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全球生产共享将世界各国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国所处的生产环节、扮演的角色和地位是不同的，本书从增加值这一新的视角探讨和分析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问题。

随着中国融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迅速，并具有明显的垂直专业化特征，即出口中包含大量他国创造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衡量国际分工地位的指标在分析新形势下的国际分工地位时不免出现偏颇。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制造业的出口规模、合理审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本书从增加值角度，在一般均衡框架下，通过对“价值流”的衡量和分析，重新审视了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本书的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导论，阐述了本书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对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分工地位的相关研究文献做了综述，介绍了本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和不足，并对书中所用数据做了说明。

第二章为理论基础。阐释了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基础和动因，并构建了一个两个国家、两种要素、两种商品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用以分析垂直专业化分工、贸易和增加值的变动。理论分析表明，要素禀赋差异仍然是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基础，资本丰裕的国家会专业化从事资本密集型环节的生产，而劳动丰裕的国家则会进口资本密集型环节中间品，从事加工组装这种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出口最终产品。最终产品价格的上升会使劳动密集型国家的增加值在产品价值中的比重降低，从而使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从事下游环节的国家处于不利地位。

第三章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基础和条件。这一部分对应于第二章垂直专业化分工动因的理论分析，从要素禀赋、技术和规模经济、制度和交易成本几个方面考察了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基础。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优势、产业聚集、关税的降低和政策优惠措施对中国制造业融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四章测度了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及其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的位置。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在逐步提高，并具有明显的高技术特征。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的位置是通过勾勒中国制造业参与的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链条和勾画制造业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网络来反映的。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制造业参与的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链条有从“三角模式”向“欧美－中国－欧美”模式转变的态势；第二，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网络具有明显的区块特征，各区块间通过主要国家/地区的联系而连接，该网络是动态演变的，在其演变过程中，中国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第三，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制造业行业主要包括焦炭、石油炼制和核燃料行业，化学和化工产品行业，橡胶和塑料行业以及电子和光学设备行业；第四，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了制造业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网络的布局，可能会引起全球分工格局的调整。

第五章对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做了实证研究。此部分的研究基于“价值流”的视角，从价值流出和价值流入两个角度做了考察，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分析。第一，从增加值贸易角度重新对中国制造业的出口规模进行了评估，发现用增加值贸易衡量，中国制造业的出口规模下降了，中高和高技术制造业行业尤甚，反映出中国中高和高技术制造业行业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并没有传统贸易方法衡量的那么高。第二，在对增加值贸易规模加以计算的基础上，利用CA指数和CTB指数衡量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主要表现在低技术制造业行业上；尽管在不断提升，但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网络中其他主要国家/地区相比，中国制造业（尤其是中高和高技术制造业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并不高，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并不高的事实。第三，利用全球价值链收入这一指标，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的要素收益。从总额上看，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的获益不断增加且占全球整体的份额也在扩大，已能够和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相提并论。然而，从人均获益的角度看，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的获益水平不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在分技术类别上均是最低的，反映出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获益是依赖于高投入而得到的，实际分工地位并不高。

第六章给出了全书的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纵览全书，可以发现，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在提升，但是和其他经济体相比国际分工地位并不高。全球金融危机后，面临潜在的国际分工格局新调整，中国制造业要提高国际分工地位，只有向国际分工体系的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