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是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三农”问题之一，为此，系统分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现状、供给制度和供给效率尤为必要。本书认为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诸多问题，原因在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缺陷。在全面分析当前已有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的基础之上，本书认为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是一种可行的制度模式。而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的供给和运作存在集体行动困境，为超越其制度供给困境和提升制度效率，提升农民之间信任度、重构乡村社会规范及拓展乡村社会网络尤为关键，而此三方面为乡村社会资本应有之义。为此，本书从乡村社会资本视角研究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同时基于对当前乡村社会资本现状的认识，本书认为重构乡村社会资本尤为必要。

为了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优化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提升其制度效率之目的，本书采取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以下六方面对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进行系统分析。

第一，研究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变迁。在理论上分析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变迁历程及价值取向（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变迁以效率为主导价值取向），为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提供价值取向和理念基础。在实践上具体分析安徽省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变迁历程，为理论研究提供实证案例。具体而言，其一，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经历了政府供给制度、社会供给制度、市场供给制度和多元化供给制度的变迁。其二，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变迁的价值取向包含效率、公平和参与性等方面，但其主导价值取向仍然是效率取向。其三，清代、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安徽省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变迁为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提供了经验支持。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是不断变迁的，而其变迁不仅仅受到制度环境影响，同时以其背后的价值理念为支撑。

第二，反思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的局限具体包括制度构建的理念基础滞后、供给制度僵化和供给制度效率低下三个方面。在系统分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局限的基础之上，结合安徽省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现状，本书指出创新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尤为必要。具体而言，其一，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三个方面局限的关系为：滞后的理念基础致使所构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存在缺陷，而制度缺陷导致制度效率低下。其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改革思路应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问题解决为导向。一是重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构建的理念基础，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的主导价值取向确立为效率，同时树立公平意识、农民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二是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三是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效率。

第三，构建农民自主供给制度，实现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创新。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理论为构建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相较于现有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农民自主供给制度有其制度优势，但其存在着制度供给困境。具体而言，其一，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共同创立的多中心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自主治理和自主组织。此理论可拓展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领域，农民可自主供给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其二，相较于我国已有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具有其制度优势。一是农民自主供给制度决策模式可以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供需结构失衡和有效供给不足问题。二是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有利于克服现有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缺乏有效监管的制度缺陷。三是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有利于克服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问责难、问责成本高、问责效率低的问题。四是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能够高效提供农村公共服务，有利于克服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的制度缺陷。其三，公共事务自主治理制度存在制度供给的二阶困境，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也存在着制度供给困境。一是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在具体内容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二是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的供给的二阶集体困境，具体而言，包括制度供给者、制度设计成本承担者不明确与制度设计交易成本降低等方面的困境。

第四，分析乡村社会资本与突破农民自主供给制度困境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公共治理范式研究难点之一为突破公共事务自主治理制度的供给困境。增进自主治理成员之间的信任是突破自主治理制度供给困境的必由之路，而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应有之义，积累社会资本能够提升自主治理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度，从而突破其制度供给困境。为此，作为公共事务自主治理制度的农民自主供给制度困境突破的关键在于积累乡村社会资本。在理论分析之上，结合安徽省桐城市B村自主兴修家塘的制度供给案例进行具体分析。具体而言，其一，桐城市B村出现了农民自主修建沟渠现象，自主修建并不是由B村所在行政村组织，而是由自然村庄自主修建。其二，桐城市B村自主兴修家塘的制度供给困境。其三，乡村社会资本、信任增进与桐城市B村制度供给困境突破。安徽省桐城市B村村民自主兴修家塘行为及其制度化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及其突破，证明通过乡村社会资本，提升农民之间的信任度能够突破其制度供给困境。然而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有其局限性，要更好地发挥乡村社会资本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困境突破中的功能，重构乡村社会资本尤为必要。

第五，论证乡村社会资本同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效率之间的关系。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效率提升的关键在于农民集体行动效率的提升，而乡村社会资本在提升农民集体行动效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安徽省桐城市F村村民自主高效修路案例为其提供了证明。具体而言，其一，乡村社会资本有利于降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提升农民集体行动效率。就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而言，乡村社会资本在降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三个阶段成本，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第六，洞悉乡村社会资本重构在农民自主供给制度创新中的作用，探寻乡村社会资本重构途径。因为乡村社会资本，尤其是现代型乡村社会资本在农民自主供给制度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重构乡村社会资本有其必要性。乡村社会资本重构关键在于实现传统型乡村社会资本向现代型乡村社会资本转变，其途径具体包括发挥基层政府引导作用，弱化乡村宗族组织职能，推动农民向自治组织发展三个方面。其一，乡村社会资本重构路径三个方面具体表现为：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发挥基层政府引导作用；二是突破基于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的传统乡村网络、信任与规范瓶颈，弱化乡村宗族组织职能；三是构建基于现代契约关系和法治精神的现代信任规范体系，推动农民自治组织发展。其二，安徽省乡村社会资本重构具体路径为：一是实现“乡土性”乡村社会信任转变；二是实现传统乡村社会关系向现代乡村社会关系转变；三是实现传统乡规民约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规范转变。

纵观本书研究内容和体系，本书针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问题，从乡村社会资本维度研究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有其创新之处。首先，就研究内容而言，一是鉴于已有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概念界定不一，重新界定其概念，指出其是一套制度体系；二是针对以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研究停留于已有制度优化，基于自主治理范式研究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构建；三是突破自主供给制度的供给困境研究难点，具体从乡村社会资本视角探讨农民自主供给制度困境突破及其制度效率提升；四是鉴于乡村社会资本积累途径研究不足，指出了乡村社会资本重构的三条途径。其次，就研究方法而言，针对以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研究侧重于理论推演，采用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尤其注重案例研究。由此可见，研究丰富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研究内容，拓宽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研究范式，拓展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研究方法，研究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构建及其制度效率提升有利于解决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因而研究兼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书所要解决问题有其创新性，研究有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由于研究条件和文献收集方面的局限，本书仍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不足也为笔者未来研究提供了方向和思路。如在研究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变迁时，由于条件限制，在研究我国古代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变迁及其影响因素时稍有不足。又如在反思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时，未进一步就供给制度的理念基础、供给制度局限和供给制度效率三者之间关系进行具体分析。再如，一项制度构建及其效率，需要长期追踪调查和对比研究。针对本书的研究不足，笔者在博士毕业后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诸如笔者研究了我国农民自组织发展困境和出路，并将其具体困境具体化到了农民自组织“内卷化”的危机和出路，并试图从乡村社会资本维度来探索农民自组织发展困境超越之路。同时，笔者不仅仅将农民自主治理研究囿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领域，而且将自主理论进一步拓展到了农村公共参与领域。

本书希冀给农村基层政府和相关研究部门政策制定奠定理论基础并提供政策建议。同时希望能够和立志于“三农”问题研究的同人一起探讨“三农”问题，希望能够为“三农”问题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因而本书适合于农村基层政府、农村政策研究部门、行政管理学和农村社会学的相关专业学者和专业研究生阅读，希望学界同人不吝赐教，以使我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和学术水平，在此拜谢。

本书得以付梓，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浙江大学周生春教授13年来给予我的指导和帮助，同时非常感谢浙江财经大学裴志军教授提供的建设性建议。再次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武云编辑的指导和凌金良编辑的辛勤工作，您们辛苦了。最后，特别感谢我所在单位中国计量学院人文社科学院给予我充足的研究时间和提供的优良研究平台。

汪杰贵

2015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