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出版自由而斗争

刚踏入实际斗争的马克思所遇到的第一个现实问题是出版自由问题。在德国，出版自由是政治生活中十分尖锐的问题，争取出版自由是争取其他一切自由的前提。“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推行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威廉四世，为了缓和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故意打出了自由主义的旗号，于1841年12月24日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虚伪地重申切实遵守1819年10月18日的书报检查令，即立即取消出版物所受到的违背陛下意志的、不适当的限制。这个表面上反对加于写作活动的“各种无理的限制”的新检查令，得到了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欢迎，他们幻想春天似乎真的回到每个人心间，自由的时代似乎即将到来。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某些人物甚至公开表示相信，这个书报检查令会对德国政治生活的发展起无限的促进作用。但是，马克思却以其特有的洞察力发现了这个检查令的反民主、反自由的实质，写下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评论文章，对书报检查制度和普鲁士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

马克思揭露了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虚伪自由主义”本性。它只制造改善的假象，而不从本质上去改善事物。检查令的制定者声称，书报检查中的非法行为和令人愤恨的现象，不是由书报检查制度，而是由个别检查官的品质造成的，企图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检查制度转移到个别检查官身上。马克思指出，把制度本身的客观缺点归咎于个别人，只不过是为了保存这个制度制造假象。“虚伪自由主义的表现方式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的本质——当前的制度。这样就转移了表面看问题的公众的注意力。”

书报检查令所谓的“不得阻挠人们严肃和谦逊地探讨真理”。这实际上使书报检查官更加随心所欲地按照他们所理解的“不严肃”和“不谦逊”来压制和破坏出版自由。因此，这些规定从一开始就使探讨脱离了真理。“它是上司加于探讨的一种对结论的恐惧，是一种对付真理的预防剂。”马克思指出，与其说这是害怕虚伪的标志，不如说是害怕真理的标志。“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严肃和谦逊都是十分不固定的字眼。把可笑的事物说成是可笑的，就是严肃的，把虚伪说成是诚实就是不严肃。过分的严肃就是最大的滑稽，过分的谦逊就是最辛辣的讽刺。让人们“严肃”与“谦逊”地探讨真理，实际也就等于让人们的命运由检查官的脾气来决定，等于禁止人们去自由地探讨真理，等于把探讨看成是一种与真理相对立的东西，也就等于把人们的精神变成了“枯燥地记录真理的检查官”。这实际就扼杀了自由，因而也扼杀了真理，因为自由才是探讨真理的必要前提。“哲学研究的首要基础是勇敢的自由的精神。”

马克思强调写作风格的多样性，反对普鲁士书报检查令加于写作的种种限制。普鲁士政府不允许作者用自己的风格写作，怎么指示你，你就怎么说；命令你说什么，你就写什么。作者完全丧失了他本应拥有的对自己精神的自由支配权，自己没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风貌，只能按指定的表现方式写作。马克思尖锐指出，这不过意味着“强颜欢笑”。“风格就是人”，限制了作者的写作风格也就侵犯了人的权利。马克思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为什么就不能有多种色彩，而只准它产生一种色彩——官方的色彩呢？

马克思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从根本上否定书报检查制度。他认为，书报检查制度的骨子里隐藏着一种任何法律都无法医治的痼疾。问题并不在于个别书报检查官品质的好坏，“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 这个见解大大超过了当时的一般认识。

马克思在《莱茵报》接触到莱茵省议会的有关出版自由的辩论的材料，进行了认真分析研究，进一步就出版自由问题发表了意见，深化了他对自由的认识。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于1841年5月23日至7月25日在杜塞尔多夫举行。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是由于讨论公布省议会记录问题和许多城市出现的关于出版自由的请愿而展开的。针对这个辩论提出的问题，马克思写了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这是马克思为《莱茵报》撰写的第一篇文章，是马克思参加该报战斗的真正开端。

在这里，马克思首次探讨了社会物质利益，触摸到社会深层的东西，觉察到省议会辩论的背后深深隐藏着各种利益的对立。不同等级的思想和行动，原来都受着一定物质利益的制约。这种认识对马克思的传统世界观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冲击。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思想中充满着深刻的矛盾，即理性与现实、传统与进步之间的矛盾。他的世界观转变过程，是不断解决思想矛盾的过程。他虽然猛烈地抨击普鲁士的反动制度，不时显现出唯物主义的思想闪光，但总的说来，他的世界观还是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像整个黑格尔学派一样，他特别强调精神、理性的作用，认为这种精神“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它是从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地流回现实去的思想世界”。由此出发，他认为，法律不是植根于社会物质利益关系，而是源自人的自由本性。“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只有体现自由精神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在马克思看来，为物质利益斗争是粗陋之举，而为自由斗争才是高尚的。“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因而也就是出版的类的本质。”“自由的出版物是变物质斗争为精神斗争”，而且使“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获得“理想化”的体现。轻视物质利益，重视思想观念，是黑格尔主义者的共同特征，也是当时德国民族的一个弱点，如果仅仅囿于思想的范围，对现实利益漠不关心，那末，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就会“在政治上毫无建树”。而能否消除这种缺陷，不仅取决于理论的进步，而首先取决于实践的发展。马克思当时所进行的政治和社会斗争，还带有唯心主义的性质，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从自由原则出发去批判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固然成效甚微，但仍有重要意义，即它深化了马克思的认识，使他开始看到自由不是抽象的，而是同一定等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

莱茵省议会由不同的等级组成，它在成立时就规定，骑士等级占六分之三，城市等级占六分之二，农民占六分之一，而且对城市等级的人还附加一条规定，即十年之内不得减少土地的拥有量，否则将被剥夺被选举权。可见，议会完全是建立在封建等级制度之上的。它并不代表广大人民的普遍利益，而是捍卫封建贵族的特权，为其特殊利益进行辩护。在辩论过程中，不同等级的态度表现出明显的差别，反映了不同等级的利益。诚如马克思所说，“在关于出版的辩论中，特殊等级精神表现得无比明确而完备”,“某个集团的精神、一定等级的个体利益、先天的片面性都表现得极其强烈、凶狠，露出一副狰狞的面孔”。还说，在这里，“实际上进行论战的是他们的特殊等级”。

贵族代表根本不容许任何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他们认为，实行最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出版自由是不合理的。他们对出版自由表示深恶痛绝和严厉的斥责，这种态度反映了“十分明显的诸侯的信念”，完全符合神圣的精神，因为在神圣同盟时期，整个德意志民族遭受奴役，精神生活完全被窒息，人们不知道出版自由为何物。

贵族等级的辩论人表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中世纪观点。他们为特权所作的辩护，放肆无礼，而又庸俗圆滑。在贵族等级看来，人民似乎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给予自由的程度，“由于这种人的不完善，那万恶所宗的妖女之歌对群众起着强大的作用”，就是说，出版自由对人的精神的完善和发展，不是起促进作用，而是起腐蚀作用。对此，马克思反驳道：“如果人类不成熟成为反对出版自由的神秘论据，那末，无论如何，书报检查制度就是反对人类成熟的一种最现实的工具。”因为，“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要求完善才能发展，等于取消发展；要求完善才能存在，等于取消存在。按照这种逻辑，“人根本没有生存权利”。书报检查制度只能扼杀人的发展。同时，这种庸俗的观点，必然陷入逻辑的矛盾。既然，一切都处于不完善之中，那末，为什么不完善的等级会议却要求完善的出版物呢？

马克思还驳斥了贵族等级的所谓出版自由造成道德败坏的观点，指出：“起败坏道德作用的只是受检查的出版物。最大的罪恶——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所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

马克思反对封建诸侯、贵族等级并不意味他完全赞成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市民等级也要求出版自由，但是他们把出版自由和企业经营自由混为一谈，或者说，把出版自由归结为行业自由。这种要求完全符合这个阶级的本性。马克思认为，这两者不是一回事情，不能把精神活动从属于经营的利润。作品就是目的本身，作家绝不能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如果诗一旦成为诗人赚钱的手段，那诗人就不再成其为诗人，而变成商人了。同时，马克思也看到，以行业自由为特征的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并非是真正的出版自由。就以典型的资产阶级国家法国的出版物为例，它的自由决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虽然它不受精神检查，但是它却要受物质检查，即缴纳高额的保证金。”这样的出版物，“被人拉出了自己真正的领域，引进了大规模商业投机的领域”。在这里，马克思已经对资产阶级的出版事业和出版自由的实质有了初步认识。

马克思鲜明地赞扬农民代表的发言，称之为“绝妙的演讲”,“真正的历史观点”，认为“农民等级的几个议员的发言同省议会的普遍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农民等级毫不隐讳地讲，“人类精神应当根据它固有的规律自由地发展，应当有权将自己取得的成就告诉别人，否则，清新的河流也会变成一潭恶臭的死水。”德国人民“需要的不是书报检查制度的精神钳子，而是使他们冲破麻木状态的刺激”。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农民等级具有比较彻底的态度和激进的反封建意识。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省议会上这种英勇果敢的可贵观点，是多么孤立。因为，如上所说，省议会尽管有市民和农民等级的代表参加，但实际上贵族等级居多数，农民代表只能发出微弱的呼声。

考察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的讨论，是青年马克思第一次触及社会深层的东西，即触及制约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利益原则。尽管这还是初步的，而且他的总的世界观还是唯心主义的，然而，社会生活因利益的对立而激起的波澜，已经对他内心世界形成强烈冲击，悄悄地在改变着他的思想观念。

首先，在他的自由观上已经打开一条裂缝。马克思当时和其他黑格尔主义者一样，从理性出发来看待自由，认为自由是人固有的本性，“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并由此出发来考察出版自由问题。但是，现实生活的冲击，使他逐渐摆脱抽象的思辨，而开始触摸到自由的实际内容，看到自由是现实的，在不同人那里有着不同的自由。他说，“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现实自由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权利而已”。现实中存在着各种自由，自由在不同等级那里有着不同的含义。普鲁士的诸侯、贵族等级，并不是反对一般的自由，他们反对的只是别人的自由，而维护自己的自由，即特权。这种认识对青年马克思有着重要意义，表明他不再把自由看成是抽象的东西，开始对它作具体的分析。

其次，在马克思思想中已产生了某些唯物主义的萌芽。在分析各个等级对待出版自由的态度时，他已经深深感到各个等级之间的对立，认识到德国的社会结构，探索这场辩论背后隐藏的各等级的利益。正是从这种不同的物质利益中，产生出各等级之间的差异和不同意见的分歧。他说，“在形形色色反对出版自由的辩论人进行论战时，实际上进行论战的是他们的特殊等级”。还说，“在这里论战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等级”。把在省议会里进行辩论的人，不是看作孤立的个别的人，而是看作由一定物质利益维系起来的等级、集团的代言人，这种认识显然已经孕育着关于个人、等级和利益之间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青年马克思已经捕捉到影响他整个思想进程的新的认识内容。

与此相联系，马克思进而认识到，省议会只是封建贵族享有的特权机关，不是人民代议制。它不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是与所代表者的意愿背道而驰。因此“与其说省必须通过它的代表来进行斗争，倒不如说它必须同这些代表进行斗争”。对于这种等级会议来说，自由这种人类最神圣的精神不过是“异国的”植物而已。“一切生物只有在空气流通的优良环境下才能繁茂，同样，真正的政治会议也只有在社会精神的最高保护下才能昌盛。”就是说，只有具备自由的环境，代表能真正表现所代表的人的意识，才会产生真正的议会自由。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乞求议会自由，而是为自由去进行。马克思对等级会议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普鲁士封建国家制度的批判，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马克思在《莱茵报》第一篇论文里所取得的认识还只是初步的。而且处处还表现出唯心主义和理性至上主义的色彩，然而，在当时的精神环境里，却给人以清新之感，给人以很强的感染力。马克思当时的战友卢格，对马克思的文章称颂备至，他在《德意志年鉴》上撰文说：“关于出版自由以及为了保卫这种自由，从来还没有人说出，甚至也不可能说出任何比这些文章更加深刻、更加论据充足的意见来……我们真应该为这种完美、这种天才、这种善于把那些依然经常出现于我们政论中的混乱概念整理得清清楚楚的能力感到庆幸。”这并非过誉之词，这种说法恰好反映了马克思思想的逻辑力量和善于从复杂纷纭的事物中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