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本书缘起

2007年夏，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申请了一项《南风窗》大学生社会调研项目，在对C市马路劳工生存状态的调查过程中，我们深入了几处位于C市城乡结合部的村落。它们大都房屋紧凑、道路逼仄、厕所等公共施舍相当陈旧，受访者租赁的屋内往往家徒四壁，外来务工人员大多属于非正规就业，从房东的屋内也可以看出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数本地村民的生活并不宽裕，但看着路上来去匆匆的行人、路边熙熙攘攘的菜市场，依旧感到这里人气十足，当时我就本能觉得，这样一个既不同于城市社区，也不再属于传统村落，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共同体应当可以成为透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可行的切入点。

如果从国家视角出发，作为新的城市增长点的城乡结合部，它主要是为了缓解住房拥挤、人口密度过大、交通堵塞、地价过高等诸多城市病；同时，消除城乡结合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如违法犯罪严重、土地补偿机制不合理、管理体制无序、管理效率低下、盲目开发建设、基础设施滞后等诸多社会问题。但实际上，城乡结合部的生成还有其他几个面向。对于外来农民工，城乡结合部在城市中还承担着缓冲与跳板功能，初入城市的农民工一般选择城乡结合部作为生活的驿站，在这里慢慢融入城市，在这一超越他们往常生活行动半径的空间里，他们维护着自身的存在，生存在这一具有极强社会属性的空间，在城市中争取着属于自身的空间权益。城乡结合部也为他们赋予了丰富的行动内容，为其摆脱经济上的贫穷、文化上的失语，突破按照城乡二元制度设计的中国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个体的空间平等与正义创造了条件。对于本地村民，城乡结合部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这一空间处处弥散着他们的集体记忆，空间的急剧变迁对他们影响巨大，物质的和社会的边界被双向突破，土地征收改变的不仅是他们的职业，还有生活方式。土地纠纷中的空间维权对于他们来说，既是利益的争取，也是家园的消逝，更有新乡土主义乌托邦的憧憬。对于社区管理者来说，城乡结合部虽然“撤乡并街、撤村并居”，但其社区平台并未完全搭好，社会管理与服务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尚显不足，这就需要重新界定社区管理主体的权力和责任范围，建立科学规范的运行机制，从而使城乡结合部的社区实现良性运行。

城乡结合部独特的社会样态既是这三大行动主体行动的前提，也是他们行动的结果，它的形成与发展表现的是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空间扩张的动态过程，是当下社会经济结构总体性变迁的导引。那么，作为城市与乡村间的“第三种社区”，它的社会样态具有怎样的特点？外来人员、本地村民和社区管理者又是怎样实现自身的空间维存与空间维权？在这多元主体行动的过程中，又是遵循怎样的实践逻辑？值得反思的是，以开发之名进行的城乡结合部空间改造，打破了乡村原初的社会样态，在资本的空间扩张下，高楼大厦与城市文化迅猛地覆盖了原初的乡土家园，以单向度的物质现代化瓦解了多样性空间生成的可能。这种缺乏社会规划的空间发展方案，最终导致城市化只是一种简单的空间扩张与空间复制，生存其中的底层只能是从边缘再到另一个边缘。本书最终追问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尽可能规避城乡结合部空间形成与重构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平等与不公正，从而确保生活其中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尤其是那些社会弱势群体能够实现自身的空间权益，能够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