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安与佛教

韩香

提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北方地区除洛阳外，长安亦成为译经重镇及佛教传播中心，这种情况从西晋竺法护来长安开始，经过后赵、前秦等政权的推崇及发展，在后秦鸠摩罗什来长安后达到一个鼎盛时期。虽然此后经过战乱及魏太武帝的灭佛运动，长安佛教有所衰落，但西魏、北周定都长安，帝王多数崇信佛教，佛法再次复兴，为隋唐时期长安佛教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长安 佛教

东汉中后期，随着佛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及发展，有相当一批西域译经僧循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原，他们在洛阳和汉地信徒、沙门合作翻译佛经，使得洛阳成为当时佛教翻译与传播的一个中心。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内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有更多的天竺西域僧侣自陆海两路来到中原，推动了中国译经事业的发展，而当时北方的译经中心，也开始以长安为集中。

和东汉时期的洛阳一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安佛教的发展，与西域译经僧有密切关系，自西晋时期竺法护开始直到后秦时期鸠摩罗什来长安，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快速发展，长安逐渐成为北方译经重镇，为隋唐时期长安成为全国佛教中心奠定了基础。这既与当时北方民族迁徙及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也与丝绸之路及佛教的发展传播有关。通过对这一时期长安佛教传播发展情况的梳理，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长安在佛教传播中的重要地位及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一 西晋竺法护的来华与长安佛教的发端

三国时期，延续汉末的传统，不少天竺西域的僧侣循丝绸之路前来中国，以洛阳最为集中；另一方面，随着汉末政局大乱，有不少僧人南下，也相应地促进南方佛教的发展。故有学者认为三国时佛教重镇，北为洛阳，南为建业。

西晋建立后，国家有过几十年短暂的统一。西晋永嘉七年（313），末帝司马邺在长安称帝，改元建兴，是为晋愍帝。这个政权仅存在几年，建兴四年（316），受匈奴建立的汉赵政权攻击，长安失守，西晋灭亡。不过自此以后至十六国时期北方诸政权的政治活动开始以长安为中心。晋武帝时期（265-290），沿袭曹魏旧制重新确立对西域的管辖，中西亚地区的大宛、康居、大秦等国纷遣使朝献，促进了中西间国际贸易和商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来自西域中亚绿洲的传教者和经本大量涌入，导致了一场规模巨大的译经运动。西域佛教的传播开始向长安集中。

当时来到长安的有月氏人竺法护，是西晋最有成就的译经家。《高僧传》载：竺法护亦称竺昙摩罗刹（亦作昙摩罗察，梵文Dharmaraksa）, “其先月氏人，本姓支氏，世居敦煌郡。年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笃志好学，万里寻师。是以博览六经，游心七籍……是时晋武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葱外，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可知竺法护祖籍月氏，本姓支氏，世居敦煌，因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故姓竺。其笃志好学，万里寻师，除诵读佛经外，还博览《六经》。后随师游历西域各国，遍学36种语言，“外国异言三十有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诂训，音译字体，无不备晓。遂大赉梵经，还归中夏。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他收集大量胡本佛经回来，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被世人称为“敦煌菩萨”。其一生往来于敦煌、长安间，收僧徒数千。

竺法护在长安主要是译经授徒，其传译主要是手持胡经，口敷晋言。晋武帝泰始二年（266），他在长安青门内白马寺，口出《须真天子经》。传言者安文惠、帛元信。手受者聂承远、张玄泊、孙休达。晋武帝太康五年（284），罽宾文士竺候征若携《修行道地经》至敦煌。“月氏法护究天竺语，又畅晋言，于此相值，供演之。”晋武帝太康七年（286）三月，竺法护在长安说出《持心经》，梵文受聂承远；八月，竺法护手持胡经，口宣出《正法华经》二十七品，授优婆塞聂承远，张仕明、张仲政共笔授。竺德成、竺文盛、严威伯、续文承、赵叔初、张文龙、陈长玄等共劝助欢喜。天竺沙门竺力、龟兹居士帛元信共参校。同年十一月于阗沙门祗多罗携《光赞般若》胡本来，竺法护出之，聂承远笔受。元康七年（297）十一月在长安西寺中译出《渐备一切智德经》。晋惠帝永康元年（300），竺法护从罽宾沙门得《贤劫三昧》，手执口宣。时竺法友从洛寄来，笔受者张文龙。晋怀帝永嘉二年（308），法护在天水寺手执《普曜经》胡本，口译为晋言，沙门康殊、帛法巨笔受。对于竺法护在长安的活动，《出三藏记集》云法护在长安：“德化四布，声盖远近，僧徒千数，咸来宗奉。”

竺法护虽然往来于敦煌、酒泉、长安、洛阳之间译经，但主要经典是在长安译出的，在他周围，也初步形成一个团队，如前述安文惠、帛元信、聂承远、张玄泊、孙休达、竺德成、竺文盛、赵叔初、张文龙、陈长玄、竺力、孙伯虎、聂道真、折显元、赵文龙、刘元谋、傅公信、侯彦长等。这里面既有汉人，也有来自西域一带的人。其中像帛元信来自龟兹，如前述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帛元信已在长安翻译佛经，较早翻译出《须真太子经》，此经由天竺僧人昙摩罗察口授梵文，帛元信“传言”。晋武帝太康七年（286），他又参与了竺法护《法华经》的翻译，帛元信作为参校者，主要负责拾遗补阙、斟酌经义等。在竺法护的带动下，长安译经活动得以开展。

西晋末年，关中爆发“八王之乱”（291-306），竺法护的译经传教事业受到影响，他和门徒们避乱东向，到达河南渑池，不久就在这里因病辞世，终年78岁。

竺法护除在长安译经外，还在敦煌、洛阳、酒泉等地译经。其所译佛经，据《开元释教录》为175部，354卷。多为当时流行于印度本土及西域的早期大乘流派的主要经典。因竺法护对译经事业贡献颇多，故梁释僧祐赞曰：“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有学者指出“护公于佛教入华以来，译经最多。又其学大彰《方等》玄致，宜世人尊之，位在佛教玄学之首也”。可以说在鸠摩罗什之前僧人所研求的大乘要籍类出其手。竺法护的译经活动也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社会的普及，其在长安的译经活动，使得当时佛教的传播中心向长安集中。

西晋惠帝时，亦有高僧帛远在长安译经传教。帛远，字法祖，博学多闻，通梵晋语，于方等经深有研究。当时在长安建造佛寺，以讲习为业，并在关陇一带译经。“道化之声，被于关陇，崤函之右，奉之若神”，其赴陇右时，“戎晋嗟恸，行路流涕，陇上羌胡率骑五千，略皆奉佛”。惜法祖中途遇害。

三国西晋情况大致相同，当时的译经僧多为华籍胡裔，大概为汉末三国时来华定居者，有大月氏人，也有康居人、安息人，新来华者史载不多，竺法护就是定居敦煌的月氏人。当时所译经典，继承东汉、三国以来的传统，仍以大乘佛经为主，且以《般若经》等所占比重最大，汉族僧人也开始参与译经工作中。译经区域也多集中于洛阳、长安，西晋时期开始以长安为集中。在南方以交、广为主，但并不兴盛。这种情况直至东晋时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二 后赵、前秦时期长安佛教的进一步发展

东晋十六时期虽然政治上动荡纷纭，民族迁徙频繁，但在佛教传播上，无论是佛典的翻译还是信仰的普及，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内地西行求法的僧人络绎不绝，外来的译经传教僧也足迹甚广，非常活跃。

这个时期，北方的诸民族割据政权，大都扶持佛教。自竺法护后，在河西走廊建立的诸凉和西秦等国，译事从未中断，至前秦时期，最为鼎盛。此时期长安作为佛教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加强，可以说从后赵石勒定都关中至前秦时期，长安佛教的传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后赵政权建立后，佛教亦渗入匈奴大单于石勒的宫廷。当时后赵有西域人佛图澄，本姓帛，或谓天竺人。从其姓氏看，其祖先应是龟兹出身。佛图澄曾在罽宾受诲名师。其“志弘大法，善诵神咒。既善方伎，又解深经”。晋怀帝永嘉四年（310），来适洛阳，欲立寺，因乱未果。后石勒屯兵格陂，欲以道化勒，石勒对其非常敬重，“有事必咨而后行”。石虎即位，迁都于邺，“倾心事澄，有重于勒”，还曾下诏曰：“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在后赵统治者的支持下，佛教在北方发展迅速。佛图澄悯念苍生，以方术欣动二石，以报应之说戒其凶杀。蒙其益者十有八九，加上统治者的扶持，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据《高僧传》载，来自天竺、康居等的数十名僧，“足涉流沙诣澄受训”，大量的汉人也开始公开信奉佛教，使得佛图澄“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佛图澄传教后赵，也培养了一批优秀中土弟子，知名者有法首、法佐、法汰、法和、道安、僧朗等，其中道安尤为后来南北人望。

道安本姓卫氏，常山扶柳人也。晋成帝咸康元年（335），石虎迁都于邺，佛图澄随至邺，道安其后师从佛图澄。晋哀帝兴宁三年（365），慕容氏经略河南，道安南奔襄阳，在襄阳大约待了15年，整理经典，确立戒规。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苻丕克襄阳，道安遂赴长安，在长安译经7年，后卒于长安。道安的长安之行，对长安佛教的兴盛起了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的译经活动在前秦时期达到鼎盛。苻坚笃信佛教，在其攻取东晋军事要地襄阳之后，扬言得了“一人有半”，所谓“一人”就是佛图澄的弟子道安，“半”则是指东晋名士习凿齿。由于苻坚等扶持佛教，而道安此时亦从失陷的襄阳来到长安，受到苻坚的器重，苻坚曾“敕内外学士，有疑皆师于安”，使佛教在前秦得以广泛传播。道安在长安主要从事译经，并极力奖励译事，译毕之后，常叙其缘起。当时任苻坚政权秘书郎赵整，奖励护持译事。道安借助国家的保护和支持主持译经事业，共译出佛典14部，共183卷，百余万言。

随着苻氏令吕光平定西域，中西交通得以畅通，在他们的努力和号召下，这时期外来译经僧不断前来长安，中亚和北印度的传教者及经典和思想持续涌入。可以说随着前秦政权在长安的建立，长安佛教开始兴盛，并在聚众译经的基础上形成长安僧团。当时的名僧法和、慧常、竺佛念、僧碁、僧导、僧睿咸集西京。其中译胡为汉，首推竺佛念。佛念为凉州人，“讽习众经，精涉外典……华戎音译，莫不兼解”，当时西域来华僧人，尝不娴华语，传译之责，“众咸推念”，被推为译人之宗。当时有西域沙门昙摩侍，善持戒律，妙入契经。以苻坚建元中期在长安出《十诵诫本》《比丘尼大诫本》《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三部，竺佛念为传语。

不过这一时期外来西域僧人以罽宾国人为多。罽宾，即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一带，地处印度西北。相传在阿育王时，佛化始被斯土。所传为上座部之学，演而为一切有部。晋时与中原有了进一步往来。竺法护译《贤劫经》，其原本乃得自罽宾；而晋高僧佛图澄亦自云：“再到罽宾，受诲名师，西域咸称得道。”及至苻秦统一北方，且于前秦建元十二年（376）灭了前凉，势力及于西域，与西域中亚之交通畅达，罽宾沙门遂群集长安，大出一切有部之经论。因罽宾为小乘教之中枢，由罽宾传来之佛教，皆小乘教也。

当时关中罽宾僧人主要有：沙门耶舍，罽宾人。史载建元十八年（382），有罽宾沙门耶舍，（诵出）译有《鼻奈耶经》。由鸠摩罗什写梵文，竺佛念译出，昙影笔受。安公有序：“又其伴罽宾鼻奈，厥名耶舍，讽《鼻奈经》甚利，即令出之。”

僧伽跋澄，又名众现，罽宾国人。史载其历寻名师，备习三藏，“博览众典，特善数经”，善暗诵《阿毗昙毗婆沙》。苻坚建元十七年（381）至关中。是时秘书郎赵正崇仰大法，尝闻外国宗习《阿毗昙毗婆沙》，而跋澄讽诵，乃请出之，与道安等集僧宣译。“（僧伽）跋澄口诵经本，外国沙门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宣译，秦沙门敏智笔受为晋本”，赵正正义，道安校对，前秦建元十九年（383）译出。建元二十年，跋澄又出《婆续密菩萨所集论》十卷，佛念译传，跋澄等执胡本，慧嵩等笔受；同年，跋澄又赉《僧伽罗叉经》来长安，佛念为译，惠嵩笔受。僧伽跋澄在前秦乱后东下。后因返旧乡，暂住京都。于后秦皇初五年（398）秋译《出曜经》，跋澄执胡本，佛念为译，道嶷笔受。

僧伽提婆，也作“僧伽提和”“僧伽禘婆”，本姓瞿昙，罽宾人。史载其“远求名师，学通三藏。尤善《阿毗昙心》……常诵《三法度论》”，乃有部《毗昙》之大家。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到长安，应法和之请，诵出并参与译经。其所译有《阿毗昙八犍度论》，即《发智论》。道安序曰：“以建元十九年，罽宾沙门僧伽禘婆诵此经甚利，来诣长安。比丘释法和请令出之”，当时佛念传译，惠力等笔受。提婆为译人中一切有部之大家，他在长安首次让中国人了解到一切有部那些博大精深的经典，也是道安主持译事之中最有贡献之处。及苻秦溃败，僧伽提婆东止洛阳（385），渐娴汉语，乃与法和更出此经及尼陀般尼撰之《毗婆沙》，至晋太元十六年（391）南下至庐山。

僧伽跋澄、僧伽提婆等人，皆小乘佛教传导师也。罽宾人来华传小乘经者，至前秦苻氏时代达到鼎盛。

这一时期同来的还有与罽宾临近的兜法勒人法喜，即昙摩难提，史载其为“兜佉勒人……博识洽闻，靡所不综，是以国内远近，咸共推服。少而观方，遍历诸国。常谓弘法之体，宜宣布未闻。故远冒流沙，怀宝东入。以苻世建元中，至于长安。难提学业既优，道声甚盛。苻坚深见礼接。先是中土群经，未有《四含》。坚臣武威太守赵正，欲请出经。时慕容冲已叛，起兵击坚，关中扰动，正慕法情深，忘身为道，乃请安公等，于长安城中，集义学僧。请难提译出《中》、《增一》二《阿含》，并先所出《毗昙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佛念传译，惠嵩笔受。自夏迄秋，绵涉两载，文字方具。及姚苌寇逼关内，人情危阻。难提乃辞还西域，不知所终”。此“兜佉勒”即梵语Tokhara、Tuhara的译音，也即《魏书》所作“吐呼罗”，《旧唐书》所称“吐火罗”，古代之大夏夜，汉时臣服于月氏，故列为月氏人，其地在今阿富汗一带。昙摩难提在前秦建元年间（365-384）来长安。武威太守赵正请道安召集义学，由昙摩难提译出《增一阿含》《中阿含》，又译有《三法度》《阿毗昙心》等。

道安死后，竺佛念、释法和等继续安法师之译经事业。后关中动乱，僧伽提婆与法和等人东去洛阳，校订和研讲僧伽跋澄和昙摩难提所译经典。后秦姚兴皇初年间（394-399），僧伽提婆过江，先投庐山惠远，后到建康讲经译经。

僧伽跋澄与僧伽提婆都是东晋名僧释道安僧团中佛教翻译家，同一代高僧释道安合作译经，是佛教东传过程中佛经翻译的开拓者，也是长安佛教发展的推动者。

虽然自苻坚死后，关中扰乱，但并未影响译经事业。此后姚秦政权建立，继续弘扬佛法，随着鸠摩罗什入关，长安译经事业达到高潮。

三 后秦鸠摩罗什长安之行与长安佛教的兴盛

后秦弘始四年（402）鸠摩罗什自西域来到长安。史载鸠摩罗什生于龟兹，本天竺人，家世国相，其父鸠摩罗炎弃相位出家，东渡葱岭，投止龟兹，娶龟兹王妹为妻，生罗什。罗什年七岁随母出家，从师受经，日诵千偈。九岁随母至罽宾，从名德盘头达多学习，至年十二，其母携还龟兹。罗什在西域弘扬佛法，西域诸国，“咸伏什神俊。每至讲说，诸王皆长跪座侧，令什践而登焉”，其见重如此。罗什因而“道流西域，名被东国”。

苻秦建元十五年（379），道安至长安，闻罗什之名，劝苻坚迎之。建元十八年（382），苻坚遣吕光西伐龟兹，令光“若克龟兹，驰驿送什”。吕光于晋太元九年（384）破龟兹，十年将罗什带至凉州，而此时苻坚已死，姚苌继帝位于长安，其后九年姚兴即位。姚氏一族笃信佛法，姚兴弘始三年（401），大败凉州吕隆，迎什入关，其年十二月罗什至长安。

罗什至长安后，被安置在逍遥园西明阁（今陕西户县草堂寺）翻译佛经，后姚氏在园内建草堂寺，供罗什居住。姚兴“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唔言相对，则淹留终日，研微造尽，则穷年忘倦”。《晋书》亦载：“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都城长安成为当时的译经重镇。当时以罗什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僧团，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译经、说法和传教。

《出三藏记集》云：“于时四方义学沙门，不远万里。名德秀拔者才、畅二公，乃至道恒、僧标、僧睿、僧敦、僧弼、僧肇等三千余僧，禀访精研，务穷幽旨。”《魏书·释老志》亦云：“时沙门道恒、僧略、道标、僧肇、昙影等，与罗什共相提挈，发明幽致。”《高僧传》也提到“三千徒众，皆从什受法”。这些沙门有些原为在关中的道安助手，如法和、昙影、僧导、僧肇、道标等，也有一些来自北方、江左等一带者，如慧睿、慧观、昙翼、僧弼等。这些名僧，不仅仅是罗什之译经助手，也是听受其义理之弟子。

鸠摩罗什入长安译经是中国译经史、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当时义学沙门群集长安，外国沙门之来者亦有多人。与鸠摩罗什合作译出说一切有部戒律《十诵律》的弗若多罗、卑摩罗叉及译出法藏部戒律《四分律》的佛陀耶舍皆来自罽宾，而鸠摩罗什年幼时亦随母至罽宾学经，因而其受罽宾一切有部影响十分深厚。

《十诵律》的前58卷是鸠摩罗什先后与罽宾僧弗若多罗、西域僧昙摩流支合译。罽宾僧弗若多罗在后秦弘始年间进入关中，受到姚兴礼遇。弘始六年（404），在长安寺中诵出《十诵律》梵本，与鸠摩罗什译为汉文，但译到全律2/3时去世。西域昙摩流支在弘始七年入关，慧远听说他善律学，携此律本，即写信给他，恳请他把《十诵律》译完。此后昙摩流支即与鸠摩罗什合作译完此律。最后的《毗尼经》三卷是罽宾僧卑摩罗叉在鸠摩罗什死后于寿春译出。卑摩罗叉先在龟兹弘阐律藏，闻鸠摩罗什在长安大弘经藏，于是于弘始八年（406）东入长安，鸠摩罗什以师礼待之。卑摩罗叉晚年住寿春，大弘《十诵律》，江南人宗之。

鸠摩罗什在西域时曾从罽宾僧人佛陀耶舍受学，后鸠摩罗什被吕光所执，从姑藏到长安，听说佛陀耶舍已到姑藏，便劝后秦王姚兴派人前去迎请。佛陀耶舍到长安后，曾助鸠摩罗什译《十住经》。弘始十二年（410），又受司隶校尉姚爽之请，译出《四分律》45卷；弘始十五年，还译出《长阿含经》。《四分律》在唐以后成为内地通行的戒律。佛陀耶舍后还西域，至罽宾得《虚空藏经》一卷，通过贾客之手传与凉州诸僧人。

鸠摩罗什于姚秦弘始十五年，四月迁化，十余年中，敷扬至教，广出妙典。东晋僧肇《什法师诔文》称其“法鼓重震于阎浮，梵轮再转于天北”。有学者指出，在道安以前，译经恒为私人事业，及佛教势力扩张后，帝王奉佛，译经遂多为官府主办。特别是罗什译经时，乃是由姚兴主持，尤其在译《大品》新经时，姚兴亲自校对。而姚兴本人亦从事讲经、修禅和著述。《广弘明集》卷18辑有其所著《通三世论》《通不住法住般若》《通一切诸法空》等，长安的佛教发展在这时达到鼎盛。《高僧传》论部载鸠摩罗什译经时“有生、融、影、睿、严、观、恒、肇，毕领悟言前，辞润珠玉。执笔承旨，任在伊人。故长安所译，郁为称是。是时姚兴窃号，跨有皇畿，崇爱三宝，城堑遗法。使夫墓慕道来仪，遐迩烟萃。三藏法门，有缘必睹。自像运东迁，在兹为盛”。罗什和他的译经僧团为佛教经典的传播及佛教进一步的中国化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道安在长安时期，正值罽宾一切有部经论之流行，因而传播的是小乘佛教，而鸠摩罗什其后在西域接受大乘教法，因而其进入关中后，复弘《般若》，宗奉龙树、提婆所著的“四论”，阐扬性空中道，传播大乘佛法的真义。其弟子也多研读大乘论者，如昙影注《中论》，道融疏《大品》《维摩》，僧导作《三论义疏》等。

关中自鸠摩罗什去世后，便频遭丧乱，先是四年后刘裕入关，又明年赫连勃勃攻破长安等，关内兵祸频繁，名僧纷纷南渡逃亡。长安佛事渐衰。此后又经魏太武帝灭佛，更多高僧名士，挟其所学，南游江淮。南北佛学也逐渐发生变化，南方偏重义理，北方偏重修行。

四 北朝时期长安佛教的衰兴

北方自鸠摩罗什于弘始十五年（413）逝世之后二三十年间，因北魏于太延五年（439）灭北凉，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魏太武帝又下诏毁佛，佛教译事、传教活动一度沉寂。西魏文帝时（507-551），复兴释教，领袖沙门师贤，乃罽宾国王种人。先游于凉，凉灭，徙于平城。太武帝灭佛时还俗行医，文成帝复兴佛法，被任为道人统，与弟子昙曜致力于佛教的恢复和发展。师贤卒后，昙曜代之，改称沙门统，有时称沙门都统。

北魏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佛教陆续兴隆，信仰盛于南方。孝文、孝宣“笃好佛理”，孝文帝诏于少室山阴立少林寺，安居西域沙门跋陀，其本人常于禁中亲讲经纶，并为西域来僧建永明寺。孝明帝（516-522年在位）遣慧生等西域求经，魏境才真正有了译经的需要。洛阳译经之盛，前代所无。史载：“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原来洛阳只有十数所庙宇，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当时竟达千余所。而永明寺译场之壮丽，世未曾有，该寺接纳“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垂”，可知当时远者来自大秦和南印度等，洛阳成为当时佛教最盛的圣地。尽管这一时期来自中亚一带的僧人也活跃于北方，但整个北朝的译事活动还是以天竺僧人为主。此时佛教的中心又一次移向洛阳。

西魏建立后，徙都长安，百事草创，然魏文帝元宝炬及权臣宇文泰等皆信佛法。《周书》载宇文泰：“太祖雅好谈论，并简名僧深识玄宗者一百人，于第内讲说。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学佛义，使内外俱通。由是四方竟为大乘之学。”《辩正论》亦云周太祖宇文泰“于长安立追远、陟屺、大乘、魏国、安定、中兴等寺，度一千僧”。当时宇文泰尊道臻为魏国大统，居中兴寺，大立科条，使得“佛法载兴，诚其人矣”，西魏佛教的复兴与道臻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宇文泰又命沙门昙显依大乘经撰《菩萨藏众经要》及《百二十法门》, “每日开讲，即恒宣述，以代先旧……香火梵音，礼拜倡导，咸承其则”。

北周建立后，周朝诸帝，亦并常立寺，大度僧尼。当时的长安有不少来自天竺的译经僧，主要有攘那跋陀罗、阇那耶舍、耶舍崛多、阇那崛多、达摩流支等人。文帝时有波头摩国律师攘那跋陀罗、周言智贤、共耶舍崛多译《五明论》，沙门智仙笔受；武帝天和年间（566-571），有摩勒国沙门达摩流支、周言法希，奉敕为大冢宰晋阳公宇文护，译婆罗门天文20卷。阇那耶舍为中天竺摩伽陀国人，北周明帝武成年间（559-560），携二弟子耶舍崛多、阇那崛多入周，于长安旧城四天王寺从事译经，先后译出《大乘同性经》《大云请雨经》等；摩伽陀国人耶舍崛多译出《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金光明经》等三部；北天竺犍陀罗国人阇那崛多先在长安四天王寺译出《种种杂咒经》《金色仙人问经》等，其赞助译经者为大冢宰宇文护，后在益州龙渊寺译出《妙法莲华经普门品重诵偈》等。

隋朝建立后，致力于恢复佛教。当时有来自北天竺乌场国（在今巴基斯坦西北斯瓦特地区）僧那连提黎耶舍，曾为北齐沙门统。隋文帝敕昭玄统昙延等30余人主持译经之事，那连提黎耶舍被迎请到长安大兴善寺翻译佛经。还有北周时期的北天竺僧阇那崛多，因北周武帝禁毁佛教，流落突厥，隋文帝时被引入长安大兴善寺主持译经。史载其译经“言识异方字晓殊俗，故得宣辩自运，不劳传度……文意粗定，铨本便成，笔受之徒，不费甚力”，表明其译经水平之高。其在隋朝译经39部。

西魏北周时西域来的僧人亦有不少，他们当中有不少是来自康居的后裔，但以传业者为多，译经活动并不突出。例如邵硕，本康居国人。大口丑目，状如狂，小儿得侮慢。时时从酒徒入肆酣饮。后为沙门，号硕公。与志（宝志大士）最善，出入经行，不问夜旦，意欲为之则去。游益州诸县，皆以滑稽言事，能发人欢笑，因劝以善，家家喜之。此应为元魏献文帝皇兴元年（467）事。还有释智嶷，姓康，“本康居王胤也。国难东归，魏封于襄阳，因累居之，十余世矣。七岁初学，寻文究竟。无师自悟，敬重佛宗。……十三拜辞，即蒙剃落……二十有四，方受俱足。携帙洛滨，依承慧远，传业《十地》及以《涅槃》，皆可敷导。后入关中，住静法寺。仁寿置塔，敕召送舍利于瓜州崇教寺。……唐初卒也，年七十余矣”。释智嶷即为“康居王胤”，显然来自中亚康国，其家族大概在曹魏时来到襄阳，出家后转到关中一带活动。

北周时期，虽有周武帝灭佛之举，但宣、静二帝继位，复兴佛法，并未影响长安佛教的复兴与发展。当时南北交通频繁，南方的学术频传北方，随着周平定巴蜀，兼并江陵，江南僧人入关者不少。隋朝建立后，文帝灭南陈，且深崇佛法，天下大德，群集关中，南北学术交流频繁，译经已成为国家事业，这些活动直接促成了唐代长安佛教的兴盛。

总之，汉魏间佛教的传播中心在洛阳，自西晋时期始，长安开始成为译经要地，其地位逐渐超过洛阳。随着十六国石赵政权尊崇佛图澄，允许汉人出家，而随后的苻氏建立的前秦政权大力崇佛，长安佛教开始兴盛。这种局面在鸠摩罗什到长安后达到一个高潮，都城长安成为当时的译经重镇，当时以罗什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僧团，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译经、说法和传教，义学沙门群集长安，外国沙门之来者亦有多人，长安佛教发展达到一个鼎盛。虽然鸠摩罗什去世后，长安佛教渐衰，北朝佛教中心又转入洛阳，但随着西魏、北周定都长安，帝王多数深崇佛教，长安佛教又有所复兴，隋朝建立，更使得天下大德群集关中，为唐代长安成为全国佛教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

（韩香：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