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治:《黄帝四经》卓越的治理思想——兼议廖凯原先生的“道治文明”观点

艾永明∗ 艾永明,清华大学法学院凯原中国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轩辕纪年4712年(2015)4月19日,在河南新郑举行的“第九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上,廖凯原先生在《轩辕召唤》建议稿中提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赫赫始祖,轩辕之道是中国文化之源,黄帝思想的核心是“道治”:“轩辕的法哲学公开表明依靠道治,它为中式法治明确界限和指导方针”,“道,而非人,才是一切事物的准则,并支配一切。”廖凯原先生的这些论述对我们深刻认识黄帝思想和整个中国古代文明是富有启迪意义的。

许多中外学者都认为,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范畴,是中国古代文化之根,因此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道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发表的相关论著也是数不胜数。然而,由“道”上升为“道治”并加以探讨和研究的却少之又少。而且,对“道治”的已有研究未能很好地区分“道”与“道治”理论属性的不同,基本停留在传统哲学的角度和层面上进行分析,没有重视从道的社会化和实践化的角度加以探讨和研究。据笔者所见,仅有少数学者以“道治”对道家思想进行过研究。如商原李刚:《道治与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唐少莲:《道家道治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另有一些相关文章如商原李刚:《论“道治”政治哲学》,《唐都学刊》2006年第3期。唐少莲等:《“道治”的正当性及其悖论》,《伦理学研究》2010年第11期。孙亚洲:《人治、法治、道治问题探讨》,《经济与文化》2010年第2期。因此,对“道治”的研究和阐发只能说刚有起始。

1973年,《黄帝四经》(本文以下简称《四经》)在失传两千多年后被重新发现,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关于《四经》的思想归属,学术界多有分歧,主要观点有两种:一是认为《四经》是战国时期黄老学的代表作,书名虽为《黄帝四经》,但这只是假托“黄帝”而已,其思想与黄帝没有关系;二是认为《四经》是自黄帝时代以来代代口耳相传,在传递中不断增减、修正、丰富、发展而成的,包括文字、语言都是经代代相传、不断打磨精炼而成的。《四经》肯定不都是黄帝的言论和思想,但它的原始理论元素、原始观点是黄帝提出来的。这些原始思想、理论和观念又历经数十代人反复实践、检验、丰富、发展,最终形成了《黄帝四经》。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比较符合历史的逻辑。《四经》是我们了解和研究黄帝思想的珍贵典籍。《四经》内容之丰富、观点之独到深邃已为学术界充分肯定。然而,《四经》的核心理论是什么?根本主张是什么?学术界的已有研究似乎并不十分清晰。依笔者粗见,《四经》全书论述的问题以“道”为中心:道是什么?道何以成为治国之准则?循道与违道的结果是什么?道如何得以实施践行?……所以,“道治”应该是《四经》的核心理论和根本主张。本文试对这一理论作比较系统的探讨,以期得到学界之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