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空间维权：指向抗争与正义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

亨利·列斐伏尔、曼纽尔·卡斯特尔、大卫·哈维是学界公认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这种赞誉不仅在于著作等身，还在于他们追寻真理的勇气与激情。当追溯他们在这一领域思想之流变时，一个细节不容忽视，他们的身心曾在某一时刻汇聚过——在巴黎。列斐伏尔从五月巴黎街垒中走出，硝烟已逝，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西方开始进入低谷，但他依旧以超越党派之外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跨越空间概念的哲学樊篱，以《空间生产》反思城市革命的多元面向；出生于西班牙贵族家庭的卡斯特尔因投身于反抗佛朗哥政权的社会运动而流亡巴黎，1968年，再度卷入五月运动，被放逐后转赴加拿大，20世纪70年代又返回巴黎，其学术历程始于《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方法》一书，致力于以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结构与进程；哈维的成名之作是被称为地理学实证主义圣经的《地理学中的解释》，然而，1973年，他公开发表《社会正义和城市》，逆转其早期的实证主义倾向一跃成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杰出代表，曾对哈维著作进行系统翻译的胡大平认为，这一学术上的“惊人一跳”在于现实城市动荡的波及。“1968年中断了他对严格地理学的沉浸。因为，哈维自己解释道，创作《地理学中的解释》时，‘在我看来，在用理性的科学方法解决地理学问题和有效地运用计划的方法解决政治问题之间，实际上不存在冲突。我如此专注于撰写这部著作，以至于忽视了周围世界是如何坍塌的。1968年5月我将著作提交给出版商时，政治温度的剧烈变化使我感到了深切的不安。’这种不安很大程度上在于哈维所说的没有理论，就不能指望对现实城市的动荡作出有控制的、始终如一的和合理的解释。”巴黎的五月风暴成为开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伟大箴言，弗兰那根在论及70年代之后城市社会学发展时曾说：“1968年巴黎的学生和工人运动的爆发引发了一场对城市失序状态的调查研究”。但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社会的变迁导致原有城市社会理论的失声，弗兰纳根认为：“一个关于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新的范式正当其时地回应了这种呼声，它将冲突、不平衡的理论预设放到了社会秩序的核心。这一新的理论流派聚焦于资本主义的角色、国际经济秩序、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与积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国家在经济利益偏好下维护稳定社会秩序中的角色。在他们揭示日益集中的资本积累与阶级冲突的竞争场域并给予空间解释时，他们笔下的城市将成为由利润系统生产出来的财富与权力不平等的象征……这一流派的支持者共同分享的是结合公共政策和私人利益的批判视角，他们或多或少地、始终如一地追问这样一个问题：被剥夺者如何获得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权益？这个学派已经被冠以城市政治经济学而闻名于世。”

一 空间生产与阶级斗争：列斐伏尔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替代方案

这一学派的帷幕已由列斐伏尔在20世纪60年代末徐徐拉开，70年代是列斐伏尔城市研究的巅峰时期，无论承认与否，后来者的理论往往同他思想的对话中得以出场。对于列斐伏尔的思想肖像进行素描，需要由“从后思索”开始，也就是说，需要由他1974年出版的关于城市社会学的最后一本著作《空间的生产》开始，因为这是其城市研究中真正的“一”：将“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的空间统一在一起的独特空间观念真正地、辩证而又系统地阐释出来。

列斐伏尔以“空间生产概念三元组”弥合了理念空间与真实空间的断裂，从而“使得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不重叠、不曲解、不分离和不突变”，列斐伏尔认为，应当通过对“空间实践、空间再现和再现空间”这三位一体概念的辩证推演来理解空间生产的内涵。由于他在书中对此解释有两套说法，并且语言晦涩难明，这一概念组合几乎成为列斐伏尔式的哥德巴赫猜想，他认为：“列斐伏尔笔下的空间实践指的是隐匿了社会之空间的实践，可以借由译解空间而揭露，包括生产与再生产、概念与执行、构想与生活；空间再现指涉概念化的空间，由各种专家和技术官僚建构的空间，意识形态、权利和知识隐伏于此，它是任何社会的主导空间；再现空间指的是直接生活出来的空间，是居民和使用者的象征与影像的世界，是被感觉而非思考的空间，它是琢磨不定的，以致思想和概念想要支配、挪用和宰制它。”在此概念下，生产出来的物质空间背后隐喻的是社会关系的抽象空间，空间中弥漫着社会关系，空间成为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特殊商品和社会产物，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资料、消费对象、政治工具”。

列斐伏尔的这一思想首先体现在《空间与政治》一书中，他认为，空间的政治性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也就是剥削和统治的关系，是通过整个的空间并在整个的空间中，通过工具性的空间并在工具性的空间中得到维持的。”他对此作进一步解释：“今天，统治阶级把空间当成了一种工具来使用，用做实现多个目标的工具：分散工人阶级，把他们重新分配到指定的地点，组织各种各样的流动，让这些流动服从制度规章，让空间服从权力，控制空间，并且通过技术官僚，管理整个社会，使其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就引发了他对《资本主义残存》奥义的解蔽，他认为：“资本主义已发现自己有能力淡化其一个世纪以来的内部的各种矛盾。自资本论完成以来的一百年中，资本主义成功地取得了‘发展’。我们无法计算其代价，但我们的确知道资本主义获得增长的方式：占有空间，并生产空间。”

资本主义以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张缓解了自身的危机，但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的深层矛盾，仅仅是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矛盾置换为在空间生产中资本对空间的利益欲望与社会对空间的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列斐伏尔说：“在新资本主义的空间里，以生产之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为取向，空间的生产发动了均质化的逻辑与重复策略。”将资本主义中心与边缘、统治与剥削的生产关系竭力复制到它能接触的空间，使都市成为同质性的半殖民地，忽视了底层对差异性日常生活空间的诉求，“这些沸腾的力量始终冲击着国家和空间之压迫的阀门，因为差异绝不会被弃绝，尽管会遭受挫折，但它们存在着，并不断发动更猛烈的斗争以证明自己，在斗争中改变自己”。说到底，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指向的是一种政治诉求。为此，列斐伏尔提出多元面向的《城市革命》，就概念而言，城市革命“指的是影响当代社会的一种转型，从增长和工业化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转向为城市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桑德斯对此概念做了进一步说明，“列斐伏尔的城市革命中的城市不能等同于实体的城市概念，他指的是城市革命创造了城市社会”。这种创造的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关系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后果：“在城市社会里，娱乐产业和建筑工业联合在一起将商业中心和城市化沿着海岸线以及在山区里不断延伸。”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社会主义的空间替代，其预设的基本前提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有接近一个空间的权利，以及拥有作为社会生活与所谓的文化活动等之重心的都市生活权利。”这需要“将先前由自上而下生产出来的社会空间，重新建构为自下而上的空间，也就是普遍性的自我管理”。“对空间的集体占有和集体管理，很明显需要一个先决条件：消灭土地所有制……也就是全体人民，打破所有制关系，来占据和占有社会空间，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意见吗？它在今天是不可能的，但在明天就会变得可能！”

二 集体消费与新都市社会运动：卡斯特尔的结构马克思主义

当列斐伏尔再燃城市阶级斗争时，卡斯特尔从结构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质疑这一社会主义空间替代方案，他在《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一书中说，“对于列斐伏尔来说，城市现实的批判是最重要的任务，具有无可匹敌的中心性”，“城市只是具有解放力与创造力的自发性的生产时空……它主要被中心的辩证法或者被相反面（隔离、分散、边缘）的辩证法所限定”。也就是说，他认为，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研究依旧是立足意识形态和形而上学的分析，由于其主观赋予人类行动在创造城市形态的完全自发性，列斐伏尔的阶级斗争只能是一种欠缺实现策略的乌托邦方案。

与列斐伏尔将城市的空间提纯为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理论逻辑不同，卡斯特尔认为，城市空间是“工厂为了生产的持续而再生产劳动力的单位”。劳动力的再生产依靠的是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其中交通、医疗、住房、闲暇设施等不能被分割的产品与服务的集体产品需要国家政府供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追求的是利润回报，对于利润回报率较低的集体消费私人资本无意投资，这样就造成劳动力再生产必需商品的供应短缺，因此，政府就有必要对集体消费品的生产与管理进行干预，同时，社会大众为了争取有关个体发展的集体消费的空间权益，不断开展城市斗争。卡斯特尔在其论文合集《城市、阶级与权力》中赋予了城市斗争新的内涵，他认为，第一，城市斗争并不需要直接或者必然与工人阶级的工会和政党相联系，但是，大量专门组织可以开启跨阶级联合的可能性；第二，建立在集体消费基础上的社会分配正不断提升传统阶级斗争的独立程度；第三，作为以上两者的结果，社会大众具有了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自动角色。这部作品预示着卡斯特尔后来在《城市与草根》中的研究主题，城市社会运动不再仅仅被看作是在劳动者与资本家间的阶级冲突，它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正与以阶级为基础的传统斗争肩并肩地互相支持。卡斯特尔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取向也正表现在这里，他将城市空间视为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为一体的社会系统，集体消费的城市经济机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系统和具有象征性意涵的意识形态，因此，卡斯特尔提出“空间与城市以及历史，并不是统治阶级、性别和机器的意志与利益的产物，而是它们和被统治阶级、性别和国民对抗过程的结果，在这个对抗中它们遭遇到新兴社会行动者的替代计划。”

卡斯特尔的学术目标在于解析造成城市空间结构转化与城市意义重新定义的跨文化、跨阶级的运作机制。卡斯特尔通过对巴黎住房政策与民众运动的分析认为，“居民力争将城市空间定位为以使用价值为核心而组织起来的空间，以对抗将城市生活及服务作为商品或交换价值的逻辑。虽然城市及同一城市中的不同阶级的取向不一样，它可能是作为公共服务为人们提供像样的住宅，可能是历史建筑的保存或对开放空间的需求，但是一旦发生动员，它追求的就是集体消费的改善，而不是把城市作为盈利工具，按照收入的级别来分配空间需求性和城市服务，我们称这类动员为集体消费联合主义”。除了这一在城市中最为普遍的城市社会运动外，他还以旧金山同性恋群体争取文化认同的社区空间为例，定义了寻求维护和创造来自种族或历史的地方自主文化的都市社会运动，卡斯特尔发现的第三种都市社会运动是“寻求增强地方政府的力量、邻里分散化和都市自我管理，以对抗集权国家和一个从属的、划一的领土管理，争取自由城市而斗争的市民运动”。在此，卡斯特尔超越了列斐伏尔城市革命的局限性：包含多样性的都市运动并非不满情绪的随意表现，它们的结构及目标背负着所有伟大的历史冲突的烙痕和计划。卡斯特尔在《城市与草根》一书文末再次重申：“我们的希望和赌注是：尽管目前处在历史冲突的风暴之中，然而人类正处在主宰自己未来，设计自己美好城市的边缘，至少市民将建造城市。”

三 空间构型与资本积累：哈维的辩证乌托邦

相比卡斯特尔对列斐伏尔的思想狙击，哈维则沿着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分析路径以地理学的想象为依托，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守护与革新，批判地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空间构型中所包含的剥削和压迫，为建立一个基于底层社会正义原则的辩证乌托邦理想而坚守“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的“解放旨趣”。

在其转型之作《社会正义和城市》一书中这种倾向突出地表现出来。他在审视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在空间和城市生活的公共政策制定中如何贯彻社会正义原则？当某一城市空间进入生产和分配的资本环程时，利益各异的团体就会出现不同的利益诉求“话语”，每一种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则，但往往是某些强势利益集团以所谓“公共的善”牺牲某些弱势团体的利益诉求，他们认为，为了公共利益最大化，只要给那些将要被迫迁居的人提供适当的补偿就可以弥补这一损失。哈维认为这种城市空间利用的所谓社会正义是建立在以效率和经济增长为目标的资本主义市场逻辑之上的：“如果说稀缺资源的存在是市场系统功能所必需的，那么它随之而来的剥削、侵吞和占有也随市场系统的运行而同时发生，在一个空间系统中，它也暗喻，在一些区域生活者之间，一些人正在占有，一些人正在被剥削，这个现象在一个城市系统中很清楚的展示，正如批判这一现象的一个学者所言，都市是建立在剩余产品的占有的基础之上。”哈维认为，从正义的多元面向看，弱势团体的立场具有不可抹杀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不仅需要国家提出具有包容性的社会正义原则，还需要他们自身对社会空间的主动建构。虽然哈维在此书中已经把作为城市的空间构型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作为焦点问题，但只是使用了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批判观点，而到1982年《资本的界限》出版后，大卫·哈维则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了一个具有重大创见性的城市空间分析框架：将城市重构与资本积累的过程以及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他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揭示了资本运动的规律，在不断加强的竞争条件下，资本的动态积累以矛盾的方式塑造了当代空间。因此，他提出了资本的三次环程理论：一次环程是资本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追逐；二次环程是资本运用于固定资本（基础设施等物质建成环境）和消费资本领域，是对生产硬性条件的改善；而第三次循环则是指资本在诸如教育、医疗等社会性消费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流动，是对生产软环境的投资。哈维认为是资本主义危机促使资本产生了如此的循环，然而证明危机存在的缘由却正是资本产生了这样的循环，哈维认为：“我们在这里所关注资本的三个环程理论应当将不平等发展融入危机理论中一起去谈。”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空间构型是通过资本积累、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生产的，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决定着资本生产有着自己的界限。所以，应当探求一种平等有力的、动态的和有说服力的方式，从而能够从被压迫者的立场来定义社会正义。这种尝试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在工作和生活的条件转变下，承担着一个新的政治认同，工人阶级运动能够相似地憧憬获得他们的解放动力。但是，这将是一个需要大量小心工作的长期的、艰难的进程”。这主要是因为，大卫·哈维认为：“工人运动比较擅长指挥场所和领土而不是控制空间性，其结果就是资产阶级运用它的空间花招的优势力量打败了以地方为限的社会主义革命。”但这些尝试并不是没有结果的，因为这种种抗争属于辩证乌托邦的一部分。

哈维构建辩证乌托邦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解释世界”的纯理论需要，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的社会实践，去“超越或推翻那个由不受控制的资本积累、阶级特权和政治经济权力的总体不平等所强加的‘社会—生态’形式”，哈维主张，在面对现实的种种不如意、黑暗甚至罪恶时，不能自甘堕落随波逐流，而是应该采取主动积极乐观的态度，抱有理想和希望，从而为改变现状而努力。因为“我们正好处在这样一个时刻。无论如何，乌托邦梦想不会完全消失。它们会作为我们欲望的隐蔽能指而无处不在。从我们思想的幽深处提取它们，并把它们变成政治变革力量”。

四 洛杉矶学派的集结号：后现代大都市的批判

迈克尔·迪尔在《后现代都市条件》一书中指出：“后现代思想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家们重新思考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构建日常生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空间意义重大已成普遍共识。”并且，他认为洛杉矶这座世界上后大都市的典型之城“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实践者的注意，极为强大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项目正结合在这一特定地点”。一个可以复兴城市理论的洛杉矶学派正在形成。

洛杉矶在迈克尔·迪尔看来如一个“布满马赛克的剪贴簿”，遮掩的各种边缘空间中充满遗弃或者监控，同时，它又是私有者的乌托邦，对私有者的保护在这座都市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城市文化的表现繁杂多变，破碎的象征符号的河流中没有一个主流话语可以占有压倒性的胜利，这是一个消费和娱乐的都市，是一个典型主体公园化的空间，这里的城市景观是无尽的仿真之地，在这座城市里到处是富人的堡垒和穷人的禁地。与迈克尔·迪尔对后现代大都市的批判相似，迈克·戴维斯也指出，洛杉矶的中产阶级对安全的迷恋正使洛杉矶变成一个“水晶之城”，这种转变在城市的空间布局上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城市的空间被人为地分割，分别贴上富有、贫穷、安全、恐怖等标签，富有的地区不仅有实物的封闭式管理、高科技警力保卫设施甚或卫星来加固防御，还有社会身份、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来不断地进行自我提纯，将所谓危险人群隔离在外。而在边缘的地区，底层的人们也不得安逸，警察将以环景敞式监狱的观察方式来监控在这里的生活的人群，洛杉矶这一大都市的空间分异正如奥斯曼式的空间改造，穷困的人们在空间上被隔离在边缘与破旧的空间里，洛杉矶以安全为名将这些贫困的人们放逐在富有的紫禁城之外。迈克·戴维斯预言：“这个没有边界的城市吞噬了沙漠、砍倒了约书亚树、放翻了五朔节花柱，还梦想成为无极的城市”，最终只能成为“堆放梦想碎片的垃圾场”。如果在城市空间实践的过程中没有其他变化的话，这就是后大都市的未来，与此相似又有所不同，爱德华·苏贾提出了另一想象的空间。

爱德华·苏贾以宏大的地理历史性话语，结合洛杉矶实例批判了后现代城市与区域的状况，他在描述后现代时指出，像每个社会过程一样，后大都市转变在时空上是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但后现代主义并没有完全脱离现代性发展的惯性，后现代性只不过使用华丽的外衣来掩饰资本对空间作用的冲动。后大都市里的状况一样，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空间扩张下的空间再现，爱德华·苏贾的空间理论与列斐伏尔一脉相承，尤在他看来，实际的空间是情感的、热的，充满了感官上的亲昵，构想的空间是理智的、抽象的、冷的，它疏远人。对他来说，游牧式的马克思主义二元空间提供了通往彻底开放的空间的道路，他认为自己提出的“第三空间”这个术语自身既不神圣也没有神圣化，这种批判方法是要继续前进，空间也即“三元组合概念”：“空间的实践是指生产社会空间性之舞台形式的过程，它既表现为人类活动行为和经验的中介；也是它们的结果，这种具体化，社会产生的经验的空间被描绘为感知空间。它可直接可感，并在一定范围内可准确测量与描绘；空间的在现是指概念化的空间，这是科学家，规划者、城市学家、专家与政要的空间；再现的空间是包含了复杂的符号体系，它们与社会生活的私密或底层的一面相连，是被统治的，是被动体验的，或屈从的空间，是想象的。”以这样的空间认识论，爱德华·苏贾巡视了洛杉矶的空间生产，批判了洛杉矶贫富两极化和社会马赛克现象，认为“新的都市化过程已经进入伴随着对建成和自然环境的破坏性结果的经济和超经济性不平等的扩大化影像中”，但他给出了明确的变革方向，弱势群体的建议在城市空间生产社会规划上获得关注，只有通过自身的空间实践。“这些建议来自被剥夺公民权利群体和工作阶层穷人为更大社会和空间正义所做的更普遍的发动——从现在普遍的最低生活工资运动到更具空间意义的环境正义和对于运输、健康、教育和福利中公共服务的居民权利所进行的斗争”。

五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派的价值取向与理论缺憾

20世纪70年代至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派在理论创新方面屡有突破，成为当下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流。但是，这一引领城市社会学发展潮流的学派并不是一个如芝加哥学派般具有人际关联的学术团队，学界将一些学者归为这一个学派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理论血统和研究范式的同一性，都以马克思的思想为理论底蕴，以空间研究为核心，透视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生产过程及其生产关系。笔者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价值取向，这一范式的背后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及其宏大指向，在道义与伦理间发现理论之魅力，剥离空间权益之上的笼统与暧昧，寻找个人空间权益得以公平实现的正义之路。但也有其理论上的缺憾，过于宏大的理论，鲜少在具体情境中对空间权益进行解析，或者只是关注城市空间问题的某一个环节，没有明确指出通向正义的具体路径。这就要求通过对城市社会学空间理论的回顾与反思，我们需要提出空间正义的进路，这也是为中国空间正义的实现指出可行的嵌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