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吴国和越国是春秋时期在长江下游江、浙地区崛起的两个强国，在其历史进程中，两国冲突不断，互争雄长，并均曾北上，欲与中原大国一决高下，留下了可歌可泣的美丽传说。在先秦和汉及以后的典籍中，虽曾有过一些吴、越历史的记载，但不仅数量少、不连贯，而且多为后人的追记，因此它还处于欧洲史学家所分的原史时期。对原史时期的研究，文献材料固然珍贵，但更不可忽视考古材料，因为通过考古调查、发掘获得的材料，都是当时人们从事生产、生活乃至各种政治活动的实物遗留，有的甚至还打上了当时人们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烙印。中国是史学大国，历来有修史的传统，关于吴、越史地的研究，如同对与其基本同时的齐、鲁、燕、晋等中原大国一样不断有成果问世，但或则侧重文献，诸如古籍整理校注或者抽绎文献材料编缀而成的吴史、越史；或则从考古材料到考古材料，看不到人物的活动。可喜的是，最近看到的叶文宪教授新著《考古学视野下的吴文化与越文化》一书，在将文献与考古密切结合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该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一、二、三章，探讨了吴文化和越文化的渊源；中编第四章至第十一章，分别对吴越地区的土墩墓（含土墩石室墓）、几何形印纹陶与原始瓷、青铜器、玉器、铜器铭文、吴越城址以及越迁琅玡与越文化后期华夏化倾向问题进行论述分析；下编第十二章至第十五章，分别对灭吴后吴人的去向、楚灭越后越人的去向及吴越地区的汉文化作了分析。从该书章节篇目即可看出，凡涉及吴、越及与吴、越有关的历史、地理、文化、关系等问题几乎都涵盖了。这在迄今已知关于吴、越问题的著作中，无论是侧重文献的还是侧重考古的，无疑是最为全面、最为系统的。

该书作为一部综合性著作，一方面尽量吸收了前人和别人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自己对许多重要问题都事先做了深入研究，因而与常见的通过摘编综合而成的一类综合著作不同，而是有着分析论证和自己独立见解的、具有新意的一部研究性论著。通过初步研读，我认为至少对下列问题作者所作的论断是很有见地的：

第一，甲骨文中的字，不是钺，也不是越国之越，而是位于晋南的一个非子姓方国，对殷商王朝时服时叛，至西周时可能已经消亡，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二，吴文化的源头是分布于宁镇、皖南地区的湖熟文化，湖熟文化是先吴文化；越文化的源头是分布于太湖—杭州湾地区的马桥文化，马桥文化是先越文化。

第三，西周、春秋时期，流行于宁镇地区的土墩墓是吴人的墓葬，流行于太湖地区的石室土墩墓是越人的墓葬。春秋后期，在太湖北岸与石室土墩并存出现的山顶土墩墓和木石结构土墩墓，是文献记载诸樊徙吴、伍子胥筑城以后，吴人东进和吴文化与越文化交流融合的反映。

第四，“在土墩墓中用木料构建人字形两面坡木屋的现象最早出现在宁镇地区”, “而在越人的印山大墓中却得到了完美的表现，并在吴国灭亡以后继续被越人所继承，成为越人墓葬的一大特色”。

第五，春秋后期，在吴越地区大型土墩墓周边出现的方形壕沟，“既可以提供堆筑封土的土方，又可以降低墓中的地下水位”，是因应当地环境出现的陵园保护措施，并非凤翔秦公陵园隍壕之制影响的产物。

第六，几何形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是越人的发明，吴、越虽异域而同族，春秋时期吴、越文化虽有一定区别，但在使用几何形印纹陶和原始瓷上却有明显的“吴、越同器”现象，联系到烧制几何形印纹陶和原始瓷的窖址主要发现于越文化分布范围之内的情况，是否“吴人使用的这些器物本来就是从越人那里输入的”，值得考虑。

第七，越文化与吴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是青铜器远远落后于后者，如从谏壁至大港一线吴国高等级贵族大墓均有成组青铜礼乐器、兵器、工具随葬，而越国大墓如绍兴印山、长兴鼻子山、安吉笔架山、无锡鸿山大墓等则主要是随葬印纹陶器和原始瓷器，如仿中原青铜器的原始瓷礼乐器、兵器和工具等。被视为越文化的特征性器物越式鼎，有两个渊源，一个是作为先越文化的马桥文化，一个是作为先吴文化的湖熟文化，其“实质上是商周春秋时代长江下游地区吴文化和越文化融合的产物”。

第八，浙江黄岩小人尖、温州瓯海杨府山土墩墓出土的茎上带耳所谓短剑，和福建浦城洋山土墩墓、浙江长兴长港等地出土短剑，形制、大小相若，但不同的是茎部中空可以纳柲，此是兵器中的铍而非短剑。看来这类时代可早到西周早中期的兵器，“不仅是吴越式铜剑的源头，而且也是吴越式钥铜铍的源头”。

第九，史籍记载“诸樊徙吴”，此吴或即在楚人压力下将都城东迁所筑的传为阖闾城的无锡阖闾城遗址；连云港九龙口城址或即史籍所载“勾践徙琅玡”之琅玡故城；安吉递铺古城或即越王翳由琅玡回归吴地所建之都城。

第十，战国前期，越灭吴，后楚又灭越，激烈的政治变动也造成了文化上的断层。楚人“没有继承、接受、融合越文化，在吴越地区楚文化只是覆盖、置换、替代了越文化”。越人在越国灭亡后逐步向南迁徙，经秦灭楚，汉灭秦，西汉时在今温岭市大溪建立东瓯国，在福建武夷山建闽越国，在广东广州建立南越国，在不少方面还延续着越人风习。直至东汉，越文化才逐步被汉文化同化、融合，融入了中华文化的大系统。

以上所举诸项，当然不都是叶著首先提岀来的观点，但确有不少是叶先生的新见解。即使是前人或别人所提出，也都经过了叶教授认真仔细的分析、取舍和重新论证。这从书中所附作者的著作论文目录和“良渚文化遗址表”等13个附表即可看出，叶教授为完成这部著作收集了大量资料，对涉及的问题，无论难易大小，都逐个进行了研究。因此，在这部著作中看不到作者有任何武断，也没有任何毫无根据的臆说。你可以不赞同其中的某个观点，但你一定会从他就该观点的阐述中看出他对该问题思考的来龙去脉和前后逻辑，这就为不同观点之间的交流切磋奠定了科学基础，从而通过心平气和的讨论促进研究的深入。

叶教授从1982年大学毕业进入高校教书，一直坚持先秦史方向的研究，更因身处苏州，尤其关注吴、越史地和吴文化与越文化研究，三十年来默默耕耘，收获不断，这部《考古学视野下的吴文化与越文化》是他诸多论著中最新的一部。他在这部书的后记中写道：“现在将近退休，也应该有个交代——无论对自己、对学界，还是对地方都应该有个交代，于是就有了这部书。”说得颇有些悲凉。但是我可以断定，作为一位将自己的大半生都贡献于自己热爱的学术亊业的知识分子，不管退休还是不退休，他绝不会就此罢手，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正是缘于我的这个判断，所以我很愿意利用这个机会，把我研读过程中认为今后尚值得深入讨论的若干问题提出来，供叶教授继续研究时参考。

第一，关于良渚文化的“主体”是否“渡江北上进入了中原”，传说中的蚩尤是否有可能即是渡江北上的良渚文化先民的首领？

第二，良渚文化玉器上常见的兽面纹（神徽）是否“呲牙环眼的虎形”，虎是否“可能就是他们部落的标识”，金文中常见的虎形是否“商周时代淮河流域”方国虎方的族徽，是否可用郭沫若“徐、虎一音之转”的说法证明虎方即文献中的徐方，徐方可能即传说中北上的良渚文化先民首领“蚩尤寄居之地”？

第三，从良渚文化衰落至二里头文化，相差已有500多年，能否将两者看似相似的某些器物如封口盉、扁足鼎、锥形器、柄形器等进行考古类型学的比较，证明两者之间确有继承发展关系？

第四，《周礼》中的“公墓”、“邦墓”制度，是否是华夏族继承了“良渚文化的贵族和平民分区埋葬”习俗的反映？

第五，中原及北方地区陶寺文化、齐家文化中发现的玉琮，是否可以统统看作是良渚文化的器物？

第六，在吴越地区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越灭吴，楚灭越，秦灭楚，汉又灭秦，政治上政权的改变也带来了文化的变迁和融合，“汉文化却是以楚文化为本底发展形成的”提法，是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这些问题是提给叶教授的，也是提给我自己的，因为我自己虽有一些思考，但也还没有解决。

我和叶教授相识已近二十年，会面时间虽不多，但不是在学术讨论会上，就是在考古发掘工地上，他的热情、执著和认真，每每都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我和叶教授都是吴、越文化的爱好者，这次能应邀为他的大作作序，其实是为我提供了一次以文会友，重新学习吴、越文化的机会，这是要特别感谢的。

李伯谦

2012年7月23日于昌平真顺九鼎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