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道治在中国的历史与未来

廖先生思想的重心在于道治理论,但他也注意到了道治在中国历史上的实践经验。其道治思想除了来自远古的黄帝外,还来自先秦诸子的思想及秦国的变法实践。

1.先秦道治思想的发展与变法实践

廖先生认为,远古的轩辕首次提出了道的基本思想,并对道在治国之术及个人修养方面的作用提出了初步的却很全面的认识,这些认识构成了中国文化文明的最初源头。春秋战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继承了轩辕之道,并根据时代的要求和具体的治国实践发展和丰富了这些思想。他们是商鞅、孔子、老庄和杨朱四派。

关于轩辕思想在诸子思想中的体现,“我找到了商鞅的法治理论,孔子的儒家思想(互惠正义)、道家关于道的概念(无为)以及杨朱的为我理论,将这些思想置于轩辕思想与实践的框架中来加以讨论。”“……中国科学法治观下的反熵运行体系体现为五条天命,它们更具体表述为以下四个因素:商鞅关于法治的理论、孔子的以道为基础的互惠正义、老庄的自然无为思想、杨朱的物质—精神上的为我思想。”

他具体分析道:“商鞅的法治理论后来为韩非继承,是实证法律主义;但若无正义,不是法治,是暴政。孔子的义是互惠的,体现了先予后取的五项天命,为法治注入人文关怀。老庄的道之无为,体现了人自身的精神解放和精神自由,平衡了儒法两家。杨朱为我,赋予生命存在的意义,包含在五项天命之中,是权利义务统一,是对儒法的集体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平衡补充。”参见廖凯原《黄帝范例:轩辕反熵运行体系2.0》,2014年向涿鹿会议提供的论文,第69~70页。

上述四派中,商鞅是思想家兼政治家,亲自主持了秦国的改革。廖先生对他最为敬佩,认为他继承了黄帝“立法为民和将相大臣都要守法”的精神,创立了最早的权力和职能分离的理论并成功地付诸实践。“尽管他将立法和权力的来源都归于国君、天子,但是法律执行和权力行使都由大臣来负责,后者实际上通过法治来执掌奖惩权柄。”“如果将他的集权主义加上另一支柱,即德治,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他的主张其实就可以被认为是另一种版本的英国君主立宪制。”廖凯原、关志国等:《〈黄帝四经〉新见:中国法治与德治科学观的反熵运行体系》,《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2期,第19页。

廖先生认为孔子的思想继承了黄帝之道的双赢互惠、爱民知耻、重德守法等观念,为中国的法治注入了德治内容,详细论述见前文。“法治和德治体系既强调权利也强调义务;两者共生且同时赋予,相辅相成,植根于源自道的科学观。”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观念与基于上帝赋予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的西方法治概念不同。同上,第25页。

廖先生认为,老庄的“道之无为”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心神与万物为一;杨朱的为我意味着遵循自然,包括自然的欲望和情感,可理解为天命之一:人是主权个体,与生俱来地享有六大自由。两家的思想平衡了法家和儒家的集体主义意识,与法、儒两家一起构成了中国法治和德治的要素。这四家思想的共同的根都是黄帝的道,它们从不同侧面发展和丰富了道的思想,促进了道治的实践,构成了中国道治的传统。“不同学派关于道的观点反映了道的各个方面。道独立不改,兼容万物。不能只选出一个方面,如法家和儒家的法律,或者道家的自然和杨家的为我。道是所有这些的合一,也包括所有方面。道囊括百家。黄帝的道即包括了发展为百家思想的所有方面。”见于《中国法治与德治科学观反熵运行体系》一文,第27页。以上引文最能够说明廖凯原先生对轩辕黄帝的道的认识。

2.道治在今日中国发挥作用的途径与条件

在廖先生的思想中,道即KQID,具有无穷的创造力,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引擎,可以推动古老的中华民族走向美好的大同境界。道的创造力的发挥需要良好的社会条件,为此他设计了轩辕反熵运行体系2.0的方案。

什么是轩辕体系2.0?什么是反熵?在多篇文章中,他从不同角度对这些概念及其内容作出了解释。

首先,轩辕体系是一种社会治理过程。廖先生指出:“轩辕运行体系是在科学法治观框架下的反熵运行体系。”《轩辕运行体系2.0(轩辕纪年4708—永远)》,第72页。“社会主义中国的政府应该是一个由统一的‘反熵’社会主义政党领导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带领人们依据黄帝所提出的科学法治观来实现每一个人的梦想,以令每一个公民皆得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繁荣而和谐的社会之中,接受教育、身体健康且生活富足。这样的一种社会治理,我将其过程概括为‘轩辕运行体系’”。《轩辕运行体系2.0(轩辕纪年4708—永远)》,第55页。

其次,反熵就是先予后取。廖先生下面这段话最为集中地指出了其特征:“天命,就是上天的授权,授予每个人作为主权个体,体现了先予后取的反熵原则。……天命的运行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又是一个关于熵的自然过程。熵的扩散即为恨,反熵的聚集即为爱。……五条天命就是上天的基本指令。这一体系可以被简化为先予后取。这是宇宙的原理,显示了宇宙的仁爱原则。……中国科学法治观下的反熵运行体系体现为五条天命,它们更具体表述为以下四个因素:商鞅关于法治的理论、孔子的以道为基础的互惠正义、老庄的自然无为思想、杨朱的物质—精神上的为我思想。”《轩辕运行体系2.0(轩辕纪年4708—永远)》,第70页。

以上引文中对熵、反熵和反熵运行体系的解说很多,大致包括这样几层意思:反熵是物理学名词,其基本意思是仁爱、先予后取,反映了爱民为本、法治德治并用、尊重个人自由、权利义务统一等价值观和有调控的市场机制的社会政策要求等内容。从对轩辕反熵运行体系的具体解说中我们可以看出,该体系之运行实即道治的具体展开。关于熵与反熵的具体内容,参见倪正茂《黄老思潮与汉初君臣反熵治国》,转引自徐炳主编《黄帝思想与道、理、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156页。

在明确轩辕反熵运行体系的基本内容以后,廖先生认为,要发挥其作用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要满足四大因素,即“强大的个体、强大的政党、强大的组织和强大的政府”。这四大要素还要能形成合力,“一切事物,包括每个个体、每个组织、每个机构和每个政党运用其拥有的一切资源,如同聚集的激光束指向特定的目标,去实现每个个人的梦想和愿望”。《轩辕运行体系2.0(轩辕纪年4708—永远)》,第59页。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无中生有”的创造力,发展出“免费午餐”即丰盛的社会财富,实现轩辕大同的中国梦。廖先生在他一系列的文章中对这四大要素的具体内容基本上都作过细致的研究和阐述,其中与道治紧密相关的大部分内容,本文在前面都作过介绍,其他内容此处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