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古代各体文学皆有咏物之传统，在赋、诗、词三大韵文文体中，咏物之作皆蔚然可观，莫不名家辈出，名作如林。历代文人何以如此热衷于咏物？这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观物传统有密切关系，也与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感物传统密不可分。

《易》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雨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2]《文心雕龙·物色》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3]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论述，或述及外在之物与人类社会之间的某种关联，或论及外物与人心、感物与状物乃至咏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换个说法，在我国古代文人看来，外在之物与人（类）、社会、时代乃至人心（创作主体思想情感）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通过观物可以观照、感知人类社会或时代风会；由观物、感物进而状物、咏物，其间无疑蕴涵着精神性、思想性、情感性的丰富内涵。物之于人，以及以物为吟咏、表现主体的咏物文学，与创作主体之间无疑也存在着相当密切的联系。这一点我们可以大量文学史实清晰审视。

如果我们进行横向考察，就不难发现，同一时代不同作家对于外在之物的兴趣往往存在不同的审美取向。比如陶渊明之于菊，就迥异于同时代其他诗人；在咏物诗趋于成熟的盛唐时期，李白与杜甫的咏物兴趣也相去甚远。这主要是由创作主体之性分、情感、思想、观念乃至经历、遭遇方面的特殊性所致。而反过来，我们或可借此窥视不同创作主体之性分、情感、思想、观念乃至经历、遭遇之特殊性。换一种角度，如果进行纵向审视，我们也不难发现，不同时代创作主体之咏物兴趣，同样存在极为明显的差异，比如唐人之于牡丹、梅花与宋人之于牡丹、梅花，其表现兴趣便迥然有别。这种区别源于时代氛围之差异，同时也体现时代精神之不同。

对于唐宋时期的咏梅文学，南京师范大学程杰教授已著《宋代咏梅文学研究》、《中国梅花审美文化研究》等专著作专题讨论；对于唐宋时期的牡丹文学，虽偶见概述、鉴赏类文字，乃至有《中国牡丹全书》之编纂、汇辑部分唐宋牡丹诗词赋作，然系统整理与精辟论述唐宋牡丹之文学和文化者，则尚不多见。透过程杰教授的研究，我们约略可以看清唐宋两朝（尤其是宋代）赏梅之风习与咏梅文学之间相为表里的关系，从中可以体味宋人之爱梅、赏梅、寄意于梅的特定文化心理。透过唐宋时期牡丹审美玩赏之风习以及数量颇繁的题咏牡丹之作，我们同样可以窥见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的心灵脉动，乃至宫廷、市井民俗文化心理。

与唐宋文人士大夫之赏梅与咏梅相比，唐宋两朝牡丹玩赏之风与牡丹文学表现出巨大的特殊性。这就是，时代的变迁直接影响牡丹玩赏风习，进而深刻影响牡丹文学之主题，这与此期赏梅与咏梅所呈现比较平稳而渐次丰富但较少受历史、政治之变迁影响的基本态势相比，体现出相当大的差异[4]。此其一。唐宋牡丹文学主题之嬗变，受时代变迁之影响，层次非常丰富，且渐次深化，尤其是渐由一般性赞美、描绘对象物深化为借牡丹以表达身世之感、家国之恨等重大主题，与此期咏梅文学从一开始就着力于呈现梅花之傲雪凌霜、赞赏其清幽雅洁并与士大夫精神气节建立起内在联系相比，也存在较大差异。此其二。又由于牡丹玩赏之风习与宫廷、世俗之文化密切关联，其繁盛与衰歇皆系于时代之兴衰，因而透过牡丹文化与牡丹文学，恰可窥见唐宋六百年盛衰变迁之轨迹，这一点更非赏梅之风与咏梅文学所能具备。基于此，我们认为，唐宋时期题咏牡丹的文学作品，作为这一时期咏物文学所关注的兴趣点之一，与这一时期时代精神之变迁，体现出鲜明的互动关系；读这一时期的牡丹文学，可窥见这一时期民族、国家之兴衰与夫时代精神之变迁。职此之故，本书拟通过全面系统考察唐宋牡丹文化、牡丹文学，具体而微地呈现牡丹文学与时代精神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咏物文学与时代精神变迁之关系提供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个案。

我们将话题正式转移到唐宋牡丹文化与牡丹文学。

牡丹作为最受中国普通大众喜爱和赞美的一种花卉，作为中国十大名花之一，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早在两汉时代，牡丹便已作为药物进入人们的生活。魏晋南北朝时期，牡丹亦偶尔入画或被人提及。但是，相对于较早就受到人们关注、咏赞并被赋予特定象征意蕴和历史文化内涵的梅、兰、菊、荷、桂等著名花卉而言，牡丹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经历似乎略显岑寂。唐朝以前，除本草类著作略有提及之外，没有一篇文学作品对这种在今天几乎被尊为“国花”的牡丹进行题咏，甚至在人们日常花卉审美活动中，也极少闪现牡丹的“身影”。直到唐代，牡丹作为一种审美玩赏的对象，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以及其自身的品种优势，才获得诸多帝王后妃的喜爱，从众多花卉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受青睐的花卉品种；并且直到南宋才被赋予特定的象征意蕴和历史文化内涵，之后这一象征意蕴和历史文化内涵逐渐变得丰厚起来，牡丹审美文化才趋于成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我国古代牡丹审美玩赏活动的历史流程，特别是唐宋六百年牡丹审美玩赏风习之变迁，以及唐宋牡丹文学主题之深化，为我们鲜明呈现了其中因缘。

遍检先秦两汉乃至魏晋南北朝典籍，除本草类著作偶尔提及牡丹之外，几乎看不到一篇完整的咏赞牡丹的文学作品，这种岑寂的现象显示牡丹至少在唐代以前尚未大规模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但是到了唐代，对牡丹进行咏赞的篇章突然多起来，据粗略统计，唐诗咏牡丹的篇章超过一百四十篇，专咏牡丹的赋作两篇，牡丹词若干。除此之外，唐人笔记小说以及诗文词赋中咏及牡丹的作品数量也不少，很多经典的故事，如李白沉香亭醉赋《清平调》三首咏牡丹之事、文宗朝李正封咏牡丹名句“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等，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笔者根据上述资料考察发现：初盛唐时期牡丹玩赏活动尚未普及；中唐以后则都城长安及东都洛阳城内已遍种牡丹，从帝王后苑、贵戚显宦之家到普通士子之庭院乃至佛寺道观都有广泛种植，花开时节，上至帝王，下及文人士子、僧人，莫不以赏花游遨为乐事。专门以培育、种植牡丹为业的园艺之家也开始出现并见诸载籍；在南方，杭州亦已开始种植牡丹。可以说，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牡丹的地位已近乎今天我们所谓的“国花”。

牡丹的广泛种植，显然是适应着人们赏花之需要的；但反过来却又对人们赏花之习俗的发展和传布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人们对牡丹之咏赞以及牡丹玩赏活动的记载或题咏，便是理所当然之事。唐代牡丹诗赋以及牡丹审美文化俨然成为唐代文学文化的一道风景。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从晚唐到五代，整个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动荡，社会文化亦因之发生了重大的转型，但人们对于牡丹的喜爱不仅热情不减，且有与日俱增之势。北宋的政治中心汴京以及西京洛阳，一如唐朝时的长安和洛阳，到处是花的海洋。花开时节，两京一带俨然一派狂欢气氛，帝王后妃、达官显宦、文人士子、普通百姓乃至僧尼道士，皆以玩赏牡丹为乐事。北宋西京“万花”之会以及名相李迪“贡花”之举，相对于唐朝而言，皆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牡丹玩赏之风尚至北宋而达到高潮。与此同时，与牡丹相关的文人创作也层出不穷。据笔者统计，宋代咏牡丹的诗、词、赋总数达一千一百余篇，其他诗、词、曲、赋、散文、笔记小说等涉及牡丹者更是不计其数，专门的牡丹谱录类著作亦多达二十一种。宋代牡丹审美活动与牡丹文学文化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比较而言，宋室南渡对于牡丹审美玩赏活动以及牡丹所附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深刻象征意蕴具有更加丰富而深远的意义。由于牡丹的主要生长地——中原地区在此阶段已沦入异族政权的控制之下，牡丹玩赏之风曾一度趋于沉寂；随着南北对峙格局的逐步确立以及南宋中兴局面的来临，南宋君臣又过起了歌舞宴安的享乐生活，以临安为中心的江南一带，牡丹的栽培与观赏之风再次兴盛起来。遗憾的是，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不仅没有收复中原，反而在异族政权的侵袭下，被一步步逼向亡国的深渊。国家亡了，牡丹玩赏之风也随之消歇。

“国家不幸诗家幸”，随着南宋政治中心南移，作为都城胜赏、中州名花的牡丹一夜之间被提升到象征沦都、中州的地位，带有最为鲜明的情感指向，这使得南宋的牡丹文学在思想内涵层面大大超越了唐五代北宋的牡丹文学，变得更加丰富而深刻。在唐五代北宋，对牡丹的单纯咏赞是牡丹文学中表现最多的主题。少数作家在歌咏牡丹时，将一些较深刻的人生的、社会的、历史的体验渗透到其中，如令狐楚、刘禹锡借歌咏牡丹表达贬谪意识，李商隐、罗隐借歌咏牡丹以咏史抒怀等，有一定的深刻性，但并不占主导地位。到了南宋，由于牡丹的主要生长地——中原地区沦入敌国之手，更主要的是，牡丹玩赏之风尚赖以存在的社会之稳定、国家之繁荣昌盛，已成为南柯一梦，因此，南宋人对于牡丹的歌咏，往往将政治之盛衰、家国之兴亡等重大历史命题熔铸其中。南宋牡丹文学在历史文化内涵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拓展，这是唐五代北宋牡丹文学所无法比拟的。

唐宋六百余年间，牡丹玩赏风习经历了从产生到极盛到中衰再到复兴而终于消歇这样一个完整的轮回，最后逐渐稳定下来，历元明清而至于今，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生活中一个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与这种玩赏风习相关的审美文化心理，也正是经过了这个完整的过程而得以确立。

本书的基本研究思路是，先从风俗史的角度对唐宋六百年牡丹审美玩赏之风习进行深入而系统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对此期牡丹赋、牡丹诗词等进行系统解读与阐述，借此分别呈现唐宋社会牡丹审美风尚之转移，以及唐宋文人士大夫牡丹审美文化心理之嬗变。通过风俗史与文学主题演进史之互参互证，从一个特定的具体的角度来共同呈现彼时时代精神之变迁。由于唐宋笔记小说中尚有大量牡丹资料尚未为研讨牡丹文化者所整理和充分利用，故以附录形式予以辑录。

路成文

2011年5月

[1]参（魏）王弼、（晋）韩康伯注：《汉魏古注十三经·周易》，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5页。

[2]（梁）钟嵘：《诗品序》，（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页。

[3]参（梁）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3页。

[4]并不是说咏梅文学不受时代变迁影响，而是说其不像牡丹文学那样表现出巨大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