角度分析，长江下游地区商周时代遗存中有四种陶鼎的形制与越式鼎存在着渊源关系：

A型，鼎腹为盆形，圆锥形足微微外撇，普遍见于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遗址，是湖熟文化的炊器之一。根据鼎腹可以A型鼎分为两型，A1型为直腹平底，A2型为浅腹圜底，但是这种锥足盆形鼎与当地时代更早的北阴阳营文化的罐形鼎和良渚文化的鱼鳍足鼎、丁字形足鼎都没有渊源关系，它是湖熟文化独有的器形。湖熟文化与土墩墓的文化内涵是相衔接的，在土墩墓中锥足盆形鼎也是主要的鼎形（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湖熟文化的鬲和鼎的腹部常常装有角状把手，如果把角把鼎的角形把去掉，其器形也是锥足盆形鼎。

B型，太湖地区马桥文化与稍晚的亭林类型的炊器是夹砂陶鼎或硬陶鼎，B型鼎也可以根据鼎腹分为B1型盆形鼎和B2型盘形鼎两种类型，鼎足下端向外撇得比湖熟文化的盆形鼎更加明显，在杭州水田畈上层、青浦寺前村、苏州澄湖、常熟钱底巷、江阴花山、佘城等地都有出土。

C型，浅腹如盘，三足外撇，这类鼎都是泥质灰黑陶，似不是炊器而是盛器，故也被称为三足盘。C型与B型有共存关系，见于青浦寺前村中层、吴县越城上层。

D型，盘口，口沿上有双耳，鼓腹，三足外撇，仅见于安徽屯溪M3、M7。

A型陶鼎始见于商代，B型陶鼎和C型陶鼎大约流行于西周春秋时期，这三类陶鼎的形制与西周春秋时期普遍出现的A型越式铜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安徽屯溪M3出土的D型原始瓷鼎以敞口、鼓腹为特色，和春秋中期以后出现的C型、D型越式铜鼎有渊源关系。战国时期越人的原始瓷鼎中常见D型越式鼎的形制，有时其上还放置一件原始瓷甑，因此被称为甗形鼎或釜形鼎。战国时期出现的B型越式铜鼎显然是受到楚式鼎影响的产物，这种形制的原始瓷鼎在战国前期越墓中也能见到（表6—3）。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即所谓越式鼎的渊源实际上来自于两个文化系统：一个是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另一个是太湖地区的马桥文化。湖熟文化和土墩墓一脉相承属于吴文化系统，而马桥文化下接亭林类型，和石室土墩墓的文化内涵是一致的，当属于越文化系统。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在南方百越地区广为流行的越式鼎实质上是商周春秋时代长江下游地区吴文化和越文化融合的产物。不仅吴人使用越式鼎，而且越人也使用越式鼎，越国灭吴后越人仍然在使用越式鼎，当越国被楚国打败以后越人还在使用越式鼎，因此在战国前期越墓和东瓯、闽越墓中以及山越的悬棺葬中仍然能见到越式鼎。这又一次印证了我们“吴越同器”的观点。

第二节 吴国与越国的青铜兵器

春秋时期吴国和越国的青铜器数量不多，质量也一般，但是青铜兵器不仅数量多而且铸造得十分精良，这是因为吴人和越人都是尚武好战之人，所以吴越两国才能以蕞尔小国而争霸中原。吴国和越国有戈、矛、铍、戟、钺、剑、镞等多种青铜兵器，其中最精良的是青铜剑，可谓举世无双，而比矛更具杀伤力的铍却被人遗忘了。

一 举世无双的吴越式剑

在吴人制造的兵器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剑。

考古发掘所见的最早的青铜短剑是商代的，通长只有二十几厘米，从它们的兽首或铃首来看，应该是从北方草原民族那里引进的。西周的青铜短剑有柳叶形剑、扁茎剑与柱脊剑等不同的式样，但是长度也仅有20—30厘米。这类短剑与其说是剑，还不如说是匕首，实际上它们也常常被定名为匕首（图6—14）。必须把短剑加长才能成为实战用的剑，然而加长剑身必需要有技术的支撑。到了春秋初期，随着技术的进步剑身逐渐被加长到30—40厘米，这样就成了真正的剑。春秋战国时代是青铜剑最为流行的时代，除了中原地区流行的扁茎剑和柱脊剑以外，各地区各民族都有具有各自特色的青铜短剑，例如北方草原地区的曲柄铃首剑与兽首剑，东北地区的曲刃冠首剑，巴蜀地区的柳叶形剑，西南地区的一字格剑、叉形格剑与三叉格剑，等等（图6—15）。

在吴越地区最早出现的铜剑是双耳剑。2005年在福建浦城管九村土墩墓群中出土了6件西周至春秋初期的青铜双耳短剑，但是具体细节不详。镇江博物馆收藏了一件金坛出土的双耳剑，长30.5厘米。浙江长兴历年出土过4件双耳铜剑：编号铜049号的剑全长28.1厘米、编号铜013号的剑全长35.8厘米、编号长港014号的剑全长35.2厘米、编号铜008的剑全长33.4厘米。1980年在苏州西山消夏湾也出土了一件双耳剑，通长39.5厘米；安徽当涂出土的双耳剑通长41.4厘米；安徽屯溪M3出土的Ⅱ式剑全长40厘米（图6—16）。这些剑的共同特点都是剑茎近剑首处为圆柱形，近剑格处为扁方形，两侧突出的双耳逐渐退化为两翼或长方形扉棱。双耳剑是早期吴越式铜剑特有的剑形，在其他地区都不见，但是双耳的防护功能不如剑格，双翼或扉棱又不便握持，所以春秋中期以后双耳剑就不见了，让位于空茎剑和双箍剑。屯溪出土的Ⅱ式剑已经有了宽厚的剑格和双箍，但是还残存着一对小小的双耳，这显然是从双耳剑到双箍剑的过渡形态。学者们普遍认为这种双耳剑是吴越式铜剑的源头。

1985年绍兴县漓渚镇洞桥村出土了一件青铜短剑，通长仅21.6厘米，宽3厘米，无脊，圆茎，茎上有三道箍，有喇叭形剑首。1976年浙江长兴出土的编号为长港084的铜剑全长31厘米、柄长8.3厘米、剑身后端最宽3.4厘米，中脊起棱，剖面呈菱形。阔厚格宽3.7厘米，格的两端向上凸出，圆柱柄上有两道凸箍，柄和格上通体饰蟠螭纹，首径3.4厘米，首面有二道圆圈纹。这种形制的铜剑比较少见，其特点是剑格的两端向上凸起，不妨称其为“凸格剑”。凸格剑可以被视为从双耳剑向双箍剑的过渡形态（图6—17）。

春秋时期吴人和越人使用的剑已经发展为空茎剑和双箍剑两种主要剑形。空茎剑出现的时间较早，剑长只有30—40厘米，双箍剑出现的时间较晚，剑长也增加到60厘米上下。这两种剑形与商周时代形如匕首的短剑和春秋时代各地的剑形相比，剑型结构更加适合于格斗搏杀，特别是双箍剑在缠上绳缑后握持时不易打滑，可以握得更牢，所以在各类青铜剑中这种结构最为合理。传世与出土的吴王剑中年代较早的都是空茎剑，只有年代较晚的吴王光剑和吴王夫差剑才有双箍剑（图6—18）。战国时代各国使用的剑型基本上都是双箍剑。

春秋晚期吴国拥有干将、莫邪等著名的工匠，铸剑术在当时的中国堪称一流，据说他们铸成的名剑有乌黑铮亮的“湛卢”剑、花纹像鱼肠一样的“鱼肠”剑，还有“巨阙”、“辟闾”、“盘郢”、“属镂”、“步光”、“扁诸”等名剑。时人评价吴剑之锋利时说：“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夫吴干之剑材难，夫毋脊之厚而锋不入，无脾之薄而刃不断。”“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出土的吴剑也证明了这一点。安徽南陵出土的吴王光剑在地下埋了两千多年仍然通体无锈、青光闪耀、利能断发。有些剑的剑身上还布满了花纹，如山西原平出土的吴王光剑剑身饰有火焰状花纹，河南辉县出土的吴王夫差剑和苏州葑门河道里出土的铜剑剑身上也都装饰有菱形和海棠形的花纹。这种花纹究竟是用物理方法镌刻上去的还是用化学方法蚀刻上去的？至今还在研究之中。正因为吴剑如此精良，所以深受时人喜爱和后人珍重，还为此演绎出了季札挂剑的一段佳话。

春秋时期越人的石室土墩墓中几乎不出青铜器，这说明无论与相邻的吴人、楚人相比还是与中原华夏相比，越人的冶铜技术都明显的落后。然而在灭吴以后越人的铸剑技术突然出现了跳跃式的进步，从传世与出土的越王剑和吴王剑来看，无论形制还是制造技术都如出一辙、一脉相承，而且从铭文可知所有的越王剑都是勾践（鸠浅）及其以后的鼫与（者旨于赐）、不寿（丌北古、盲姑）、朱句（州勾）、翳（不光）等各代越王的，而没有勾践之前的越王剑（图6—19），显然这是越国在把吴国的工匠掳掠去为其铸剑的结果。越人和吴人一样也是好勇尚武，他们铸剑的技术水平要远远高于铸造礼器的水平，而且越王剑的剑型大都是双箍剑，剑身也有暗格花纹，而长度可以达到60—69厘米，说明战国前期越人的铸剑技术比吴人又有所提高了。吴人和越人共有的这一剑型可以叫作吴越式剑。

二 被人遗忘的青铜铍

2003年在浙江温州瓯海区仙岩镇穗丰村杨府山的山顶发现了一座西周时期的土墩墓，发掘出土了83件（组）铜器与玉器，其中有3件青铜短剑特别引人注目。“标本M1∶ 24，剑茎后段圆形中空，有圆凸箍。与剑身连接的前段呈方形，倒凹字形扁方格穿于方茎之内。剑身呈叶状，两从宽阔，下端圆弧，方形高凸的剑脊由茎部直抵剑身中段。在凸脊上和脊两侧，均饰有粗深清晰的云纹。在茎上凸箍和剑格上，均镶嵌有绿松石片，出土时已脱落。通长26.2厘米。标本M1∶ 22的形制与M1∶ 24基本相同，但两从稍窄，剑身比较瘦长，纹饰略有差异。出土时，茎上凸箍和剑格上均有镶嵌的绿松石。通长约30厘米。”1990年在浙江黄岩小人尖的土墩墓中也出土过一件类似的短剑，全长24厘米，我国台湾收藏家王振华先生古越阁收藏的商周兵器中有一件云雷纹有翼剑，通长仅19厘米，茎首中空直通，茎上有两道凸箍和双耳。1976年在长兴县下碧乡杨湾村附近水域也出土过一件类似的空茎短剑（长港008），剑身全长仅21.6厘米，宽4.2厘米，形如匕首，三角形剑身无脊棱，剑格宽4.8厘米，两端向上凸出如同双耳，圆柱形的剑茎中间有一道宽凸箍，剑首呈喇叭形，中空与茎相通，年代为西周早期。（图6—20）

这几件青铜“短剑”的长度都在20—30厘米之间，最大的特点是剑茎后部都是圆形中空的銎，给人的整体感觉不像是短剑，倒是和商代的大型三角叶铜矛极其相似。例如1983年安阳大司空村M663出土的Ⅱ式铜矛，矛叶呈三角形，脊部饰三角纹，长骹两侧各有一个半圆形环，通长18.6厘米。殷墟西区M729出土的铜矛矛身长大，呈宽三角形，中脊直通叶尖，骹部两侧各附一半圆形环耳，通长26.6厘米。安阳花园庄M54出土的铜矛长23.7厘米，骹部有“亚长”二字铭文。江西吴城遗址出土一件商代的B型铜矛，长37厘米，骹长11.4厘米，叶宽5.7厘米，骹部截面为椭圆形，中空渐收至锋部，虽然没有双耳，但是形制和上述几件短剑最为接近（图6—21）。

在江南越国故地出土过多件带双耳的短剑（又见图6—16），但是和上述这几件“短剑”不同的是那几件双耳短剑都有剑首，无法接装长柲，所以那几件是真正的短剑，而瓯海杨府山和黄岩小人尖出土的有銎无首的“短剑”应该是安装在长柲上的双耳铍。

浙江长兴和福建安浦城出土的双耳剑、瓯海杨府山和黄岩小人尖出土的双耳铍的年代相若，都为西周时期，它们不仅是吴越式铜剑的源头，而且也是吴越式铜铍的源头。

1. “剑如矛装”的有銎铍与长刃矛——锬

所谓“铍”，《说文解字》释为“剑如刀装者”。剑怎么像刀一样安装呢？意甚不明。1979年至1981年在秦始皇陵1号兵马俑坑出土了16件形似短剑的青铜兵器，因为后面连接着带铜镦的木柲而被确认为铍，人们这才知道“剑如刀装”原来是“剑如矛装”之误。要提高短剑的杀伤力，加长剑身是一个途径，而把短剑装在长柲上则是另一个途径，于是就出现了铍。有学者认为，空首剑茎上的凸箍“可用以缠缚绳索，用捆绑法加固铍头与木柲的结合”（图6—22），双耳铍上的双耳是“用于勾挂绳索缚住木柲，将剑固定在木柲上，其用途与双耳矛上的耳钮相同”。用绳索绑缚凸箍或双耳当然是可以的，但是用这种方式很难使铍头与木柲结合得很牢固。既然铍是像矛一样的刺兵，那么铍也应该像矛那样用銎来安装才合适，所以双耳铍的双耳很快就退化了，演变为有銎铍。

安徽贵池曾经出土过一件青铜兵器，形似短剑而无格，通长27.9厘米，满饰菱形花纹，骹短而扁圆，骹上附有环形钮，当时被定名为“矛”，但是它的形制与普通的矛完全不同。1983年湖北江陵马山五号墓中也出土了一件同样形制的铜兵器，全长29.5厘米，基部有“吴王夫差自乍用”两行8字错金铭文（图6—23）。这种兵器就是吴国特有的有銎铍，而“”字应该隶定为“”，通“”、“锬”、“铩”、“”、“铊”等，即后来的“矟”、“槊”。注2

注2叶文宪：《说铍、、槊》，《文博》1993年第3期；《再论铍的起源与演变——兼论吴越系双耳剑的演变》，《考古》2013年第3期。

尽管春秋时期吴国的有銎铍只发现了这样两件，但是吴国还有一种体型硕大、两叶带刃的大型铜矛，例如1995年安徽青阳县庙前镇龙岗出土的铜矛长26.8厘米, 1984年丹徒北山顶出土的余昧矛长27.4厘米，1987年丹徒谏壁青龙山出土的A型矛长29.8厘米、B型矛长30.4厘米、C型矛长30.6厘米。普通矛的长度只有15—20厘米，而这类矛要大出一倍至三分之一，而且制作工艺精良，有的满饰暗格花纹，有的刻铸吴王铭文。吴国灭亡以后，越国继承了吴国高超的铸剑技术，也继承了这种大型铜矛，见于著录的战国初期有铭文的越王矛有：越王者旨于赐（勾践子）矛长37.1厘米；另一件越王者旨于赐矛长27.1厘米；越大（太）子不寿（勾践孙）矛长30.5厘米；越王州句（勾践曾孙）矛长28.6厘米，还有数量颇多、形制尺寸相仿但是作为冥器的越王玉石矛，例如2002年绍兴富盛镇下旺村出土的越嗣王玉矛长23.5厘米, 1997年绍兴县皋埠镇凤凰山M3出土的越王不光玉矛长23.2厘米。楚国灭越国后楚人也接受这种大型的铜矛，如2002年长沙三公里路段一座战国中期楚墓中出土一件铜矛，通体饰菱形暗格纹，长28厘米（图6—24）。这类大矛的尺寸与铍相当，既能向前突刺，又能左右砍杀，功能也和铍相当。杨雄《方言》释“锬”曰：“锬，谓之铍。”郭璞注《方言》曰：“今江东呼大矛为铍。”许慎《说文解字》曰：“锬，长矛也”，裴骃《集解》引如淳曰：锬，“长刃矛也”。这种带刃的大矛即锬，也应该是铍的一种。

有銎铍还没来得及在吴国得到发展吴国就灭亡了，但是由于吴晋关系密切，它还是来得及对同时代的晋国产生了影响。太原金胜村晋国赵卿墓出土的“Ⅱ型剑”实际上是有銎铍，其中一件（M251∶691）叶部锋刃锐利，中脊起棱，两从下凹，横截面呈菱形，有凹字形格，銎部粗壮中空，有钉孔，銎口呈扁八角形，銎内残存木柲，叶长42.6厘米、銎格长10.4厘米、通长53厘米；另一件（M251∶705）銎部残，叶部完整，中脊起棱，两从下凹，横截面呈菱形，一字形格，銎部粗壮中空有钉孔，銎口略呈六棱形，叶部有隐方块纹，叶长44厘米、通长48.2厘米。战国时期楚国铍的形制也多为有銎铍，见于报道的有陕西旬阳出土的铜铍，扁圆形銎，通长42.4厘米；湖南长沙紫檀铺出土的铜铍长33厘米，銎内木柲外缠裹着一层细竹片，銎的两面还用木板夹护，外面缠丝髹漆，制作十分讲究，积竹柄后有错金银铜镦，全长1.62米；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的一件铜铍（原报告定名为剑形矛），外套木胎鞘，鞘长35.4厘米，装有积竹木柲，通长1.68米; 1955年长沙左家塘出土一件铜铩，器身与剑相似，銎部扁圆，外有“宜章”二字铭文（图6—25）。这些有銎铍都分布在晋国与南方的楚国。

铍也可以代替矛与戈组合成为戟，这种由铍与戈组合的戟可以叫作铍戟。最早的铍戟是安徽舒城九里墩出土的春秋晚期的蔡侯戟，戟刺残长15厘米，虽然较短，但实际上是铍，扁圆形骹的上端有箍，箍上饰卷云纹。1973年湖北襄阳蔡坡M8出土的一件战国初的铍戟较大，铍身两从有血槽，短骹有穿，全长18.1厘米，而同地M4出土的普通戟的矛刺仅长度12.7厘米。河南南阳还曾经拣选到过两件由铍与戈合铸而成的铍戟（图6—26）。

2. “矛如剑形”的扁铤铍与有柄铍——

与南方流行有銎铍不同，战国时期北方的燕、赵、韩、魏和秦国都流行扁铤铍。燕下都44号丛葬墓出土的一件铜铍（原报告定名为剑），无首无格，断面呈狭窄的六棱形，扁铤长8厘米，全长31.5厘米。传世与出土的韩国与魏国的扁铤铍数量很少，而赵国的扁铤铍特别多。1970年在旅顺出土了一件赵国铜铍，通长28.4厘米，正面刻两行十九字：“四年，相邦春平侯，邦左军工师岳身，冶匋沥执齐”，背面刻一行五字：“大攻（工）（尹）肖（赵）闲。”类似的有铭赵国铜铍，据王学理先生统计就有37件之多。2003年洛阳花园小区战国墓出土的一件铜铍通长41.7厘米，扁铤两侧上下各有一个凸结。同墓出土的一件铜剑通长47.9厘米，一字形格，圆茎中空璧形首，茎上有缠缑的痕迹，木质剑鞘已朽，但朽痕清晰，铍和剑的形状、大小相差无几。这一实例使我们更加确信不仅“剑如矛装”是铍，而且“矛如剑形”也是铍。楚国也有扁铤铍，1987年湖南慈利县出土2件铜铍，铍身断面呈菱形，扁铤插在积竹木柲中，通长60.8厘米。在湖北宜昌前坪一座战国晚期秦墓中出土了一件扁铤铍，铍身上有巴式的手心纹，铍身长33厘米，错金云纹格后有7.7厘米长的扁铤，通长43厘米，木柲后有铜镦，全长2.13米。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扁铤铍身长23.5厘米，铤长11.7厘米，近端处有小孔，全长35.2厘米，菱形窄格，制作极其精良，其水平达到了战国扁铤铍的顶峰（图6—27）。

扁铤铍和有銎铍是战国铍的两大形式，到了战国晚期又出现了有柄的铍。新郑战国晚期兵器坑中出土的V式铜矛，长39.8厘米，头部与扁铤铍相同，但是有筒形圆銎，骹部较长，断面呈四棱形、六棱形或八棱形，而同出的Ⅰ—Ⅳ式铜矛长仅11—16厘米。燕下都M44出土的一件Ⅲ式铁矛，叶长24厘米，后接42厘米长茎，茎上还有三节弧形刃，全长66厘米。新郑V式矛和燕下都Ⅲ式铁矛都应该定名为有柄铍。满城西汉中山王刘胜墓后室倒塌的兵器架上出土2件铁，身长27厘米，下接长柄，柄上有一道凸箍，通长65.3厘米，与铜镦之间的距离为2.14米，也是有柄铍（图6—28）。《史记·匈奴列传》: “匈奴……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集解》引韦昭曰：“，形似矛，铁柄。”索隐引《埤苍》曰：“，小矛铁矜。”颜师古注《急就篇》曰：“，铁把小矛也。”这种有柄铍应该就是，但显然不是小矛。

3．秦汉时代铍的演变与发展

秦汉时代不仅有銎铍和扁铤铍都有所发展，而且大型的实战用矛——锬也大有发展，在考古发掘中屡有出土。例如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刘胜墓后室倒塌的兵器架上出土一件铁矛，长21.9厘米，湖南湘乡可心亭西汉墓出土的一件铁矛长36厘米，湖南资兴西汉墓出土了8件Ⅳ式铁矛长达50厘米, 1976年浙江长兴出土8件铁矛，都是长身长銎，最短的31厘米，最长的57.5厘米（图6—29）。这些兵器的形制都是矛，但是长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吴越大矛，而且矛身修长就像是一柄短剑，和有銎铍没有太大的区别。

西汉军队中有“长铍都尉”一职，可见汉代铍还用于实战，不过汉代青铜兵器已经少见，出土的铍大多数为铁制的。汉铍见于报道的有：临沂金雀山M33西汉墓出土的一件铁铍（原报告定名为矛），铍身长27厘米，以短铤插入木柲，木柲长90.5厘米，铍头外有鞘。广州淘金坑西汉墓出土2件铁铍（原报告定名为矛），一件矛叶较短，筩长约为叶的两倍，前部为扁条形，后部为方銎，长29厘米；另一件叶较长，两面都有漆木鞘痕，后端为偃月形格，椭圆銎，全长29.4厘米。满城西汉中山王刘胜墓后室倒塌的兵器架上出土一件扁铤铜铍（原报告定名为Ⅱ型剑，其后有铜镦，故应为铍），通长37.3厘米，有白玉格；窦绾墓后室墙旁出土2件扁铤铜铍（原报告定名为Ⅱ型剑，因墙脚散落有铜镦和铜箍，故也应为铍），一件有格，通长40.3厘米，木鞘已朽，但是鞘首镶有铜；一件无格，通长40.2厘米。1994年徐州狮子山西汉墓也出土了铜铍，铍头形似短剑，长72厘米、刃宽4.6厘米，中部起脊，扁茎长10.2厘米，木柲已朽，后有六棱形圆筒状铜镦，长17厘米，从锋至镦通长约2.53米，可惜原报告无相关插图。2004年江苏扬州的西汉刘毋智墓出土一件铁铍（原报告定名为短剑），扁铤有穿，铍身粘连着漆鞘，漆鞘首端镶鎏金铜箍，残长34.6厘米。该墓同出一件铜镦，但是没有伴出戈、矛之类其他长兵器，所以应该是一件扁铤铍。2006年江苏徐州的西汉刘慎墓出土2件铁铍，残长32.8厘米，两铍各附一筒状铜镦，截面略呈橄榄形，从首至镦全长1.96米。山东巨野红土山西汉墓出土的2件铜铍（原报告定名为剑）残长48厘米、铤长10厘米，铤的中间有一小孔，木鞘涂黑漆，已朽，中部饰有二件六尖合金饰，其上有带孔的小鼻；2件铁铍（原报告定名为剑）比铜铍稍长，铍身66厘米、铤长10.5厘米，形制与铜铍相似，木鞘在靠格处也有两个六尖鎏金铜饰，木鞘的末端还饰有六尖鎏金铜饰。山东淄博西汉齐哀王刘襄墓的随葬坑出土了20件铁铍，剑形铍首长72厘米，断面呈菱形，扁锥形茎，茎外套凿刻流云纹的尖齿形铜箍，箍长13.3厘米，铜镦凿刻流云纹，长28厘米，自铍首至镦总长2.9米。广州象岗的南越王墓主棺室出土了4件铁铍（原报告称Ⅲ型铁剑）, 2件通长61.6厘米、铍身长45.7厘米、鞘宽5厘米，2件通长46.4厘米、铍身长36.2厘米、鞘宽3厘米，近鞘处有三尖鎏金铜饰。河北定县北庄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墓出土9件铜铍（原报告定名为矛），器身扁窄，脊部微突，两侧有刃，锋部呈三角状，矛身与銎之间有弯钩状的镡，镡部有一横穿圆孔，镡与銎皆鎏金，通长约30厘米（图6—30）。河北定县北庄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铁长56厘米，扁铤残长7厘米，格为一鱼头，咬住身，可惜无图。

铍在战场上用于刺杀的功能与矛一样，虽然铍还可以左右砍杀，但是杀伤力不会太大。然而铍的形体长大，作为仪仗远比矛要显得威武，可以对敌人产生巨大的威摄作用，所以考古发现的铍都制作得十分精良，而且大多数都出于王公贵族的墓中，可见铍作为仪仗的功能一定大于实战。在东汉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上常常见到把铍、锬或带镡的山字形铍插在兰锜（兵器架）上作为仪仗的图像，如徐州铜山县白集东汉墓的兰锜图的中间三器；成都曾家包东汉墓西后室兰锜图的第一、三器和墓门兰锜图的右边一器，山东沂南汉墓兵兰图的右面三器，河南唐河出土兰锜图的左边三器，四川新都出土的武库图中兵器架上放的都是各种形制的铍（图6—31）。

铍是一种形制介于矛与剑之间并兼有矛与剑功能的兵器，铍的特征或曰“剑如矛装”，或曰“矛如剑形”。北方的柳叶形短剑和南方的双耳铍分别是扁铤铍和有銎铍的源头，江西吴城出土的一件铜铍和瓯海出土的三件双耳铍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铍。秦汉以后各种形制的铍仍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冷兵器时代铍一直被使用着，然而由于铍的形制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而且由于方言的关系衍生出了“”、 “”、 “”、 “锬”、“铩”、“”、“”、“铊”、“矟”、“槊”等各种不同的名称，又由于铍更多地被用于仪仗而非实战，因此人们就渐渐遗忘了曾经在实战中使用过的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