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康德因果性理论的形成背景

第一节 宏观哲学史背景

Kausalität这个概念来自拉丁文causalitas，根据J．里特（Joachim Ritter）等人编辑的十二卷本《哲学史词典》, causalitas（德文Kausalität，英文causality）最初出现于中世纪拉丁语对阿拉伯语的翻译中，它又涉及一个成熟的抽象概念，在当时的希腊文和拉丁文传统中还没有与之对应的观念。causalitas至少有五种含义：原因的实存、原因的有效性、关于原因的抽象概念、使原因成为原因的本质、原因与结果的关系。最早在哲学中使用causalitas这个词的人是著名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康德延续了中世纪以来的理性主义思维传统，将因果性概念作为其十二个纯粹知性范畴之一。而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思想实际上是以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为渊源的，所以按照思想史演进，因果性思想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形而上学。

古希腊哲学开始于人们对自然的素朴的思辨研究，这种研究一改神话中神人同形同性论的生动描述，以某种抽象自然物来解释现象中万物的生成与运动。延续着这种思路，赫拉克利特提出了万物运动的客观法则的思想，即永恒并唯一的逻各斯。逻各斯在古希腊时期具有多重含义，笔者认为在哲学中这一概念主要有“自然运行的客观法则、自然客观法则在主观思维中的呈现、承载主观思维的言说或话语”三种含义。逻各斯精神实际上类似于希腊神话和悲剧中所宣扬的隐秘而不可改变的“命运”，它是人们对世界整体的秩序化、规整性的最初把握，经由巴门尼德存在论的中介，这种精神逐渐演化为柏拉图的超验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神化的纯形式。亚里士多德对存在（特别是实体）的原因的研究形成了人们现在所熟知的四因学说，他系统地总结了古希腊哲学家对自然本原以及抽象的逻各斯精神的几乎一切探索路径。四因说可以被看作西方哲学中最早的因果性思想，而亚里士多德最重视的是形式因。形式因实际上可被看作古希腊逻各斯精神的演化，它在中世纪哲学中进一步发展为与上帝同在的“道说”。上帝按照其道说（或道成的肉身、耶稣）而影响世俗世界中人的思想，逻各斯在人类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中的地位得到一定的凸显。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哲学家不再像苏格拉底那样谦卑地屈居于隐秘的理性之下，也不再像基督徒那样折服于至高无上的神性光环，而是宣称自身就先天地拥有关于自然本身如何运行的客观法则的观念。逻各斯也不再被看作单纯上帝的道说，而是客观自然存在和主观思维观念同时所具有的法则。这就将哲学家的研究视野和兴趣扩展至人类自身的理性思维能力和具体的自然存在物领域。古希腊宏观叙事中思维对自然本原和世界整体的直接性关系，演变为近代哲学中思维对思维自身的直接性意识，以及思维对自然中具体物质实体的间接性把握。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所提出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也由于逻各斯在二元对立的主客体中的分裂而被解构。因此，思维和存在如何重新得到统一就成为近代哲学最主要的问题。自然而然地，对自然的认识论问题就成为这时期最主要的哲学运思方向。这一认识论转向以笛卡尔的自我意识学说以及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为开端，其后众多哲学家（直到黑格尔乃至马克思）都在解析这一思维与存在的难题中绞尽脑汁。虽然大部分人承认逻各斯在主客两方面之间是可以具有统一性的，但“如何统一”却见仁见智。

从古希腊思维对存在的直接性与同一性关系到笛卡尔开创的思维对思维的直接性意识以及思维对存在的间接性关系，从古希腊宏观整体性的宇宙论视角到近代自然科学和哲学对具体自然对象的微观认识论视角，这种思想变革必然进一步导致逻各斯的客观法则和其上帝道说的意义对主观思维的让位。到了休谟和康德那里，逻各斯被取消了天赋观念式的外在超越性根据，完全被内化为人类理性的主观法则。休谟颠覆了整个西方哲学主流的形而上学思维传统，将主体自身认识论观念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奠基于经验。而康德也不再将逻各斯首要地看作自然界客观的运动规律，甚至也取消了上帝道说独断的客观实在性，在他那里唯一具有实在性的东西是人类理性自身的各种立法，哲学成为理性立法的系统性思想建构。古希腊以来的宇宙论和神学本体论在康德那里演变为理性本体论。在康德之后，特别是到谢林、黑格尔、马克思那里，逻各斯又重新冲破人类的自我束缚而回归客观世界。

康德哲学特别是其因果性思想正是处于这样的哲学史演进中，它代表了西方主体性哲学和认识论的巅峰，但也必然具有哲学转型期思想的内在矛盾和纠结。康德想要超越唯理论和经验论在知识起源和根据上的分歧，但受主体性和二元论思维模式的限制，只能对思维和存在进行机械的调和，并以现象和物自身的对立取代笛卡尔式的主客对立。这一做法只是转嫁了难题，并没有根本解决难题。为了弥合这种新的二元对立，康德试图以自然的合目的性整合自然和自由。自然目的论为知识的系统统一也为道德终极目的的实现提供了动态的和历史的视角，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此后系统性和辩证性哲学思想的建构。但就康德自身而言，他仍然局限在自己所营造的主观性视域，而无法有进一步突破。康德在哲学史上的这种蓄水池地位非常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和中世纪哲学上的地位，但从康德这里，哲学史家更能清楚地看出逻各斯精神自身演进的历程。在康德哲学中无论是知性为现象确立自然因果性法则，还是理性为意志确立自由因果性法则，乃至反思性判断力确立对其自身再自律的自然合目的性原则，都是主体自身的先天立法。人类主体的地位通过这种被内化了的逻各斯得到了空前提升。从哲学史的宏观发展历程来看，康德继承了西方哲学古老的因果性研究主题，无论是对具体自然对象、人类意志，还是对作为整体的自然，康德都采取了因果性的考察视角；可以说人类理性所确立的各种因果性法则就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共同体赖以存在和运行的“黏合剂”，更是人看待世界及其自身的主观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