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前，父亲家里还比较富裕，爹爹攒了钱就不停地买地，甚至二十里外的龙窝，都有我们家买的地，到解放时，我们家的地达到七十多亩，但爹爹一直没有顾长工，两个大爷都长到二十岁左右，解放前读了几年私塾后，就没有再读书，帮着爹爹耕种田地。在父亲八九岁时，爹爹和同村的兄弟们共同聘请了私塾先生教父亲和两个大爷及同族的几个叔伯读书。父亲那时最小，而父亲是记忆力是最好的学生，私塾先生要求背诵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父亲都是第一个背完，隔壁的灵叔最笨，经常被私塾先生用戒尺打手背，手背都被打肿。有一天又轮到灵叔背诵«孟子»中的一个章节，灵叔当天没有背出，怕挨戒尺打，就跑到灵河湾的芦苇荡里躲藏起来，私塾先生何亚明是个老学究，就安排几个叔伯到芦苇荡里找，找了几个小时才把灵叔找到，用绳索捆绑到学堂，何亚明照样用戒尺打，并多打了一倍，当天，三爹爹又让灵叔罚跪，说私塾先生管的对，就该打。
父亲的算板（珠算）在私塾先生何亚明的教授下，打的最好。
父亲小时候记性最好，可以说过目不忘，过耳不忘，父亲听过的大鼓书，戏剧，看过的小说，几年后都能讲述给人听，村里嫁出去的姑姑们，好多都是听着父亲讲的故事一同长大的。
解放后，由于母亲家穷，吃不上饭，外公就把母亲送到我们家，嫁给父亲做妻子，那时父亲才十六岁，母亲十七岁，母亲的个子高出父亲一头。父亲还在长个子的阶段，由于两个都小，偶尔争吵时，母亲常会骑在父亲身上打闹。家里的地解放后全部归公，重新分了自留地，父亲成完家，爹爹把两个大爷和父亲就分家了，单独生活。分的地由父亲和母亲自己种。基本上没什么收入。
父亲的姨兄陈春明，家住在山桑县界沟村，在龙兴集西边，界沟村离龙兴集约二十里路，快解放时，新式学堂就已开始，父亲也上了新式学堂的小学，小学是六年制，父亲上到小学五年级那年，初中升学考试，父亲想试试参加考试，就借了陈春明六年级学习的笔记，看了一个月，用陈春明的学籍就到山桑县参加升初中的考试，为了看榜，父亲提前一个礼拜，身上背着一布袋蒸好的杂粮馒头，步走到离家七十多里的山桑县，每天在一个卖胡辣汤的小吃铺，每顿买五分钱的辣汤，啃着自带的杂粮馒头，一直等到放榜日，结果出来，父亲榜上有名。
父亲顺利地上了初中，但名字是陈春明，父亲在初一时，是班里前三名的学生，后来我考高中时，报考灵山县一中，没考上，因志愿填的是不服从分配，档案就搁置了，父亲找的就是灵山县教委主任，是父亲在山桑县初一的同班同学郭啸天，当时郭啸天成绩只能排到十几名，没有父亲成绩好。那时，父亲与母亲已结婚，家里的地秋收和春种都得要请假回家，经常缺课，但成绩一直比较稳定。
由于父亲缺课较多，班主任找父亲多次谈话，父亲回家后，就找两个大爷商量，地给两个大爷种，每月两个大爷给父亲二块钱做生活费，两个大爷不同意，父亲没办法只好辍学，不再读书了。就这样父亲回家种地，一直怪两个大爷不支持他读书，后来父亲没能读完初中就辍学了，对于辍学父亲一直抱憾终生，这也是后来父亲一直支持我们读书的根源。
但父亲的读书梦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直到现在父亲见到书就看，尤其是小说，母亲常说父亲，“还看，还想考大学呀”。
六几年，灵山县在全县举行珠算比赛，父亲代表龙兴公社参加比赛，考了个第一名，第二年县供销社招会计人员，由于父亲珠算好，在村里当过会计，就被破格推荐录取，父亲在县供销社当会计期间，有一次在仓库，不小心把一块玻璃碰碎了，父亲害怕被处分罚钱，吓的回到灵河湾，再也不敢去县供销社工作了。命运从此就被固定在灵河湾，再也没能走出去。
从供销社回来后，正赶上龙兴公社在公社东首的圣水河上建座水电站，用于灌溉公社东部的农田和方便农民加工面粉和大米。公社从东部几个村各抽调了一人，我父亲被抽到水电站，从那时起，我父亲一直在水电站工作七八年，直到公社在我们村的灵河湾建起了一座小型水电站，我父亲才回到村里的水电站负责水电站事务，并个人购买了磨面机和碾米机，方便周边群众机面和机米。从那时起家里的生活稍微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