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伟大的轩辕

轩辕是我们的赫赫始祖、文化英雄、中华文化与文明的缔造者和赋予者、现代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创始人。他是自轩辕元年起我们伟大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标志，也象征一个团结的中华民族。轩辕思想不仅是中国诸子百家思想的本源，也是近五千年来亿万华夏子孙的多元化思想的本源。

作为中华文明的始祖，轩辕对文化共同体政府这一先进理念和治国之道进行了清晰的和全面的阐释。《黄帝四经·称》：“善为国者，太上无刑，其次正法，其下斗果讼果，太上不斗不讼不果。夫太上争于化，其次争于明，其下救患祸。”

他建立了良好的治理体系，并传承了对“老虎”、“苍蝇”的适当惩罚和对有德行之人的奖赏，不论地位高低。《黄帝四经·六分》：“文德究于轻细，武刃及于当罪。”

他施行任人唯贤的用人策略，通过组建最佳可能政府来为人民服务。任人唯贤的贤能政府就意味着唯有贤者方能治国。轩辕反对任人唯亲。他爱护人民，并任人唯贤，“收天下豪杰骠雄”。因此，我们必须对高层领导设有两届任期和年龄的限制，并永远地禁止任何不受限制的终身职位，并明令禁止高干子弟子继父权。这是为了避免大禹的历史错误，他传位于子，开启了中国的封建制度。

轩辕明确了道治、执政党之治、民治、法治和五项天命之治的观念。道治就是先予后取之治，其中治国的核心要义便是“爱民”，帮助每个天命人实现各自的梦想和愿望。《黄帝四经·君正》说：“父母之行备，则天地之德也。三者备，则事得矣。能收天下豪杰骠雄，则守御之备具矣。审于行文武之道，则天下宾矣。号令合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

轩辕下令建立国家法律与秩序，人人均须遵循道治。《黄帝四经·经法·国次》说：“国失其次，则社稷大匡。夺而无予，国不遂亡。……毋阳窃，毋阴窃。……阳窃者天夺其光，阴窃者土地芒荒。……阳窃者疾，阴窃者饥。……毋故执，人执者失民，人执者流之四方。毋党别，党别者乱，党别者外内相攻。”

轩辕主张男女生而平等，“柔刚相成，牝牡若形”。他更表扬了女性的态度（雌节）：“是谓吉节，是谓绔德。”例如，轩辕的妻子嫘祖，发现蚕丝可以用来制造丝绸，从而发明了缫丝方法并开创了养蚕业。她是世界上丝织业的先驱，也令中国文化与文明伴随着丝绸享誉世界。中国丝绸出口到世界各地，连凯撒时期罗马的贵妇也以身着中国的优雅丝织品为傲。

轩辕重视修养自身心智，培养自控能力，曾在博望之山长达三年之久，方开始为各部落重建和平繁荣。他的下臣兼师父阉冉建议他：“始在于身，中有正度，后及外人。外内交接，乃正于事之所成。”

作为首位科学家，轩辕运用了轩辕—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即只有“唯一不失”的理论才是正确的。他坚持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路线：“情伪有实。”他通过观测和计算日月星辰的运行发明了轩辕历法，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他将伏羲的八卦从文字变成符号（☰☱☲☳☴☵☶☷），并将其发展成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八卦。轩辕已发展出一个源自道的关于科学的创造与分配存在的深奥故事。

作为首位全科医学家，轩辕以大慈大悲的胸怀为人民治病。他建立了当时的科学医学，使人民保持健康、度过百岁、同登寿域。他倡导“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他教导人们要施用预防性药物，积极预防疾病，增强免疫系统以抵抗任何潜在疾病：“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作为首位环境学家，轩辕敬爱大地。作为所有部落的核心首领，他接受了神圣天命，并向世人宣告，他“畏天、爱地、亲民”，以统治中华文化共同体，并帮助每个人追寻其人生目标。他使天地人和。人若是损害了地，就必定会损害天和人。他宣布：“毋土敝”，“土敝者亡地”，“土敝者天加之以兵。”所以，我们必须重视环境保护和利用，这也是任何科学发展观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黄帝四经·称》：“宫室过度，上帝所恶；为者弗居，唯居必路。减衣衿，薄棺椁，禁也。疾役可发泽，禁也。草丛可浅林，禁也。聚宫室堕高增下，禁也；大水至而可也。”

作为人类首位人权律师，轩辕宣扬并践行“爱民”和“民本”原则，并有三大理由。

其一，正如上文言其人生使命所述，轩辕主张人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以追求个人生活目标，这比1776年写下著名的美国《独立宣言》的伟大人权律师托马斯·杰斐逊早了四千多年。轩辕热爱人民，提倡神圣的生命和人类的自由。他于轩辕元年宣布并制定了关于轩辕大同的使命：“我禀赋于天，受意于大地，得力于人心……我谨畏天，敬爱大地，爱护人民，我帮助迷惑的人们找到他们正确的人生方向……我帮助已有目标的人们实现其人生理想，我使他们富足。”

其二，接受天命后，轩辕向人们颁布了他的天命大宪章，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书面大宪章，授予人们推翻并诛杀暴君的权力。例如《黄帝四经·正乱》讲述了我们的英雄轩辕是如何亲自擒杀蚩尤的故事，并详细阐述了轩辕和他的人民如何对待蚩尤，并以儆效尤的：“剥其皮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翦其发而建之天，名曰蚩尤之旌。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腐其骨肉，投之若醢，使天下唼之。”

轩辕忠告人类遵循其天命大宪章：“谨守吾正名，毋失吾恒刑，以示后人。”《黄帝四经·正乱》亦云：“毋乏吾禁，毋留吾醢，毋乱吾民，毋绝吾道。乏禁，留醢，乱民，绝道，反义逆时，非而行之，过极失当，擅制更爽，心欲是行，其上帝未先而擅兴兵，视蚩尤共工。”

他惩处各地暴君，即使是经过合法选举产生或任命的暴君也无权统治。统治者的统治权是有条件的，应确保这种统治以人本与公正的方式对待全体公民为前提条件，必须保证每一个公民享有免费教育、免费健康医疗并能平安地享受免费的物质财富，同时有意愿也有能力追求自己的梦想与愿望。此外，任何暴君必无容身之地，他/她的下场必将是按照正义的法律和正当的程序被逮捕、判决。轩辕曾警告所有暴君：“人恶苛……苛而不已，人将杀之。”例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以及被臣民推翻的商末君主纣王，都被人民推翻并诛杀：希特勒和商纣被迫自尽，前者饮枪而后者自焚。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则是被人民处决的——前者被枪决，其尸体被反吊；后者则被判战争罪并处以绞刑。

天下正义之理：在其法律权限内，轩辕天命可号令万物。他的著名的后代周武王和其弟周公跟随轩辕脚步，通过正义的战争（火烧他的家眷部臣）逼迫商纣王自焚而死，并建立周朝。周公以史为例，证明了周朝反抗暴君商纣师出有名，他解释了商汤诛杀夏桀及其全家的原因：“桀……是惟暴德罔后。”也是因为这一理由，他以周代商。他向天下世人说明：“呜呼！其在受德，暋为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钦罚之，……”

正义是为了天下苍生，否则就没有实现正义。轩辕的天命大宪章是一个面向来自所有文化、所有种族、所有人的普适之令，因此也适用于全人类。他不仅授权任何文化共同体的每个公民可以推翻各自国家内违反人本的统治政权，还授权一个文化共同体的统治政权可以借“天下正”之名，“不襦不传”地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惩罚如希特勒之纳粹这样的犯了反人本之罪的邪恶政权。替天行道，并帮助受压迫和受奴役的人们终结他们违法的政权，以公平而合法的方式建立一个有美德的新政府。据《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条约中现行的国际法和惯例，这一天命在本质上是超越领土界限的。

伟大祖先轩辕在《黄帝四经·十大经·观》中严令众人：“不达天刑，不襦不传。当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他批准征讨任何邪恶政权的战争，只有以“天下正”之名终结人权滥用时，这样的惩罚措施才是正当的。这也是依据孟子的人情，即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禁伐当罪，必中天理。”如果这样的人道主义干预被用作领土扩张的托词，那么对于这些侵略性政体，“地将绝之”。因为“地恶广”，且“见地夺力，天逆其时”。

其三，轩辕奉劝人类遵循兼收并蓄的道治，并接纳、包容所有独特的思想和文化。轩辕道不是排他，而是中庸在多样性中的和谐统一，反映了轩辕身为中华文明创始人和“赫赫始祖”所拥有的包罗万象的文化身份。是道，而非人，才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并支配一切。他反对“三凶”的恶主：“一曰好凶器，二曰行逆德，三曰纵心欲。”他赞同每一位仁主心中“唯公无私”，并学习、跟随“与天同道”；否则，便会“逆顺相攻”。他在《黄帝四经·论约》和《黄帝四经·道原》中对道治给出了如下定义：“功溢于天，故有死刑。功不及天，退而无名；功合于天，名乃大成。人事之理也。顺则生，理则成，逆则死，失则无名。背天之道，国乃无主。无主之国，逆顺相攻。”“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形。一者，其号也，虚其舍也，无为其素也，和其用也。”

道治文明不会与其他任何道治或神的先知之治文明相冲突，因为道治文明本质上就是兼收并蓄的。道治对其他文明都包容并举，如同一个有着各种人种的大家庭，在多样性中达成和谐统一，谱成思想与信仰的音乐篇章。道治是所有可能治理方式中最好的一个。道治将人文与科学之间的鸿沟消除并合将两者并成一个大一统的学科，不再有文理之分。所有的知识必须基于可证实的轩辕—邓小平的实事求是，即无处不正确，处处皆无失。所有的政府政策、法律、既定目标不论正确与否，也都必须是可证实、可问责、可证伪的。

在中国，一切都以道治、党治、民治、法治和德治为基础。没有人、君主、统治者、组织或党派是凌驾于道之上的，道本身亦是如此。道必须遵循自己的道治。道治即为五项天命（人本、公正、杨朱的六感自由、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以及有调控、自由开放、“先予后取”的思想、商品和服务市场）之治。中式德治即道治，因为“人皆以之”，没有道将一事无成，且道“唯一不失”；而西式德治实则是先知之治，这样的先知之治也为法治设定了界限。西式法治受到不言自明的先知的限制和支配。换言之，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源自基督教先知之治。这也正是我们不常听闻这一说法的原因，因为它会导致政治分裂和社会动荡。如果它在源自基督教上帝价值观的法庭上被公开声明，这些法庭的审判将会引起争议，不被非基督教徒遵循。正因如此，富勒认为法庭不得不欺骗全世界和自己，误以为他们的决定仅仅是根据案件的真相和他们自以为客观的法律而得出的。这些善意的谎言因众人保持缄默的协定而得以保留，这也使得这一实证主义法哲学的秘密仅为可靠对象所知。在源于神治的西方法治之下，尽管美国试图以建立托马斯·杰斐逊1802年倡导的“政教分离”作为安全措施，但美国官员们仍会手按《圣经》就职，国会日程仍以早晨祷告开始。而且，人们依然会在庄严的国定假日于圣诞节庆祝耶稣诞辰、于复活节庆祝耶稣复活、于感恩节感谢上帝，并依圣经将每周日定为休息日。甚至美元也表明了其先知之治的本源，因为上面印有“我们信仰上帝”的字样。反之，我们也可在人民币上印上“我们信仰道”，以体现我们轩辕文化共同体的本源。

同时，轩辕的法哲学公开表明要依靠道治，它为中式法治明确了界限和指导方针。道治就是五项天命之治，事实上，任何不受五项天命之治限制的法治都是专制的。没有五项天命之治的法治依然是人治。例如希特勒。他成为纳粹价值观的先知，并以一己之见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他是依德国法律以正当而民主的方式被选举出来的，而他的政权则是依照德国的法治和纳粹的价值观来治理的，实际上是与上文中的五项天命相违背的。因此，神治仍有两大缺陷：1．它无法适用于不信先知或神的人们；2．神治倚仗其先知。由此可以得出：源于神治的法治在根本上有一个不可调和的弊端——它取决于那位自称是万能之声的先知人物，他垄断了对神之法律的解读。所以，这样的法律体系仅仅是建立在对先知与神之间联系的信仰之上的，而这无法被证伪，甚至连那些试图证伪先知和其言行真实性的行为都是对上帝的亵渎。回溯历史，我们已有了无数先知，也因此有了无数神和对神之法的解读。先知也是人，所以归根结底，先知之治不过是人治的另一种说法罢了。这一基础取决于以先知为名的人治。换言之，西方法治从表面上看确是一种真正的法治理想，也为许多人带来了更美好的生活和正义。西方法治有着一套健全的机制，并能通过制度予以贯彻，这便是我们可以学习并有选择地将合适的部分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位中为自己所用。然而，尽管它有着诸多好处，它从根本上却有着一个不可调和的弊端：先知也是人，即使先知是神的化身，他仍需要其他先知来解读他的话语。因此，归根结底，西式法治的法哲学仍是基于专制的人治之上的，而所有基于人治的法治都在根本上有不可调和的弊端：它们注定会被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和他们的小团体腐化。这些法治取决于先知和其后自称圣者根据自身统治利益而作出的解读。相反，道治是多元宇宙的标尺，它可被形名统一和实事求是的标准证实和证伪。我们不再以先知的“足长”来丈量长度。例如“米”被定义为真空中光在1/c秒内穿行的距离，试想若“米”和“秒”是由无数来自不同地域和年龄段的先知专制地决定的将会如何？那么，像GPS、火车和飞机这样的现代奇迹将会停止正常运作，而国际商务也将会终止。根据我们的保守估计，半数以上的世界人口，即三十五亿人将会丧生。因此，我们必须从可证伪的事实中求是，而非盲从自称为先知的人。不论一个人有多么神圣，他终究是人。我们必须摒弃由先知强加的专制标准。我们的法律和价值观都必须源自可证实也可证伪的道，而非先知或圣人。正因如此，我们伟大的文化始祖轩辕规定中式法治必须被置于德（五项天命）治的笼子之中，这一德治源自道，而非任何人或先知，无论此人有多么神圣。中国法院必须遵循包括形名统一、奖善惩恶、实事求是的轩辕道之治，用包括国法和人情在内的中式法哲学来解释事实和法律。我们必须在一个可证实也可证伪的基础之上将法治标准化，而这一基础必须是人们能够公认的可证伪的标准。道的五项天命必须是这样的可证伪的准则。近五千年来，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文化共同体无法遵循道治、德治或人本之治，公正之治，六感自由之治，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之治和创造分配财富之引擎——有调控、自由开放，“先予后取”的思想、商品和服务市场之治，那么这个国家将无法规避暴力变更的历史周期律，最终不是因内部暴力革命而自取灭亡，便是被他人征服或沦为其殖民地。

轩辕发展了中式法哲学，并推广由中华引擎提供动力的中式法治与义理：道生法与德。

习近平曾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历史证明，最早的法治就是由中国的轩辕提出来的。

他是4712年前的轩辕元年基于科学之道的法治（rule of law）的缔造者和创始人。法治及义理科学观直接由道产生。五项天命（道）是我们的大宪章：人本、公正、杨朱的六感自由、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以及创造分配财富之引擎——有调控、自由开放、“先予后取”的思想、商品和服务市场。法和义理是为了我们的福祉而设计的，而非为了统治者或道的利益，因为道和统治者都因我们而存在和生存。毫无疑问，道并不凌驾于自身之上，道遵循自身的道治。轩辕法治及义理科学观并非统治者高于法的法制（rule by law）意识形态。法制理念是一种“小人”的封建意识形态，他们仅为一己之私而治理天下。因此，才有了轩辕的天命大宪章，罢免那些只顾一己之私而非关注人民利益的领导者。这五项天命是世间万物的大宪章。因为这些法与义理对所有人来说是同一标准的，所以任何人都应当公平地以这一源于至高无上且理性的道为标准。按此标准，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判断、遵循法及义理，故而没有任何人或君主、任何组织或政党可以凌驾于这些法与义理之上。此外，每一个人和组织在此标准下一律平等，无一例外。《黄帝四经·道法》：“见知之道”，“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度量已具，则治而制之矣。”

轩辕卸下了人们的枷锁，使人们翻身获自由。如果人只由源自道的轩辕法治和德治评判，那么他就是自由的。如果法治取决于人治或先知之治，那么人就无法真正获得自由。所以，人人都不会遭受非正当程序下的起诉、罚款及逮捕，不会遭受因非正当搜查和捕获而产生的恐惧，不会遭受酷刑，从而能自由地追寻杨朱的六感自由，自在无为地在自然中生活。伟大的法家学者商鞅曾观察发现：轩辕统治之下，人们“诛而不怒”，因为这里的刑罚是公正的。正因如此，轩辕禁止专制的人治，并在法治与义理科学观中规定：没有任何人或组织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强烈反对酷刑，并宣布：“一国而服三不辜者，死；废令者，亡。”他告诫当权者不要滥用职权：“人执者流之四方。”

卡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曾言——人们“失去的只是枷锁，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也是各地区和各时代人民的共同梦想和愿望。我们的赫赫始祖轩辕终生致力于卸下人们身上的枷锁，并创造建立源自道且有着中国特色的最佳法治和德治，使所有人解放翻身、当家做主。他帮助人民寻梦、追梦并致富，使人人享有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免费最低物质财富。因此，轩辕和马克思去除枷锁并解放人们的目标实现了统一。在源于道的法治与义理科学观中，马克思主义和轩辕思想统合于一体了。

轩辕思想采纳、体现并发扬了中国共产党所有的价值观与美德，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习近平的中国梦。同样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将轩辕思想吸收、遵循并融合为一体：给予和索取的统一、轩辕—王阳明—毛泽东的知行合一、名形统一、言行一致、法治与德治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和万物的统一。例如《中国共产党章程》：“党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基本路线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换言之，由于所有的中国思想都是轩辕思想，轩辕思想已和有中国特色的党的思想形成统一。轩辕思想也是十三亿多中国人的个体基因思想，赋予了中国人“中国性”。

党和轩辕的这种统一既不反对党，也不反对政府。相反地，这样的统一反而会增强党在中国人和全人类眼中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因为和轩辕的统一使党在中国人和全人类眼中的地位不降反升。中国人在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中自然地汲取了轩辕文化文明。事实上，中国人不一定要有华人血统，但必然无一例外地受到轩辕思想的浸润。换言之，轩辕道业已发展衍生出今日的十三亿中国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正是因为存于心中的轩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