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第一章 走自己的路：中国道路的探索历程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先进的中国人就一直在寻求独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发展道路。其间，风雨仓皇，历经坎坷，直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才看到了曙光，迎来了希望。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吹响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面前，依靠党和人民，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全面开放新局面。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在思想上秉持实事求是的路线，在实践中发扬独立自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从而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道路。

一 筚路蓝缕：中国道路的艰难开创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选择的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之路。然而，要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必须解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沿着这样一条正确的道路，历经风雨，最终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根本转折点。

（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创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毛泽东自从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十分重视群众的实践斗争，重视考察中国国情，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他从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本本与个别词句，从不为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所束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当白色恐怖笼罩中国，革命转入低潮时，毛泽东在深刻反思中首先认识到对待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共产国际决议不能照抄照搬，必须使之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且在实践中运用与发展。与此同时，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原则，及时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真理。随后，当秋收起义军攻城受挫，他毅然率部队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鉴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白色政权之间的分裂与战争，他深刻地论证了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能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必须走与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相反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和暴力革命原则、关于坚持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原理以及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的重大成果。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深刻地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论述了三者密不可分的关系，并把它提高到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高度，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性问题，也构成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主体内容。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特殊国情，科学地总结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教训，同时考虑到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所创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毛泽东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及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国际背景出发，确定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任务、对象、动力及前途，并据此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及其关系，指明第一步既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由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从而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方位，解决了马克思提出的由落后的农业社会在特殊条件下，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而通向社会主义及列宁提出的由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的构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运用列宁的和平过渡理论，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关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过渡时期总路线，使我国适时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二）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初步探索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将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毛泽东根据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以及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国际形势，结合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写了《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全面阐述了革命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现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他们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由无产阶级领导并胜利完成，这就决定了革命胜利后不可能建立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而应该建立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总结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为了实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毛泽东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特征和纲领，即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其中非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还占很大的比重；文化上实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是我们党及毛泽东对当时中国国情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经验，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中国，如何使人民富裕起来，是落在中国共产党人肩上的历史重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在实践上的最初探索。

第一，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进行。新中国的建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新中国的领导人在恢复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在实践中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快了改造农业和集中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独立自主，坚持走中国式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的两篇重要文章《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相继发表。除此之外，党的八大上形成的一系列重要文献，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探索取得的初步成果。毛泽东的这些探索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既学习苏联建设的成功经验，又注意到苏联建设过程中已暴露出来的缺点和错误，避免走他们走过的弯路，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

第三，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理论，以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矛盾的思想已具雏形。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社会主义制度内所存在矛盾的根源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深层次回答。他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需要通过革命来解决，而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矛盾的方法则是改革，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虽然毛泽东在这里没有明确使用改革的概念，但已经具有了改革的思想萌芽。

第四，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他在听取国家计委负责人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时，指出：“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同时“要搞三线基地建设，以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这种思想在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得到了肯定，并把四个现代化明确定为我国在20世纪的奋斗目标。

第五，提出了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工业化。中国何时能够实现工业化而成为现代化强国？对此，毛泽东曾指出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即从1953年到1967年。然而，在1962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却认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而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时间是不行的。毛泽东关于工业化实现时间的设想，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发生了重大变化，说明党中央逐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从思想上认识到为了实现工业化所制定的“大跃进”方针，违背了客观规律，使中国的发展遭受了很大挫折，从而认识到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实现工业化困难很多，没有上百年时间难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第六，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了大胆探索。其重要思路有三：一是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实行中央向地方分权，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二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毛泽东提出要给企业自主权，企业可以办成独立或半独立王国；三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这一构想，实质上说明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应对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包容性，以此改变社会主义经济总体结构和运行机制。

第七，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模式的创新思考。在政党制度方面，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领导制度方面，党的八大提出“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问题，毛泽东提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问题等，以期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在意识形态方面，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强调这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一个基本的同时也是长期的方针。

令人痛惜的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也陷入了误区。在经济建设上，他无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制定和推行了超越当时阶段的路线与政策，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理，强调“一大二公三纯”，搞人民公社运动。在发展速度上，他无视客观经济规律，盲目鼓吹赶超英美的“大跃进”运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本本，没有摆脱传统观点和苏联模式的束缚，把不属于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和否定，把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原则加以固守，混同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的差别。在思想政治战线上，他混淆是非，无限上纲，把党内政策上、工作上的意见分歧视为阶级斗争的继续，以致酿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造成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实践上的严重失误，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违背了他自己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航向。这是非常遗憾的历史悲剧。

二 拨乱反正：中国道路在批判与创新中生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使得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新返归其正确的航向，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航程，邓小平对此作出了杰出的历史性贡献。

（一）一场哲学问题的探讨引发的社会变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的局势十分严峻，任务极为艰巨，不仅需要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摆脱出来，而且需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邓小平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千头万绪中抓住了关键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他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开展，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怎样看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成为两个无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当时的中央负责人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原则，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一情况引起了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干部的忧虑。

最早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是邓小平。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后给党中央写信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显然，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这个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原则而言的，这样就把两种思想路线的争论和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摆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明确地划清了三个界限：一是划清了毛泽东思想体系同林彪、“四人帮”对它的歪曲的界限，推动了当时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二是划清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同“两个凡是”的界限，为人们批判“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武器；三是划清了批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的界限，指导了当时的拨乱反正工作。

1977年底，中央党校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明确规定研究党的历史要遵循两条原则：一条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有关指示；一条是要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月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是从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根本否定，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运用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漫长岁月中，坚持实事求是，同违背这一原则的错误倾向反复斗争的历史事实，引述毛泽东的许多论述，特别是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论述，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因而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此后，邓小平在许多场合发表言论，坚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领导和热情支持下，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这场讨论成为全国性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全国的各项工作。

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以，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还认为，就全国范围来看，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这场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很重要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大规模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解决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创造了条件，成为重新开启中国现代化建设新航程的思想先导。

（二）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

评价邓小平扭转中国道路前进方向的历史贡献，离不开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以下简称《解放思想》）。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评价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江泽民高度评价《解放思想》“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主题报告”亦即大会的中心报告，是大会的灵魂；“宣言书”是指国家、政党对重大问题公开表示意见以进行宣传号召的文稿，两者均说明《解放思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功绩的：“这次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把上述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同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进行比较，不难发现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了基调，构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核心内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邓小平《解放思想》会被誉为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和“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三）承前启后的总设计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就是改革开放。我们党一切理论和主张的提出和一切政策方针的制定都是围绕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一中心展开的。所谓“发展是硬道理”，道理就在这里。而要加快发展，基本途径之一就是深化改革。改革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途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从总结历史经验入手，在反思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科学认识，这些科学认识承接了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通过艰苦探索而取得的有益经验，又凝结了邓小平等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付出的努力和智慧，更为中国后来的进一步发展描绘出了蓝图，是承前启后总设计的关键时期。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的拨乱反正工作进行了系统总结，确立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纲领，明确规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正确方针。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准确地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本质。十二大报告阐述了邓小平关于达到“小康”目标的思想，关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关于改革开放的思想，关于“两手抓”的思想，关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关于发展统一战线的思想，关于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思索，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全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正确地认识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完整地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的基本路线，科学地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明确地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同时还就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祖国统一和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理论阐述和发挥。

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最终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首先，党的十三大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基础，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党的十三大在全面、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同时指出：“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为了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在认清了基本国情，抓住了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其次，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并全面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最后，十三大报告结合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新经验，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并对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对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的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进行了初步理论概括。党的十三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上述三个重大理论贡献，使它成为这个理论轮廓形成的主要标志，它表明我们党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不仅已经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掌握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而且已经有了指导这一伟大实践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的5年，是极不平凡的5年。这期间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国内方面，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政治风波；国际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国内外的这些大事件引起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深刻思考。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讲话，正确回答了当时困扰人们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使全党在总结经验、冷静思考中深化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

南方谈话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大以来围绕改革开放姓“资”姓“社”，解放思想和加快发展，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问题，从理论上作了新的概括和阐发。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新概括，关于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新概括，关于计划和市场的新概括等等，都是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从理论上作出的新回答，是邓小平理论的新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指导，我们党于1992年10月召开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十四大科学地总结了历史和实践经验，精辟地论述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系统地概括、总结、阐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里的“第一次”说明了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一系列问题”，表明了这个理论的体系化特征。这个“一系列基本问题”被十四大报告概括为：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战略构想九个方面。

从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至党的十五大召开，是在邓小平总设计下的发展顺延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整体推进，重点攻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的综合改革。自1992年以来，有七件大事值得注意：一是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要点。这是新一轮改革潮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动员，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一份宣言书。二是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基础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十四大报告的主要贡献是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号召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的阶段。三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原著，是邓小平理论之源。四是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又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实现从旧经济体制向新经济体制过渡的蓝图，它的意义在于把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思想和十四大精神转化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加快发展的行动纲领。其中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五是1995年9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战略规划，是迎接21世纪的宏伟蓝图。六是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就党和人民极为关注的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要研究的几个重大问题，阐述了中央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政策主张。这意味着决策层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这就为十五大的顺利召开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也为处理重大内政外交问题提供了政治依托。七是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五大以党章的形式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把政治体制改革再次提到议事日程。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提出，这是对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进展。

一场讨论、一篇讲话、一个决议、两次代表大会、一个重要决定、一个战略规划、蕴涵了理论准备、战略决策、宏伟目标和行动纲领，基本上完成了世纪之交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战略部署，已经、正在并必将继续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和命运，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邓小平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课题。正是有了这一步，才有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中华大地的迅速发展。综观当代中国改革的发展历程，从70年代末兴起，经过80年代中期的全面探索，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治理整顿，经历了20年曲折发展的历程。这20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史，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有初战告捷时的欣喜，也有遇到难题时的困惑，还有遭受挫折时的震撼，更有阵痛中的沉思。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改变了中国，影响着世界。

三 科学发展：中国道路在改革与开放中发展

1989年6月28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中央全会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这就标志着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之后，我们党形成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实现了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继续发展有了可靠的保证。此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取得了改革、发展、稳定的新成就，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进到了21世纪。

（一）树立旗帜，明确纲领

在我们党创建前夕，毛泽东就曾经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有所趋赴。”就是说有了“主义”，我们党就有了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我们党自建立之日起，就高举马列主义的伟大旗帜，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振兴，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党的七大把作为对马列主义继承和发展的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指导我们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初步繁荣。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最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曲折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发展社会主义？这些问题直接摆在了我们党的面前。新的实践需要新的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迫切需要能够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所幸我们党有了像邓小平这样以“自己是人民的儿子”自喻的领导人，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我们党一方面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另一方面勇于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领导人民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是勇于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政党，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都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保证了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党又把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这就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基础，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自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致力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科学总结。1990年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上，江泽民提出了十二条原则，从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对外开放、根本任务、所有制结构、商品经济、分配制度、精神文明、民族关系、祖国统一、外交政策、党的建设等方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出了初步概括。江泽民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已经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我们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都要把心思用在这里，经过实践，集思广益，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做好。”1991年9月，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党的基本路线，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并分别阐述了这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江泽民指出：“党的基本路线和这十二条原则，总起来说，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1992年10月，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第一次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全面而又系统的阐述，把其主要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即：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他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他还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集中概括和高度评价，表明了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方面有了比较成熟的思路和战略思考。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江泽民在大会报告中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指出：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并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地写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样，十五大就不仅提出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而且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我们党的政治思想上的指导地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高度重视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指导意义，江泽民在多次讲话中都肯定了这一理论的“旗帜”作用，强调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基本特征，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指南。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这个概念，并明确回答了“什么是”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问题。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创造丰富的物质基础，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为了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对传统的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面而又彻底的改革，建立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郑重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将从过去的计划经济全面转向市场经济，实现经济体制的彻底变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我国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将使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扩大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当然，市场经济必须是与我国社会主义根本的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根本的经济制度既要能够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又要能够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的根本目标。列宁早就说过：“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党的十二大以来，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强调了民主建设问题。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党的十三大在概括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时，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三位一体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四大报告又指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奋斗目标。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邓小平在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总是强调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江泽民继承邓小平的思想，并依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不断强调并创造性地阐发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1991年，他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也就是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不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二）继往开来，与时俱进

历史进入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形势。从国内来看，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一些原先没有触及或很少触及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已经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了。从国际来看，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各国都在竞相加快发展，试图占领21世纪的制高点，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加快发展，这是唯一的正确选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新形势下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规律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发展的新论断和新观点，为在跨越世纪的历史关头，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全面推向新世纪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第一，制定跨世纪的发展战略，“三步走”发展方针更加具体化。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对未来1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战略部署：“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下个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经济体制基础。”1997年，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第三步发展目标：“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表明，江泽民对“三步走”发展战略的认识更加成熟，实践更加自觉，从而使中国现代化的最终实现具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条件。

第二，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佳途径。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江泽民多次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自己的特点。他指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二者缺一不可，决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单纯强调这一方面，轻视或忽视另一方面，都不利于改革和发展。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效率和公平等关系方面，应该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和更有成效。为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努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三，科学提出并积极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地贯彻执行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切实地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重要的工作来抓。1995年4月，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并特别强调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意义。《决定》内容包括：1．明确地制定了我国实施科教兴国的具体目标，包括2000年的目标和到2010年的远景目标。2．提出了为加速科技进步，实施科教兴国，在实践工作中要把握的基本原则。3．在科教兴农方面、利用科技进步提高工业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方面、发展高科技方面、社会发展领域、基础性研究方面、科技体制改革方面以及建设科技队伍等方面都作出了具体的部署。

第四，积极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针对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忽视经济质量，经济效益和整体素质不高的问题，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所作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更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现代化不是部分地区的现代化，而是整个国家的现代化。由于许多原因，我国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一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基于此，党中央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

第五，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强调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意义，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总的要求和重在建设的工作方针，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偏向，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向前发展。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地规定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精神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方针等内容，是现阶段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第六，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社会主义民主要由社会主义法制来加以保障。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既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也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就是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并提出了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民主法制建设目标。

第七，推进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抓住党的建设这个关键不放松，始终坚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党的建设，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党建总目标：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他还指出：“全党要按照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战斗力，带领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

（三）科学发展，促进和谐

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曲折历史表明，每一个国家或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都面临着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面临着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艰难任务，面临着在这种“结合”中探索、研究并创造性地开辟出本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问题。邓小平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都凝聚着邓小平对发展问题的深层次思考，都贯穿着对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高度关注。邓小平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所创立的邓小平理论，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确定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和党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将其写入党章。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任务。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十六大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深刻分析了目前我国小康水平的特点，阐述了巩固和提高小康水平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进而提出了在20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作出具体的战略部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致同意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对于保证我们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其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的科学成果。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近年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21世纪的继承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成果，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吸取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深刻教训的基础上，于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来的。其核心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胡锦涛同志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呈现的状态曾作过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胡锦涛同志后来又指出，我们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就是要求全党同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更加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全面发展。此后，中共中央又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政治法律、经济生活、就业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与管理、思想文化、创新能力、社会公共秩序和生态环境方面，制定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目标。

概括而言，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大，经历了近30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建设实践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果，形成了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一条独特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不仅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自身发展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有世界意义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强大了中国，震撼了世界。

四 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中国道路成功推进的基本方法

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今，在长达90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孜孜以求、艰苦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断追求真理、开拓创新的历史，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史。科学地总结探索中的历史经验，揭示其特殊的基本规律，对于在新的时代稳步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从“有的放矢”到“求真务实”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从积贫积弱、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统一、繁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的征途上，经过无数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通过不断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找到了一条在思想路线上的真理——实事求是。

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按照共产主义思想体系，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因此，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总结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原则和新的结论，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胜利进行的根本保证。然而，我们党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也曾经身陷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迷雾当中，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了严重挫折，究其原因就是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人民和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战胜挫折，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也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新世纪，我们党能够带领人民破浪前行，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终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其根本原因依然是我们党一贯坚守和秉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在探索的过程中，始终坚定不移、贯彻执行的思想路线。由于每代领导人所处的时空条件不同，因而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探索与秉持各有侧重。“毛泽东同志主张‘有的放矢’的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强调‘解放思想’的实事求是，江泽民同志注重‘与时俱进’的实事求是，胡锦涛同志则突出‘求真务实’的实事求是。表述有异，侧重不同，但都体现着思想路线上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思想路线的核心。与此同时，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奠定了理论基础。胡锦涛同志在《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中指出：“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求真务实这一概括，与我们党一贯所秉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融会贯通，一脉相承，不仅是对我们党一贯秉持的思想路线的继承，而且更是对这一思想路线的进一步弘扬，使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更加完整统一。

毛泽东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奠基者，他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在于，率先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路线，并进行了科学的阐释。从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第一次谈到思想路线问题，在革命发展中间经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论著对教条主义的分析和批评，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到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的概念。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完整准确地表达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标志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对实事求是作了崭新的解释，这一解释也就是后来我们一直所沿用的、最为经典的对“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一解释为实事求是赋予了科学的含义和理论形态，使它成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简明概括。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得以完全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确立以后，党在思想上统一了认识，实践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理论上形成了二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使它具有了完整的内容和科学的理论形态。他首先提出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邓小平反复强调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其次，他大力支持并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成为全党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成为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起点。1978年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强调了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性，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接受了这一讲话的基本精神，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条路线从世界观的高度，把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统一了起来，这是邓小平同志巨大的理论贡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是我们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担当起坚持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的重任，并不断作出重要贡献。江泽民同志紧紧抓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并加入创新发展的新含义，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又一次补充完善和进一步发展。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第一次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并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看成是我们党不断前进的根本原因。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基本原理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又不拘泥于个别的结论，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许多问题上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伟大创造。

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如何全面认识和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成为全党最迫切、最现实的任务。胡锦涛同志用“求真务实”四个大字，高度概括了实现这一任务的思想路线和方法。他从世界观的高度确立了求真务实的理论地位，从共产党人政治品格、理想目标、价值选择上确立了求真务实的历史地位。他指出，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关键是要引导全党同志不断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之实。这是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认识上达到的新境界和新发展，是对共产党人在新形势下工作的新要求。

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思想路线的探索和表述上虽然各有侧重，但都有其共同点，这就是带领全党矢志不移地探索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同时，这些探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针对性，表明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二）从“独立自主”到“创新型国家”

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把独立自主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立足点，不仅找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改造道路，而且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回顾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中贯彻执行独立自主思想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的必然性，根植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这就使得中国革命的发展必然要走一条世界上任何国家从未走过的、布满荆棘的、异乎寻常的独特道路。中共几代领导集体从毛泽东开创独立自主并把它成功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邓小平很好地将其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起来，使得中国成功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进入21世纪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紧扣时代脉搏，大力弘扬和进一步完善我们党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线，带领中国人民开辟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发展之路。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独立自主地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当时我们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对于共产国际的决议及国际代表的意见，往往不顾实际情况加以执行，给我们党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影响。毛泽东针对上述教条主义倾向，从中国革命遭受挫折的痛苦教训中，提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1930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从认识论的高度批判了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提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论断。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独立自主思想的最初明确表述，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从此，我们党开始摆脱共产国际的限制和束缚，按照中国革命的实际，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时代开始了。抗日战争时期，党吸取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解放战争时期，独立自主成了我党的基本方针。针对蒋介石的“划江而治”论，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思想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胜利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使命。在中国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以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为鉴戒，“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向外国学习，“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人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人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经过全国人民的辛勤努力，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迈出了正确的步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拨乱反正，独立自主的思想也进一步显现光辉。邓小平坚持独立自主，最重要的是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了更好地坚持独立自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强调必须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外国经验。邓小平坚持独立自主，最大的特色是在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他在党的十二大上反复指出：“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对外开放是我国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而采取的一项向世界各国人民敞开胸怀，吸收人类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加速独立自主发展的政策，是我们采取的主动与世界各国接触和联系、互利互惠共同独立发展的方针。因此，邓小平指出：“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这就告诉我们，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要把基点放在自己的力量上，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问题上，要独立自主地走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不照搬书本，不照搬外国模式，不把外国经验绝对化。实践已经证明，在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我们取得了成功。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改革开放取得新的突破，精神文明迈出新的步伐，国防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对独立自主的认识更加深刻，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又有新的发展。江泽民同志指出：“多样性是世界存在的本质特征。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追求只能通过不同的文明来表达，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理想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来实现。……各国的发展必然要遵循各自的历史轨迹。”因而，各国人民都有权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所以，江泽民同志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一件具有根本意义而又很不容易的事情。社会主义在中国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就在于这种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只有在这种结合过程中才能形成、丰富和发展。”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突破了过去的思想樊篱，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现阶段实际的方针和政策，初步走出了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进入新世纪，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时代发展变化的要求转变思想观念，确立科学而鲜明的执政理念，不断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推进了执政党理论的创新。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自主创新被列入“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2006年，胡锦涛在全国科技大会上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随后出台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则对未来15年我国科技发展作了全面规划，其中，“自主创新”是贯穿《规划纲要》的一条主线。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自主创新再次被放在突出位置，并被视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自主创新，是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体现，是立足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法宝。

（三）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火车头，是历史发展的推动者，充分相信、依靠人民群众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党的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中而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根本工作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它是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不断推进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历经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的不断坚持与创新，日臻成熟、完善。为人民谋利益，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优势所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凭此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逐渐融入世界大潮，我们还要凭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于1930—1934年间在《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作中，对党的群众路线思想进行了初步阐述。随着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党的群众路线思想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并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告诫全党：“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延安整风运动开展后，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对群众路线作了系统阐述，从领导、工作方法的角度界定了群众路线。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一著名论述在1945年，经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群众路线的内容作了全面说明，并最终由‘七大’通过明确载入党章，并将群众路线确定为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党成为国家的领导者的新情况、新要求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毛泽东同志一方面致力于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同时在实践中继续深化对群众路线的认识。”1957年，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认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 “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对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重新强调了在新的历史时期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并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又作了简明而准确的概括，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时高度评价了群众路线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把它看成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从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和社会主义性质的高度指出了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重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应该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明确提出人民利益标准。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标准，使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得到更充分的体现。邓小平指出：“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改变的。”他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体现了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

世纪之交，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站在面向21世纪的高度对坚持党的宗旨、坚持群众路线提出更高的要求。党的十五大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召开的一次历史性会议。江泽民的报告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迈向新世纪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对坚持党的宗旨、坚持群众路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江泽民号召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党的领导，党的一切工作，都要依靠人民，相信人民，汲取人民的智慧，尊重人民的创造，接受人民的监督。”他强调：“我们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不管形势和任务发生怎样的变化，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永远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不能变，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永远不能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永远不能变。各级干部一定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想问题办事情要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老老实实向人民学习，真心诚意为人民服务，时刻警惕不要犯脱离群众的错误。”不仅如此，江泽民还把坚持群众路线作为考核新时期领导干部的素质要求。总之，“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坚持党的宗旨，保持党与人民的密切联系，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倡导的群众路线，这是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改善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基础，也必将是保证我们党经受住新的考验，保证党的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基础”。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承继了党的一贯的群众路线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胡锦涛同志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他强调：“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这体现了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有机统一。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来看，尊重社会发展规律是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基础和前提，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社会发展规律谈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概括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还提出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被刘少奇同志称为“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的群众路线推进了一步，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成为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伟大纲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倡导“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三为民”新理念，在实践中倾注全力把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落到实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仅在理论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把坚持群众观点看成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概括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执政新理念，而且特别注重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塑造了亲民的新形象。“历史无数次地证明，亲民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国泰民安。历史同样也将证明，一个亲民的中央领导集体，一个亲民的党，一定能够继续得到亿万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一定能够领导13亿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一定能把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推向新的境界。”

从中国共产党发展的90年历程可以看出，中共几代领导集体尽管所处的历史阶段、社会环境各不相同，但在解决中国基本问题的过程中都始终坚持以相同的方法论为指导，并依此进行战略创新和体制创新，进而使中国共产党在波澜起伏、纷繁复杂的世界风云中，站稳了脚跟，顶住了风浪，带领全党乘风破浪，驶向胜利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