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中国的商人组织有着悠久的历史，至迟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有了“行”“团”组织，明清时期更出现了众多地域性和行业性的会馆、公所。它们既有与西欧行会（基尔特）类似的行业自律的一面，又显著区别于基尔特相对政府的独立性，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府与商人之间发挥了重要的沟通职能。迄至近代，伴随着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的开启，特别是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商人组织也在西方商会、行会的示范效应和晚清、民国政府的积极引导下，与其他经济组织和制度一起发生了变迁与重构，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在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近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商人组织一直多有研究。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章开沅、徐鼎新等前辈的倡导下，虞和平、马敏、朱英等学者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近代中国行会与商会的高水平论文和专著，相关的档案资料也不断得以整理出版，促使近代中国行会与商会研究发展成为经济史学界的一个重要领域，产生了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

天津银行公会是近代中国成立最早的银行公会之一，自1918年2月创立，持续了34年，在近代天津金融市场以及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书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天津市档案馆所藏丰富的天津银行公会档案资料，详细梳理1918～1936年天津银行公会的历史演进过程，揭示了天津银行公会诞生、存在与发展的内在规律，并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分析探讨了其在近代天津金融市场运行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近代中国行会史的研究成果，而且深化了我们对近代中国政府、商人组织与商人三者关系的认识，对于我国当前规范发展行业协会、商会，使其在现代市场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聚焦于天津银行公会本身，详细探讨了天津银行公会诞生的社会与行业历史背景，其日常决策、财务管理和经费分担制度演进的过程，及其在便利会员营业、维护市场秩序、沟通银行与政府方面的业务活动。下篇考察了天津银行公会的外部联系情况，通过协助政府举债、检查准备金案和维持直隶省钞案等案例的研究，深入分析了天津银行公会与政府和其他商人组织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天津银行公会在稳定金融市场、构建市场运行基础和塑造金融制度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史料扎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我们从事科研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经济学理论作为我们从事经济研究的方法和工具，虽然可以为研究框架的设计提供有益的参考，但理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本质上根源于社会存在，其表现形式也会随着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具有历史性质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变动不居的历史本身，经济学理论的推陈出新和不断发展，归根到底也还是依赖于对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分析、解读。作者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不辞劳苦，整理和运用了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天津市档案馆藏天津银行公会（1918－1936）案卷级档案共计540余卷，文件级档案340余件；各会员行藏档案200余卷。这些档案内容涉及会议记录、各种信函、账目等，可以很好地体现历史的原貌。除此之外，本书还运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卞白眉日记》等资料中关于天津银行公会活动的文献线索，与档案资料相互对照、印证，增强了论断的可靠性。

在充分挖掘和利用档案史料的基础上，本书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供求理论和博弈分析框架，认为从制度需求的角度看，天津银行公会的诞生不仅根植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厚背景，更是在近代天津银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行业共同利益日益凸显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是一种集体行动的制度建构；从制度供给的角度看，则可将天津银行公会看作一种向会员提供公共品或服务的有机系统或装置，而具体业务活动无非是天津银行公会向其会员提供的公共品或公共服务的具体表现；而天津银行公会的存在确实有利于缓解政府承诺问题，正是政府与商人组织为各自所代表利益进行的不断博弈，导致了直隶省地方政府借贷市场的持续存在。本书还借鉴政治学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通过检查准备金案，探讨了“强制力”和“权利域”在制度塑造中的重要作用；通过维持省钞案，强调了政府与天津银行公会在货币信用维持中的不同作用，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

当然，作为作者的第一本专著，由于学术视野和资料等各方面的限制，本书还存在一些不够完善之处，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博弈分析的模型设计还略显简单，运用西方政治学“国家—社会”的研究框架来探讨近代中国政府、行会与商人的关系，其解释力也有所不足，还有一些问题尚未涉及。希望作者能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继续深入学习和思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西欧行会及相关问题的阐释，结合近代中国的具体国情、世情和特点，参考学术界关于近代上海银行公会等同类机构的研究成果，通过对近代天津银行公会更深入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习的都是经济学专业，具有较好的经济学理论素养。自2012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我攻读经济史专业博士学位以来，一直以积极热情和扎实认真的态度，努力学习经济史理论方法和前辈的研究成果，以甘坐冷板凳的精神长期爬梳档案史料，从不适应到适应，逐渐地形成了对经济史学科的挚爱。本书正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经过不断修改而成，是作者近几年来在经济史领域不断学习和思考的一个总结，我亦借此希望作者始终保持对学术事业的一份热爱，坚持正确的学术方向和治学理念，勇于创新，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是为序。

张东刚

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