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本雅明星丛诗学的后现代结构体系

星丛，是本雅明创造的重要诗学概念，也是本雅明后现代诗学的构成法则。无论是从具体的方法论还是从整体的文化批评态势上来看，本雅明的思想都反映出了后现代理论发展的基本特征。后工业时代的文化批判理论是沿着本雅明所建构的星丛诗学道路延伸下去的，后现代理论家仍在本雅明所开辟的多重文化批评理论空间中继续前行。

一 星丛诗学的所指对象：日常生活碎片

随着大众文化逐步转向消费性，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也渐渐消弭。理性哲学思辨式的、形式自律式的以及各种空洞的、纯粹理论式的文化批评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狭窄，文化批评空间越来越明显地转向本雅明的星丛诗学批评模式，即返回到现象自身，关注对现象碎片的阐释，以寻求文化批评理论话语的新的可能性。

在本雅明看来，在现代社会中，当商品现象充斥于社会各个角落时，对社会的考察就形成了以“商品拜物教”为主题的研究思路，哲学家以此在商品和消费社会中寻求大众的救赎之路。“在老马克思那里仍旧占统治地位的首先是新的生产工具的形式，这跟集体意象是一致的，在集体意象中新旧世界交融在一起。这些意象就是理想。……通过梦幻，每个时代在意象中看到下一个时代，后者呈现为原初历史因素的结合——也即无阶级的社会。储存在集体无意识中的社会经验与新诞生的乌托邦相互作用，乌托邦在各种生活创造中——从坚固耐久的建筑到昙花一现的时尚——都留下了痕迹。”每个时代的集体意象都是新旧世界的融合，它们打破了旧世界，成为创造新世界的源头。本雅明将社会救赎、人类解放置于日常生活现象中进行考察。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文化需要与日常生活实践相结合，才能扬弃错误或过激的文化政策。他在《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中提出，“在这些从生活世界的视角出发来接受专家文化的例子中，前景惨淡的超现实主义叛逆意图中的某些东西得到了拯救，而且更多得到拯救的是布莱希特、甚至本雅明的有关对非氛围性艺术作品的接受的实验性思考”。从生活世界的视角审视现代文化是其拯救和救赎的基本途径之一。这种文化研究模式通过对现象的客观呈现实现对现存世界的认知和改造。杰姆逊在评价安迪·沃霍尔的作品时强调他通过对现存现象的再现，凸显了晚期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特性，这与本雅明晚期作品的意图和主题是相一致的，“后现代主义追随尼采，否定了本质和现象之间的辩证张力，宣称‘现象就是一切’，正像杰姆逊所指出的：‘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实际上是围绕着商品化的。他那可口可乐瓶或坎贝尔汤罐头一类的巨型广告形象，显然突出了一种转向晚期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后现代主义艺术的零度美学导致了情感的完全丧失。它形成了一个现象导向的审美世界，它导向一种对情感净化的激烈的后弗洛伊德主义的取消做法”。现象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是作为关注中心存在的。现象的主体精神属性被取消了，只剩下商品物质外壳，这正是后现代理论家关注的重点。

在对日常生活碎片的关注中，后现代理论家如同本雅明一样，具有一种强烈的大众主义倾向，试图在“无深度”的日常物品中挖掘大众文化的审美潜能，寻求大众文化的救赎之路。“在本雅明的作品中，有一种强烈的大众主义倾向，这又常常被人拿来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所谓的精英主义相对比。本雅明强调，大众的乌托邦或积极的运动，生产出了大众消费品，同时也把创造性从艺术中解放了出来，并允许这种创造性转移到多样化的大众日常物品的生产之中。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本雅明的理论框架受到了超现实主义的影响。那些强调后现代主义的越轨与戏谑潜能的批评家们，就这样欢喜开怀地接纳大众文化的审美潜力、大城市空间中的街头漫步者的审美潜能。”在部分批评家抱怨大众文化对大众的腐蚀、麻痹时，超前于时代的先锋者已经为大众构建出日常生活审美的救赎方式，即大众的日常物质生活同样蕴含着精神解放的潜能。本雅明这种批判日常生活的视角是建立在对现实废墟、碎片的关注上的，他于其中挖掘出救赎的因子和革命的潜能。他以蒙太奇的剪辑手法，把收集到的19世纪巴黎拱廊街出现的意象，进行静止的、辩证的再现，展示出资本主义消费的原始景观，揭示出资本主义的构成方式及其运行的内在机制，阐释出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和未来发展的趋势。鲍曼在《对秩序的追求》中用本雅明的历史观说明现代性的矛盾性一面，即在历史的过程中，背离点才是确定的，这个背离点就是转向对废墟、碎片的关注，“正如瓦尔特·本雅明所指出的那样，风暴将行进者不可抗拒地推向他们转身背向的那一远景，而他们面前的垃圾却升向天空。‘这样的风暴我们称之为进步’”。鲍曼继承了本雅明将历史指向垃圾、废墟和碎片的理念，又将其评价为现代性的最大成就，是其所有力量的源泉，现代性历史观和文化批判已经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历史观和整体的、宏大的文化批判观，形成了断裂式和微观式的文化批判模式，“现代性将世界的碎片化作为自己最大的成就，加以炫耀。碎片化是其力量的主要源泉”。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概念》中也对本雅明的批判模式给予了肯定，“后现代主义对当代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此，我不抱任何怀疑。理性使整个历史都服从于一种目的论，对这种理性的批判同对可笑的理性自负的批判一样，都是令人信服的。强调断片、缝隙和边缘化，强调他性、差异性和非同一性，以及对局部和个别的特殊性的关注等等，都革新了昔日批判理论的主题，特别是本雅明的主题”。垃圾、废墟和碎片就是本雅明进步风暴指引的方向，也是后现代文化关注的对象；他性、差异性和非同一性既革新了批判的主题，也成为后现代文化批判的基本思维方式，这些现已成为后现代文化批判的归属地。

二 星丛诗学的体验方式：个人体验话语形式

本雅明重视个人的潜意识结构，其话语中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色彩。他是用个人话语打破权威话语的方式来建构他的哲学观的。无论是对社会文化的研究还是对具体文本的研究，本雅明都是从个人体验出发建构他的体验哲学的。

在形而上的审美乌托邦氛围中，本雅明独辟蹊径，从个人内心的真实体验出发，以文学的修辞方式，真实地、客观地再现时代面貌并预测出历史发展趋势。这是同时代的理论家所不具备的眼光和胸襟。因此，我们在今天阅读本雅明的作品也同样能够体会到其时代感和现实感。从审美的视角去解决现实精神问题具有理性化和乌托邦的色彩，而相对来说从个人的内心体验和潜意识出发分析和阐释现实的精神危机，则更具可行性和现实性。张旭东指出“本雅明隐晦的意图是，在寓言的意义上具体地呈现出完整的时代与体验的内在的真实图景，这把他同一种充满活力的思想传统以及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心灵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具体的、实在的、主体的、反思的个体，其对于时代的体验和感悟比那些在象牙塔中空想出来的理论更具有现实意义。本雅明没有回避现实的矛盾和困惑，而是以搏击的姿态面对现实的挑战，用对现实的体验回应时代的挑战。因此，我们可以把本雅明看作时代的斗士，一个在不适宜的氛围中执著地开辟、探索解决现实精神危机新出路的斗士。“因而本雅明的作品总是极大地超越了论述问题，并且超越了这种论述本身。”本雅明从个体的真实体验出发研究现实问题，这使其既能够把握住问题的关键，又能够超越问题本身，在一个更高的视角审视时代和现实的矛盾，预见到时代发展的基本走向和趋势。时代在他内心的熔炉中炼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单子”。本雅明自身就是一个复杂、矛盾的统一体。他认为现代社会就是一种历史意识在特定空间中的特殊的社会体验形式。这种体验形式正如彼得·奥斯本在《现代性是一个性质的而非编年史的范畴：有关不同历史时期之辩证法的笔记》中所言“正是这种波德莱尔和福楼拜所谓的短暂性，西美尔和本雅明所谓的19世纪晚期的现代性、其基本对象的历史力量‘只存在于它们是崭新的这一事实’之中的现代性，已经成为近年关注的焦点，其目的是针对作为一个美学概念或者更加广泛地作为社会体验的一种形式的现代性。新颖、时尚和审美的现代主义的逻辑，……正是在这种把历史意识之时代形式的普遍化转变为体验本身的时间形式的过程之中，在哲学上由尼采的永恒复归学说中所表达出来的以及在经济上由马克思对商品生产之分析所解释的，作为‘永恒同一’之新的辩证特征，才头一次被揭示出来”。本雅明这种个体体验的形式是一种具有哲学深度和文化广度的当下历史意识。体验成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决定力量，深入到了社会的深层次机制。

张旭东在《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中将本雅明的思想同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比较，从中可见本雅明具有与马克思一样的救世情怀，只是选择的道路不同。“本雅明强调媒介，强调中间层次，但这种中间环节的性质并非辩证的，而是一种隐喻性质的转换。隐喻的本质是把一个具体可感的形式赋予一个无形的存在，本雅明则正是以这种态度来理解马克思的上层——基础模式的，就是说，他从根本上把它视为一个隐喻。这构成了本雅明的模式与马克思的模式的不同，而这种不同的关键则在于隐喻关系同辩证关系的不同：

在此，本雅明把一种事物的关系——他的确是这样看待马克思的伟大发现的——移植到内心事物之中，但他的思路却恰恰相反，他从内心事物出发，在一个隐喻的意义上捕捉了世界的关系。”这一段论述充分阐释出本雅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两者的目的都是解释世界的关系并寻求大众救赎之路，只是选取的视角和表达方式不同。本雅明从个体体验出发，马克思则重视社会的外在方面，两者殊途同归。本雅明的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又拓展了我们对于自身、社会和时代的认识空间。其实人首先作为个体而存在，只有切实地了解个体在社会中的真正需求，才能够捕捉到社会发展的脉络，才能寻求到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本雅明的贡献就在于他展示了作为个体生存的真实现状、存在价值以及个人的救赎之路。正如张旭东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译者序中所说，“本雅明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专注地把体验（而非经验）作为思考的内容，从而，使他的思想跨越了最广阔的领域”。本雅明将个体体验运用到他的整个文化批评实践当中，并将其作为构建星丛理论的基础。尤金·哈贝马斯就揭示出：“如果没有了本雅明的拯救性批判所关注的那些语义潜能的注入，实践话语的结构——最后完全建立起来了——必然会成为一个空壳”。本雅明的拯救性批判和救赎式建构共同构成了他的个人实践话语体系。在当今时代，集体话语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和价值，只剩下个体试图通过对存在的悲壮反击获得自身存在的自由，这是自本雅明以来，后代现代理论家的救赎之路。哈贝马斯通过韦伯的论述指出集体与个体存在的现状，“韦伯认为，‘自由丧失’和‘意义丧失’对个人来说构成了存在上的挑战。在社会秩序中，集体的调和希望都荡然无存了，剩下的只有一种个体主义的荒唐希望。只有顽强的主体在幸运的情况下才会成功地用一种同一的生活方式来对抗由于合理化而处于分裂状态的社会。坚强的个体即便拿出怀疑者的勇气，在面对无法解决的社会冲突时至多也就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历史中实现自由，也就是说实现私人自由”。本雅明正视现实存在，从个体体验出发挖掘真理。个体体验和历史经验、个体意识和潜在意识、个体内在心理结构和社会外在结构等矛盾统一的辩证路径，构筑出独特而又具有后现代特色的个体化批评空间。

三 星丛诗学的表达方式：修辞性的文本阐释

本雅明选择的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式的观察、思维和书写方式。他运用隐喻的方式阐释现实人生的真理。本雅明的文本并不是对当下历史的一种图解，而是以文学式的方式描绘出具有多种解读可能的图景。张旭东准确地把握了本雅明的这种表达方式，“在本雅明的行文中，唯物辩证法被生存体验和诗人式的感性直觉冲淡，成为一种大范围的跳跃的真实洞察和一种形象的神话，毋宁说，前者是后者的一种显影方式”。本雅明凭借这种文学式的文化批评实践达到对现存的“真实洞察”，创造出了“形象的神话”。他的文化批评是一种回到现象的文化批评实践，是一种具有修辞性意义的特殊文化批评行动。他的文化批评是诗性的、自然的、纯朴的文化批评，目的在于揭示艺术及其文化存在的真实状态。张旭东指出，“寓言与隐喻无疑是本雅明风格的两个方面。如果说寓言是本雅明风格的心理学，那么隐喻便是他的语言学，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赋予对象一种寓意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有隐喻的色彩。可以说，隐喻是寓言得以形成的材料，又是寓意层次之间的联系媒介”。寓言与隐喻这两种方式的结合不仅有助于再现事物间的真实关系，也使本雅明的作品呈现出多层次的意蕴。“隐喻的基础首先是一种语言上的张力的可能性，而这种张力只能以精神的力量加以解释。因而，词与词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精神与物的紧张关系的再现。”本雅明的这种书写方式能够借助语言上的张力突出内在的精神力量。其实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作一种书写方式，更应该把它看作本雅明的一种理论策略，本雅明试图凭借这种策略对真理进行深层次的探索。

这种批评策略与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概念》中提出的后现代理论关注的方法论是排斥法有密切关联。排斥法“关注的是那些没有被意识到的规则系统的排斥特征”，也是就把关注的目光放在边缘领域，放在日常生活碎片的领域当中，并且运用人文话语形式予以再现。“古典的现代性概念立足于社会解体的经验和对普遍主义规范的破坏，而后现代理论关注的主要是排斥法——也就是说，关注的是那些没有被意识到的规则系统的排斥特征。这些规则系统是悄悄地强加给言语者和行为者的。因此，福柯才用人文科学的话语来书写社会历史和政治历史”。福柯的这种书写社会和政治历史的模式，与本雅明的修辞性文化批评模式极为相似。这种模式打破了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和文学间不可逾越的樊篱，借助修辞创造出了更多的形象化概念，阐释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文学话语和哲学话语在原文学（archiliterature）中具有共同的本原。哲学并非是一个与诗截然相反的领域。哲学实际上与诗享有同一个领域。德里达通过找出哲学中的隐喻证明了这一点。”德里达用“向日式”修辞法，阐释隐喻在哲学中是无处不在的。德勒兹在《一千个平盘》中用“茎块”概念来强调思维的差异性和多元性，通过“思维就是掷骰子”这一修辞手法形象地说明思维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后现代的文化批评术语不再是一些思辨性、抽象性的概念，而是具有一定隐喻性、多义性的意象。寓言和隐喻相结合的哲学书写方式，成为具有革命性的后现代文化批评形式。

当今对于文化的阐释不是建立在僵化的智力体系下的，而是建立在描述性的人文话语体系下的，其采用文化修辞的手法，在描述现象的基础上，通过有限的现象拓展出无限的文化批评空间领域。这是一种非哲学式的哲学打话语方式。本雅明借助人文科学的话语来书写社会历史和政治历史，打破了现存的所有秩序和规范。他采用的是寓言式的修辞阐释形式，通过对现象碎片进行个性化的审美阐释，描述文化历史发展的现状。本雅明创造出一系列形象化的批评理论话语，如星丛、寓言、惊颤等，以此建构起了他的批评理论大厦，承担起了时代的文化批评任务。这种具有修辞性的文化批评模式使得文化批评走出自足性的文本世界，走向内在文本与外在世界各种关系的对话，延宕了文本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批评模式打破了具有唯一意义、关系自足性的文化阐释格局，从而形成了具有文本间性的文化阐释格局和多元的、不确定的当下历史阐释发展态势，建构起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批评空间。

四 星丛诗学的凝结时刻：“当下”

本雅明提出“当下”的时间观和“辩证的跳跃”的理论，指从连续的历史进程中抽调出一段历史，挖掘出当下的意义。这一理论建立在本雅明对人类历史进步观念的批判基础之上。他认为错误的进步观产生于人类对历史进程的片面认识。自达尔文进化论以来，历史便被视为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和进步性。然而本雅明却认为历史是“充满当下的时间”，他否定了传统的进步历史观。他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指出，“历史是这样一门学科，它的结构的基点不是匀质的、空洞的时间，而是充满了当下的时间”。这里所说的“匀质的、空洞的时间”就是指构成进步历史观的时间要素。他用“当下的时间”予以取代，以此凸显历史的现实意义和革命意义，并且通过对历史时间的批判和否定，达到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以及人类自身的颠覆。本雅明阐述道：“人类历史进步的概念不能屈服于通过匀质的、空洞的时间而形成的进步的概念。对于这一进步概念的批判必须建立在对于进步自身的任一批判的基础之上。”对于所谓人类自身的进步、趋于完美的进步、直线上升的进步，本雅明都予以了否定。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当下”的时间观和历史观。本雅明割裂历史的连续性，取消历史的相关性，让过去的形象在当下发挥革命的作用。他将其称之为“辩证的跳跃”，使历史成为“时下的风尚”。这不仅是对空洞的历史观的批判，更是对现存合理性的否定。他试图让片断的历史在当下发挥革命的效力，从而达到摧毁现存社会的目的。因此他提出“历史唯物主义者必备的现在观念：现在不是某种过渡，而是意味着时间的停顿（einsteht）和时间的静止”。“现在”绝不是一种向未来过渡的合理存在形式，而是利用“过去的独特经验”发起革命的时刻，是“掌控自己”的力量。“爆破连续统一的历史”，摧毁现存社会的时刻，这才是“现在”的真正内涵。本雅明提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以主体思维或意念构型的单子形式出现的，这就为“现在”提供了革命的机会。它是革命的时刻，是历史断裂的时刻，是现存社会终止的时刻，也是最终凝结成单子或星丛的时刻。“唯物主义史学建立在结构原则的基础上。思维不仅包括思想的运动，也包括它的静止。当思维在一个充满张力的构型中突然停止，这就给构型造成了冲击，在这一冲击下思维就凝结成一个单子。历史唯物主义者面对历史客体的方法是把其当作一个单子去研究。在单子这一结构中他辨识出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弥赛亚式的停止迹象，或者（换句话说）他看出了为受压迫的过去而斗争的革命机会。”这是对历史的断裂、提炼、整合和革命。这种被本雅明称为典型的弥赛亚式的历史观，通过对现在的革命达到了对整个人类的救赎目的。“当下，作为弥赛亚式时间的典范，在一个巨大的缩略物中包含着整个人类的历史，这与宇宙中的人类历史形象基本一致。”这种典型的弥赛亚时间观，是历史和时代的典型缩影。弥赛亚式时间的碎片属于“当下时间”的概念范畴，它否定因果联系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过去和当下结合的产物。它强调历史并不是具有因果关系的连续的历史，而是具有当下历史意义的救赎体。它把历史看作救赎和解放的工具。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不是“匀质的、空洞的时间”，而是蕴含着救赎和解放因子的存在物，“因为每一秒的时间都是一道弥赛亚可能从中进来的狭窄的门”。这也是一种记忆方式，一种与过去断裂的体验方式。它具有弥赛亚式的解放力量，借助记忆使过去的历史片段获得解放。哈贝马斯称“瓦尔特·本雅明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以后历史的方式建构了现代派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以此，他创建了‘作为“现在时刻”的当代’的概念，‘在现在时刻之中，锲入了救世主般的碎片’”。本雅明这种历史建构方式是一种以“当下”的时间概念作为切入点、以救世主般的情怀关注现代性碎片的历史建构方式。这种方式是一种更加符合后现代语境的文化批评方式，也是一种后历史的建构方式。

利奥塔用“重撰现代性”来取代对“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的研究，是为了突出“现在”的位置，强调现代的建构功能。这种重撰并不是回到起点，而是进行“深加工”，揭示被蒙蔽的东西，直接指向未来。回忆不是简单机械的再现过程，而是一种“深加工”的过程，是一种自由联想的产物，并且是以描述的方式予以再现。其实这就是一种建构的过程，其目的是恢复过去事物的“灵韵”光环。因此它是一种技巧，展示了艺术创作的过程。利奥塔突出强调弗洛伊德的“深加工”，认为在当今时代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种“深加工”主要体现在自由想象力方面。正是凭借技术的深加工，人们的自由想象力才得以实现。在当下的时间意义上，空间就成为后现代文化批判关注的焦点。“福柯作了《地理学问题》的访谈，他同样注意到了空间的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命运，空间长期以来一直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显然，空间和时间观念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空间成为了与时间及其所代表的丰裕性、辩证性、富饶性、生命力等相对立的观念。”本雅明否定历史空洞时间的现实意义，凸显空间的辩证意义，将空间限定在当下的范畴内，使其具有乌托邦色彩和革命性意义。在消费盛行的时代，空间带有更加浓厚的商品拜物教的特性。因此，本雅明开辟空间概念就是希望通过对现存空间的静止和辩证的考察，消除在消费时代中笼罩在空间上空的浓厚消费色彩，建构起具有乌托邦色彩和革命性意义的空间理论。“对于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经成为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因为空间带有消费主义的特征，所以空间把消费主义（如个人主义、商业化等）的形式投射到全部的日常生活之中。”可是，大众和部分后现代理论家所看到的却是后现代文化呈现为具有当下意义的一系列断裂的空间影像，这导致了精神分裂式的现实体验。迈克·费瑟斯通从这方面指出后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后现代的日常文化是一种形式多样的、异质性的文化，有着过多的虚构和仿真，现实的原形消失了，真实的意义也不复存在。由于缺乏将符号和形象连缀成连贯叙述的能力，连续的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断，导致了精神分裂似地强调对世界表象的紧张体验：即生动、直接、孤立和充满激情的体验。不断换着频道的MTV观众对世界的碎片化的看法，体现的就是这样的范式形式”。这种体验是时间、记忆和历史的中断或断裂式的体验，是后现代社会中主体转瞬即逝的情感体验。因此，本雅明的这种“当下”救赎意义的空间建构模式，其宗旨就是将具有商品拜物教色彩的消费体验意识转换成具有救赎意义的革命体验意识，这正体现了后现代理论家应该具有的革命情怀和意识形态。

五 星丛诗学的批判态势：解构与建构

本雅明的解构与建构两种文化形态的形成源于他对现世的绝望之情和他救世主般的拯救情怀。本雅明虽然对现世是绝望的，对现世的一切都予以彻底地摧毁，却以救世主般的情怀重新建构世界，寻求拯救世界的出路。他解构的是充满梦幻的文化世界，建构的是具有救赎色彩的大众革命文化理论体系。因此本雅明的解构和建构文化理论就具有了拯救性和救赎性。

本雅明通过对社会存在与文化内在张力的微观阐述，说明了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本雅明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的自主性文化，即由资本主义所构建的梦幻文化景观；另一方面建构民主、大众的开放文化模式，以技术构建起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大众革命理论。从中可见，文化一方面具有自主性，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所以才能够被颠覆性地批判；另一方面又具有非自主性，文化的混杂形式构成了开放的对话性文化系统，因此建构的可能和空间非常大。鲍曼在《对秩序的追求》中指出，“现代性的历史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间充满张力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其文化成为自己的对立面”。本雅明的文本充分体现了这种张力。并且也正是在这点上，本雅明形成了两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批判理论，即解构性的文化批判理论和建构性的文化批判理论，对当今时代的理论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格里芬即在其《后现代科学》中将后现代主义分为解构性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

当今时代已经由本雅明所处的盛现代主义时期进入到了后现代主义时期，本雅明试图要解决的盛现代主义时期的基本问题，即现实社会秩序、体制对人类精神的压制，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类精神危机，这一问题到了后现代主义时期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全球化消费模式的形成以及大众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走向了极端化的发展道路。本雅明面对现实社会采取了两种相对立的文化批判态度：在资本主义文化运行机制生产的符号表像下，他一方面否定大众被编码的、僵化的生存状态，认为这是虚幻的人生状态；另一方面又提出大众自身隐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希望借助技术的力量达到唤醒大众的目的。同时他也肯定大众的正当性文化生存方式，即以消遣享乐为主的自由生存体验，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快感体验，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建构新的文化批判模式。本雅明在这两种相对立的文化批判所形成的张力中，思考着解决现实危机的道路和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本雅明思考的问题也同样是后现代理论家的任务。他们纷纷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不同的解决问题的话语系统，形成多元化的话语体系结构，这种结构充满对立和冲突。从本雅明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来看，本雅明的这两种文化批判思想，直接导向多元后现代文化理论话语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两种文化批判思潮的形成：其一是以波德里亚、詹姆逊、福柯、德里达等为代表的批判和否定主义文化理论；其二是以伊格尔顿、哈贝马斯、罗蒂、格里芬等为代表的合理建构主义文化理论。

本雅明的星丛理论虽然反体系、反概念，但是他所反对的与德里达所解构的“在场”存在一样，是对现存一切体系和概念的颠覆，而并不是对体系、概念自身的抛弃。在本雅明星丛理论中最为重要的是对现象进行拯救和救赎，即解构和建构的思想。笔者的本雅明诗学研究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实践。笔者将本雅明理论从其所处的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期中脱离出来，进行后现代的重构，形成新的诗学理论。所以，笔者的研究既是本雅明研究又非本雅明研究，而是一种新的诗学实践和创造。

本雅明在这种解构和建构的文化体系中，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话语体系。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是“濒临灭绝的物种”，不但没有被物化的世界所湮没，还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对抗整个社会和时代，建构起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大众革命理论，以此承担起作为知识分子的任务和使命。因此他被苏珊·桑塔格誉为“欧洲最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本雅明是一个与时代保持距离的伟大观察者或局外人，面对着现实强大的压力和冲击，他虽然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类似于经验的无能，却具有强烈的现实观照精神，并以此参与到现实的救赎中来。“本雅明自身结合着巨大的矛盾和痛苦，他聚合的方式像一个超越时代的深刻的观察者和伟大的局外人，但他的解决方式则无可避免地把他还原为一个具体环境中的个体，因而他的思想对于他自己如同对于他笔下的波德莱尔一样适用。本雅明的天才和他的悲剧也正在于此。”本雅明以个体微薄的力量抵抗整个时代和社会，因此在他的身上所体现的是一种悲剧的精神，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他虽然具有强烈的悲观意识，对现实的生存状态感到绝望，但对未来却是乐观的，因而他创造出了具有乌托邦救赎精神的未来世界图景。本雅明是具有悲观生存意识的时代预言者和先知者。布莱希特称本雅明的自杀是“希特勒给德国文学带来的第一个真正的损失”。其实本雅明的死不仅对德国，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他存留下来的理论至今仍然对当今时代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雅明借助个体话语体系，打破了现代主义所追求的本质观、普遍观和中心化。他的理论呈现出分裂、个体、差异的特点。同时他还以怀疑与虚无的态度，将解构与颠覆的模式、毁灭与救赎的精神、个人的潜意识与社会的深层次结构等运用到他的整个创作与批评中，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中，本雅明的思想呈现出鲜明的后现代主义色彩。“本雅明戏谑幽默的文本，戏剧性地提出各种观点——对任何历史知识与人类真正需求的权威性假定提出质疑，允许它们悬而未决、竞争、争斗和决斗——可以看作是走在后现代主义各种各样的主题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各种理论之前”。本雅明虽然是摇摆不定而又矛盾重重的人，但正是这种不确定和模糊性，使他对于现象自身的再现更加具有被后代理论家拓展的可能，这就是本雅明理论的价值所在。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史家韦勒克就把他与卢卡契、布莱希特、德布林并称为20世纪德语文学的四大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明信亦将本雅明称为“20世纪最伟大、最渊博的文学批评家之一”。本雅明及其理论至今仍存在巨大的阐释空间，需要我们继续探询和追问。让我们仰望着这位伟大批评家的思想星空，循着他的足迹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