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毫无疑问,尼采的思想是一种极具“革命性”的文化形态。

当我们追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起源时,大都会把尼采的思想作为其起始点,更有人明确声明尼采是后现代主义的“鼻祖”。但是通过我们的论述可以发现,尼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旨趣并不是仅仅放在其虚无主义的本性上,而是在此本性中建构起新的价值原则。如若我们把后现代主义的源头放在尼采处是合适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说后现代主义思想仅仅吸收了尼采的批判与否定思想,而忽视了尼采更为重要的建构性思想及其提出的新的价值观念。

当下,后现代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的势头好像有所衰微,但是其明确的解构思维和相对主义思想却已然渗透到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角落,对传统确定性、同一性的价值观念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如今的社会、文化好似随着尼采批判与否定的脚步进入了虚无主义的境地,甚或说,正沿着尼采所揭示的虚无主义路径纵深行进。旧的价值观念逐步凋零,显示出了其无价值性。这似乎已经达到了后现代主义所期望的局面。

然而,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与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却对后现代主义及其造成的后果进行了一系列的追问:“这些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批评家们花了那么大的气力来描述、抗争现代权力形式,可如果这种权力形式已不再控制我们的生活了,怎么办?这些理论家们如此倾注于同旧支配形式的残余做斗争,可假如他们因此而未能认识到现在正浮现于他们眼前的新支配形式,怎么办?假如原本作为批判对象的支配力量已经历了重大变化,以至于抽去了后现代主义挑战的潜能,又怎么办?简而言之,假如一种新的权力范式、一种后现代主义主权已取代了现代主权,通过向混杂的、零碎的主体性构成的等级结构(这可正是后现代主义所颂扬的结构)来实施统治,该怎么办?”〔美〕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142~143页。显然,哈特与奈格里的追问是后现代主义思想本身所无法回答的。当他们沿着尼采的批判、否定的思路去解构传统价值观念或现代性的支配形式时,或许原本就没有注意到消解现代性的价值观念之后该怎么办这样的问题,只是陷入了解构的狂欢而迷失了路途。

如果是这样,我们不得不返回到后现代的源头处——尼采的思想中仔细寻视一下,尼采到底是要做什么?当尼采把传统形而上学以其强大的理论、思想勇气和独特的思维能力与言说方式推入虚无主义深渊之后,或者说,当尼采揭示了传统形而上学思想的虚无主义本性之后,他要做什么?事实上,恰如前所述,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包含着“破”与“立”两个方面,包含着破坏与创造、否定与肯定、批判与建构的辩证关系。尼采正是在抽离了传统形而上学中腐朽的价值观念之后,将重新建构的新的价值原则充塞进了人们的生活。这种新的价值观念重新肯定了人的生命及其存在。它最大限度地抛弃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摆脱了传统价值观念的重负,取得了建构新的价值观念所需要的相对自由。然而,尼采对价值观念的重构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在哈特和奈格里的追问之后,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尼采的建构性思想对以解构为主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启示意义。

尼采把柏拉图所开创的传统形而上学模式及在其影响下产生的诸种思想看作对人世生存的否定性存在,揭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本性,使传统的价值观念走向了价值陨落的不归途。后现代主义思想沿此路途继续行进,直至当代社会价值“崩溃”,相对主义盛行,“怎么都行”成为了时代的时尚型口号。但正像哈特与奈格里所追问的那样,当传统价值观念走进它的坟墓,我们该怎么办?当“怎么都行”的价值观念成为新的支配性力量,我们该怎么办?

当下,伴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国家的全面改革,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已经基本“崩溃”,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资本控制下的新意识形态大行其道,市场经济模式下的新意识形态成为支配性力量。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表象体现为唯资本是瞻,却掩盖不住背后的价值虚空。按照尼采的观念,肯定人的生存的价值观念必定是使人的力量无限生成的观念,是由在人与世界对抗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构成的。因此,对中国文化的重构还需继续努力,而尼采的建构性思想恰恰提供了中国文化重构所需要的关键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