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

在当前世界和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歧义最多的恐怕就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阿多诺（又译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看法。在西方，对其持负面观点的突出代表当属哈贝马斯。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批判理论由于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传统中掺杂了韦伯合理性理论的要素，不可避免地偏离了马克思的逻辑，而阿多诺最为彻底地贯彻了这一理论逻辑。

美国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在1971年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明确指出：“否定的辩证法”是“一个巨大的失败”，这一失败归根结底是因为它“表现一种挽救自身和哲学化观念的意图，使它们摆脱时间上的盲目崇拜，摆脱停滞和持久的视力幻觉”。

在国内对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研究中，否定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观点更直截了当。李忠尚认为否定的辩证法其实是“否认客观辩证法”，也就是把辩证法变成“纯主观的东西”。还有人认为，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实质是一种非同一、绝对否定性的反辩证法；是辩证否定观的绝对化，是在辩证法的旗号下对辩证法的否定。

笔者认为，以上对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解读，实际上带有对辩证法实质的遮蔽，带有黑格尔式辩证法解读框架的视角，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真正对“否定的辩证法”进行解读，消除其误区的遮蔽，必须全面把握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方法，对“否定的辩证法”进行语境分析、指向性分析、理论内容分析。这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实质的理解问题。

（一）从其批判矛头指向的政治对象看否定的辩证法的彻底革命性

“否定的辩证法”批判的矛头明确指向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工具理性及以奥斯威辛集中营为代表的法西斯社会势力的“同一性”霸权，理直气壮地对其持绝对否定的立场。

众所周知，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发表于1966年，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总结，其“否定的辩证法”思想也是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该书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提出了批判同一性、彻底否定同一性、提倡非同一性的观点，特别是他提出了辩证法就是彻底的否定的辩证法的观点。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否定观，是一种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观点，忽视了否定之中的肯定因素。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彻底的否定要看彻底否定什么，是质的彻底否定还是量的彻底否定，是对内在东西的彻底否定还是对外在东西的彻底否定，是彻底否定对主体发展有利的东西还是彻底否定对主体发展不利的东西。

从对事物质的彻底的否定来看，它是一种彻底解构。彻底解构了一个事物，要看下一步干什么，要不要建构，有没有新的建构，哪怕是有些许进行建构的愿望。这其实就是破与立的辩证关系问题。在打破旧世界的过程中，强调彻底革命、否定旧世界同一性的霸权，甚或“矫枉过正”，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使然。否则，社会革命无以进行。当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的时候，你能说“三座大山”还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吗？

至于对一个事物量的彻底否定，要看事物本身内在要素与新事物发展的关联与满足程度以及主体的价值取向。如果主体认为一个事物对自己的发展有部分量的可取性，那就部分否定、部分肯定，或者叫作否定中有肯定。如果一个事物对主体的发展没有量的可取性，全都有害，就要全面拒绝。比如关于毒品对人生命的危害，你会主张远离毒品，不会因为你主张远离毒品而说你是形而上学。这是从开放系统的角度看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举过的豌豆和麦子的例子，实际上讲的是生物体发展过程中自我质的否定（飞跃）与量的肯定（某些要素的继承）关系，把对环境要素的否定和肯定因素与生物体生长的关系“悬搁”起来了。

那么，我们仔细分析一下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所要彻底否定的“同一性”霸权是指何物吧。

首先，否定的辩证法是要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充斥一切的物化的工具理性——人的异化现象。

阿多诺对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同一性的批判，不是始于1966年，而是始于1944年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这是一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已经孕育了否定的辩证法。在此书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共同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理性支配论——启蒙理性。他们认为，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启蒙理性曾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捧上了天，随着历史发展，其自身具有的两重性质逐步地显现出来。一方面，启蒙思想本来的直接目的是要颠覆基督教至高无上的上帝和神性，高扬人的人性；消除一切神话，使人通过把握认识事物本性的理性（知识）从而成为现实世界的“主人”。但另一方面，由于启蒙的意志是“人具有支配定在的主权，是主人”，人要成为“自然界的主宰”，这就必然导致启蒙思想所追求的目的仍然是一种统治和奴役。原来主宰世界的是上帝，现在换成了人。如果说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那么这一次权力的转移实际上就是人从无意识的幕后走到了前台。现在，人成了统治世界的霸主。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是由等价物支配的！”启蒙理性的同一性的现实本体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通行的市场经济中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在这种资本主义的市场性数量化和工具理性的发展进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个从对自然的统治转化为对人的新型统治和奴役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普遍存在的是按照理性——“技术结构塑造自己的肉体和灵魂的个人，进行自我外化”, “一切东西都可以变成能够重复的、可以替代的过程”。显而易见，“对于统治者来说，人们变成了资料，正像整个自然界对于社会来说都变成了资料一样”。在他们看来，原来为了打倒神话的启蒙理性现在却变成了人类主体奴役自然和自我奴役的工具。这样，启蒙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启蒙从神话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是新的奴役的制造者。“理性成了用来制造一切其它工具的一般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的生产手段——工具理性“作为目的被提高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是一种更大的自我异化。他们深刻地明确指出，传统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逻辑其实正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过去真实的并且是无害的东西，都可以是今天的意识形态。

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借用了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深刻揭示了同一性原则的经济学根源。他认为，同一性原则的来源就是由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的交换价值的秘密，即等量的抽象劳动可以进行交换，从而使具有特殊性质的感性事物变成了相同的可交换的抽象物，“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因而从根本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商品交换是这一原则的社会模式，没有这一原则就不会有任何交换。正是通过交换，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成了可通约的和同一的。这一原则的扩展使整个世界成为同一的，成为总体的”。阿多诺还指出马克思对于“对抗的历史必然性”的揭示，是“来源于自无法追忆的时代以来的历史的强者积累的客观性”。这也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成果。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的根据在于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的根据在于积累的必要性，从而导致分工的必然性。马克思进而认为只要消灭旧式的分工，把自发的分工变为自觉的分工，就能消除异化，消除对抗。

其次，否定的辩证法要彻底否定德国法西斯的肆意屠杀行为——“奥斯维辛之后不再写诗。”

阿多诺激情澎湃地彻底批判同一性哲学，并不是为了一般理论上的自我正确性的论证，而是通过“奥斯威辛集中营”揭示法西斯势力反人类行为与同一性哲学的逻辑关联，反思同一性哲学与死亡的内在关系。

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明确指出，哲学对事物的把握和认识，不能离开认识者受苦和幸福这样一些“原初能力”, “知识的尺度就是主体在痛苦时客观上所遭遇到的东西”。他把奥斯威辛集中营与统一性哲学联系起来，一针见血地指出：“奥斯威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在这里，已经不能把问题简单归结为人的沉沦和异化的“去存在”，而是人的被毁灭，是彻底的“不让存在”，是一种绝对的灭亡、绝对的被否定。对这种法西斯行为的绝对否定性，阿多诺直接借用黑格尔包括马克思所区分的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的提法，以第一自然的地震所造成的灾难与法西斯的大屠杀行为进行比较。他指出，人所创造的第二自然造成的灾难比第一自然造成的灾难不知要大多少倍。这是由于，“第二自然蔑视人的想象力，因为这想象力从人类邪恶中引出了现实的地狱”。那些受到极好教育的法西斯分子，在放着贝多芬的交响乐的同时，恶狠狠地对被屠杀的人说，“明天你们将化为烟雾从这个烟囱里升上天空”。在此时，“这种预言表明了历史所趋向的对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冷漠”。这种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行为，已经使死亡失去了海德格尔所讲的“向死而生”，从死亡中了解生的意义，也丝毫没有海德格尔所讲的“畏”的含义，也失去了常人所惯有的“怕”之意义。死亡在这里变成了恐怖，“怕”比死亡更可怕。阿多诺指出：“在集中营中，死亡有了一种新的恐怖感：自奥斯威辛集中营以来，怕死意味着怕是比死更糟的事情。”死亡不再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神圣感，生命的死亡不再与人的生命相通约，它变成了外在的、陌生的，成为法西斯的“被干掉”，成为法西斯暴力的无谓牺牲品。在他看来，德国法西斯的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行为，就是同一性哲学的暴力化，是西方文明几千年来追求同一性原则的最终结果。这种同一性原则否定现实个体生命。早在中世纪，它就以万能的生灵的名义杀戮了成千上万个“有罪不洁”的生命存在。他尖锐指出：“种族灭绝是绝对的一体化”，它是与资产阶级文明的同一性原则一致的，“没有这一原则就不会有奥斯威辛集中营”。“不管在哪里，只要人们被毁灭——或用德国军队的说法，‘被干掉’——直到他们被当作与他们完全无用的概念的偏差而真正灭绝掉，运用的就是这种方式。”

由于同一哲学用同一性的概念原则统摄一切，运用“定量化的暴力”来宰制社会的一切，这就不仅仅使其把握到的内容成为没有任何质的要素的定量化的规定性，人们只看到量的多少，没有质的区别性，而且被称为主体的人也成为空洞的唯灵论的存在，活生生的人失去了区别性的生活内容，“在主体方面与定量的倾向相符合就是把认识者还原为纯粹逻辑的、没有质的一般”。在法西斯分子同一性原则的眼睛里，活生生的个人变成了“同一物”或者一件“东西”，或者一个抽象概念、符号，可以任意被摆置、被摆弄、被干掉、被舍弃。在同一哲学的普照之光的光压下，不仅对象而且主体都成为无差别的思维形式、逻辑范畴，从而是“可互换的和可替代的”，是可以随便“被干掉”的。可以看出，同一哲学内在地与死亡相联系，可以把同一哲学看成死亡哲学。

奥斯威辛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是人类的奇耻大辱。对此，阿多诺指出：“羞耻感命令哲学不要压制格奥尔格·齐美尔的见解：人们从哲学史中很少看出人类苦难的迹象。”而这种带有痛苦或幸福的原初感受到的东西就是“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为了与同一哲学形成鲜明对比，阿多诺又把它们称为“非同一性”。

（二）从其批判的理论对象看否定的辩证法的合理性

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批判的理论对象首先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欧洲传统形而上学；同时批判了以海德格尔的“此在”本体论为代表的当代“独裁”哲学。

1．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主体性同一哲学

（1）黑格尔以概念的同一性、普遍性排斥了个别性、特殊性，是一种主观主义意识哲学。在阿多诺看来，黑格尔是近代西方主体哲学的集大成者，以主体为代表的同一哲学是2000多年前古希腊柏拉图主义的最高成果。那么，清算同一哲学就是对整个以柏拉图为代表的2000多年欧洲形而上学的总清算，找回被主体形而上学抛弃在一旁的个别性、特殊性、非同一性，反对资本主义同一性统治的霸权就是他真正的本意。这就像尼采“重估一切价值”那样，彻底颠覆统治欧洲思想界2000多年的本体论形而上学。

阿多诺尖锐指出：“在历史的高度，哲学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黑格尔按照传统而表现出的他不感兴趣的东西——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自柏拉图以来，这些东西总被当作暂时的和无意义的东西而打发掉，黑格尔称其为‘惰性的实存’。构成哲学主题的是质，在定额上它把质贬低为可忽略不计的量。对概念来说非常紧迫的、但它又达不到的东西是它的抽象论的机械论排除掉的东西，即尚未成为概念实例的东西。”这说明，以柏拉图主义为代表的欧洲传统主体形而上学总是以量的同一性规整质的多样性，以概念的逻辑演绎方式统摄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把思维与存在的矛盾框在主体思维的范围内进行解决。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只是一种虚假的解决，真正的个别（特殊或质的）存在还是被溢出思维之外，概念或思维不可能包括个别、特殊或全部的质，因而有必要恢复那些被黑格尔哲学看作暂时无意义的东西而打发掉的个别或特殊的东西即非同一性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同一性统治的霸权。

阿多诺从黑格尔批判康德的主观主义入手逻辑递进式地导出康德哲学的悖谬。黑格尔根据他的绝对唯心主义的思想客观性立场把康德的哲学定性为主观主义。他指出，“思想的真正客观性应该是：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an sich），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按照康德的说法，思想虽说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范畴，但只是我们的思想，而与物自体间却由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隔开着。这说明，康德的哲学本质上是主观主义，它在理论理性中表现为抽象的推理过程，把认为具有普遍性的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其他内容上，其在实践理性中就显现为绝对命令，并用绝对命令规约人的社会行为。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主观主义是“浪漫主义思想及其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试图通过预设一个普遍和必然的“应该”来规约世界，乍看起来好像是很崇高的理想，其实它根本不可能真正触动现实世界。与康德不同，黑格尔则要求思想应该使自己完全进入事物的客观内容并抛弃自己的所有幻想。这样的话，思想就可以消除主观主义而真正关涉客观现实世界。

阿多诺看到了黑格尔对康德的这一批判的深刻之处，即在思辨唯心主义范围内进行克服虚无和二元论的努力，试图把在康德那里处在自我意识对面的物自体收拢到他预先设定的思想当中来。他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用哲学的概念去结合所有与哲学概念相异质的东西的尝试。进一步看，这种尝试并不成功。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他是用“哲学概念”的方式进行逻辑推演，真正的内容并没有把握。其结果表现为：“现象学一度被内容的需求所激励，后来却把内容当作不洁的东西而开始求助存在。”黑格尔所谓内容哲学到头来变成一种戕害内容的哲学。

对黑格尔残害内容的哲学，阿多诺通过揭示“同一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展开批判。他指出，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基础是“主体的第一性”，是“同一性和非同一性之间的同一性”。他认为：“确定的个别是可被精神来规定的，因为它的内在规定性不过是精神。”黑格尔通过把具体事物规定为精神的存在，然后再把具体事物放进概念中，用概念的方式融化“存在物的不能溶解的要素”。这种做法正如恩格斯所说，“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这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在这里，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显然，黑格尔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把非同一性的间接性提升到它的绝对的概念存在之行列”来把握具体事物的非同一性，而他所讲的要把握的内容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同一性和非同一性之间的同一性”即普遍性、一般性。这种把握的最终落脚点仍然在“同一性”即思维形式上。这与黑格尔试图超越主观主义而把握内容的初衷是完全相反的。阿多诺得出结论，黑格尔推论最终的结果“与黑格尔本人的理解恰恰相反，他的绝对体系由于持续不断地抵制非同一之物便否定了自身”。阿多诺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同一哲学的批判，坚持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批判的精神。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同一哲学的根源是主体意识，“正像本质、对象表现为思想本质一样，主体也始终是意识或自我意识，或者更正确些说，对象仅仅表现为抽象的意识，而人仅仅表现为自我意识”。黑格尔所声称的对康德哲学的主观主义及其二元论的克服，只是一种表面形式，以意识代替了实际内容，内容游离在思辨唯心主义体系之外。可以看出，阿多诺对同一哲学的批判，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路线。

（2）阿多诺批判了黑格尔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认为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是同一性思维在作怪。阿多诺之所以提出“否定的辩证法”，就在于用“否定的辩证法”反对以柏拉图、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辩证法通过否定之否定而达到的绝对肯定性。在《否定的辩证法》的“序言”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否定的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早在柏拉图之时，辩证法就意味着通过否定来达到某种肯定的东西，‘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形象后来成了一个简明的术语。本书试图使辩证法摆脱这些肯定的特性，同时又不减弱它的确定性。展开这个自相矛盾的标题，是它的一个目的。”

阿多诺明确批判黑格尔运用主观主义的同一性原则，预先在逻辑上设定了一个肯定，再用否定之否定回到自身原来的出发点。这种粗劣的做法，来源于代数学。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在辩证法的最核心之处一种反辩证法的原则占了优势，即那种主要在代数上把负数乘负数当作正数的传统逻辑。”在阿多诺看来，“非同一物不像某种自身是肯定的东西那样可直接获得，也不是靠对否定之物的否定来获得”。而“把否定之否定等同于肯定性是同一化的精髓，是带有最纯粹形式的形式原则”。黑格尔的肯定性观点实际上是一种主观性设定，也是违背他的辩证法的设定的。阿多诺指出，黑格尔“反对他自己逻辑的断断续续的见解，忘记了以前步骤的权利，因而准备复制他责骂为抽象的否定的东西：一种抽象的——即主观任意地确证的——肯定性”。

阿多诺以深邃的目光剖析黑格尔这种抽象的肯定性来自何方，那就是来自他的方法，即正、反、合的三段式脚手架，而不是产生于事物本身。这种主观主义的同一性方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了“肯定的力量”在杀气腾腾的短语声中（指党卫军的口号式宣传和广告用语——笔者注）对肯定之物的崇拜。与这种崇拜相反，“坚持不懈的否定非常严肃地主张它不愿意认可现存事物”, “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不是充分的否定”。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使自身一体化牺牲了它的潜能，其最终结果是放弃了最初的设定，走向了辩证法的反面。

通过对黑格尔肯定性辩证法的矛盾性批判，阿多诺明确主张：“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失之时都是否定的。这是和黑格尔彻底决裂。”“用同一性来平息辩证矛盾、平息不能解决的非同一物的表现就是忽视辩证矛盾所意指的东西。这是向纯粹推论的思维的复归。”在阿多诺看来，“否定之否定也是一种同一性，是一种新的幻觉”，最终是主观性原则——对绝对的投射。这就是黑格尔一开始就设定了肯定性的逻辑推演的最终结果。

阿多诺对黑格尔主张的否定之否定的批判，类似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费尔巴哈的评价：“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作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作在否定神学（超验性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即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因此，费尔巴哈要用“感性确定的、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同这种肯定直接地而非间接地对立着的”。而费尔巴哈理解的否定之否定正是从黑格尔那里学来的。

阿多诺把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视为主观性肯定同一性逻辑的原初设定及其逻辑推演，违背了事物本身的客观的否定辩证法。这实际上是用事物发展过程中质的飞跃、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否定的辩证法”反对主观肯定性同一性辩证法，强调了事物质的飞跃和革命性，是以质的彻底否定代替量的肯定并反对质的肯定。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阿多诺讲的彻底否定的辩证法，就是指对资本主义物化、异化、同一化霸权的彻底批判、革命，讲的就是辩证法本质上的革命性、彻底性。当我们讲到唯物辩证法的彻底性、严整性、革命性的时候，难道还要再附加一个肯定性吗？这使我们想起了马克思类似的铿锵之声：“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的这两个“最彻底的决裂”，与阿多诺主张的彻底否定相比不是更加“彻底”吗？

2．阿多诺批判海德格尔的“此在”本体论是一种当代主体中心论“独裁”哲学和新的同一性神秘唯心主义哲学神话

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用两章篇幅分析批判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揭示了海德格尔基本本体论的悖谬。

（1）存在超越存在物——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虚假辩证法和神秘唯心主义。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反对以往的哲学把存在与存在者混为一谈从而导致“存在被遗忘”。要以对存在的功能性（去存在——在世的本真状态）阐释代替传统哲学对存在物的研究。阿多诺针锋相对地指出：“没有存在物，存在便是不可思议的。” “没有中介，存在物也是不可思议的。”没有“某物”任何形式逻辑都是不可思议的。海德格尔试图通过绝对形式的命题指望使人们的思维摆脱这种内容的想法“纯属幻想”。纯粹的概念、思维的功能皆不能彻底脱离存在物“我”。阿多诺说，这种在本体论上没有受到物性缠绕的新理想化的“纯洁性”成为海德格尔得以孤芳自赏的理由。与海德格尔相对立，阿多诺从中看出了虚假的辩证法：“存在超越了存在物，但存在物又原封不动地被掩盖在存在中。”这是一个被精心掩盖的悖论。阿多诺一针见血地指出，“基础本体论孤芳自赏的最后理由并不在于它将坚持与存在物相对照的存在的‘纯洁性’理想”, “海德格尔带着舍勒的软弱性的伤痕拒不让第一哲学草草地被物质的偶然性、被眼前的无穷的暂时性所损伤。但他也不能没有‘实存’一词所许诺的具体物（Konkretion）。概念和事物的区别被叫做原罪，但同时又在存在的怜悯中长存下去”。很明显，海德格尔这样做是对廉价辩证法的盗用，是一种虚假的辩证法。

阿多诺进一步分析指出海德格尔制造更加神秘的唯心主义。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靠着“存在一词的摇摆性”，通过“（脱离）存在物来设想真正的存在”，似乎人们只需陈述本质，“‘存在’的意义便具有了存在本身的意义”。实际上，按照这种做法和图式绝不可能让海德格尔真正摆脱唯心主义，反而制造一种更加神秘的唯心主义。

（2）海德格尔的新本体论实际上是一种以幻想的联系代替真实现实关系的意识形态。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给予人们一种根本不可及的虚假需要的东西，并假设这是人最重要的本体需要。海德格尔郑重启示人们作为本真的存在正在被遗忘，物化作为一种命运重压在存在之上，而人们却无法变更它，唯一可为的只能是极少数高等“此在”即具有诗意思维的聪明人才能够追问存在，只有他们才能通过听到良知的呼唤进而从“常人”的沉沦中“站出来”。“良知从丧失于常人的境况中唤起此在本身。”阿多诺批判指出，一方面，这是一种“虚假的需要”。这种虚假的需要“根源于一种同样虚假的意识”。任何需要，只要这些需要“是他律地产生的，它们就分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这种虚假意识又必然用虚假的东西替代人们在现实中得不到的要求。海德格尔高扬“诗意地栖居”的话语旗帜，闭起眼睛沉浸在荷尔德林诗篇的哼唱乐趣中，资本主义那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异化现实就可以弃之不顾吗？阿多诺进一步揭示，这种虚假的意识“使我们相信不可能达到的事物是可以达到的，补充了满足我们不可能实现的需要的可能性”。这样，需要就从现实转为一种“纯粹主观想象”，因而消除或者减弱了人们在物质上匮乏的真实痛苦。这种“此在”本体论哲学仍然是一种幻想的意识形态和唯心主义的麻醉剂。

（3）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是施暴的存在帝国主义。阿多诺分析了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本体论的方法论特征，认为他的基础本体论是一种没有任何反思的无内容的直接性，是存在论概念施暴的帝国主义。

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将基始的本真存在变成了不能加以思考和无法表达的东西，他是在借用胡塞尔的本质还原方法肯定一种无内容的直接性。他将胡塞尔“走向事情本身”的口号作为自己的指导原则。这种本质直觉的直接性不须通过任何反思的环节加以规定，只是“此在”真理的自我追问与澄明。阿多诺对此加以反驳：“如果所谓的原初词（存在）不能在思维中得到规定和实现，如果它不能批判地面对它的目的，那么一切关于存在的谈论便显得可疑，存在没有被思考，是因为在它要求的这种不确定性中它不能被思考。”既然一种东西不能被思考、不能被认知，也不能被操作，那么它一定是非理性的玄学神秘物或者是宗教的信仰。可是海德格尔力图在哲学逻辑演绎中“使这种不可操作性成为无懈可击性，它把这种摆脱合理过程变成了与反思的知性相对立的超验——这是一种暴力行为，既是机智的又是令人绝望的”。阿多诺真是一针见血并极具针对性。海德格尔的确以理论暴力的态度对所谓“常人”施加压力，他在《存在与时间》中曾经明确说过：“谁拒绝跟着做”，谁就是“沉沦于‘世界’”或“混迹于”“杂然共在之中”的常人。它甚而要求常人“向死而生”，进而达到“良心的呼唤”，以便回到“此在”本真的状态。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直接性概念的帝国主义暴力，只不过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狂怒。这种狂怒是一种企图对人进行深深控制的文化帝国主义。

（三）从其理论建构与肯定的内容看“否定的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属性

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并不是彻底否定了“同一性”就完事了，也不是像有的人说的是对辩证法的否定，而是批判和否定了抽象的同一性的霸权，又肯定了客体的优先性、首要性和社会现实对先验观念的决定作用，主张概念间和谐相处的范畴“星丛”，体现了他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倾向。

1．肯定客体的首要性——通向唯物主义之路

阿多诺通过分析论述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来批判同一性哲学、唯心主义，阐明他的唯物主义的倾向、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但是又同素朴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截然不同。

阿多诺竭力使旧的同一性逻辑发生崩溃，同时强调客体的首要性，这种客体既可以是自然，又可以是人的身体；强调主体的先验性要由社会现实来说明；指出“否定的辩证法”是“通向唯物主义之路”。“正是由于转向客体的优先地位，辩证法才变成了唯物主义的。”

他认为，客体作为非同一性的肯定性表现，在以往的传统哲学那里通过还原都精神化了。胡塞尔就是一个代表。在胡塞尔眼里，客体也只能从主观目的的分析角度来看才称为“客体”。在阿多诺看来，如果从同一性的尺度解放出来，“非同一的要素便表现为物质的，或不可分割地和物质事物融合在一起”。以感觉为例，它离不开物质的肉体。“没有不带肉体要素的感觉。”而现象学却从纯粹的意识的意向性出发，脱离感觉的基础来谈感觉。阿多诺指出：“每一种感觉都是一种肉体的感受，这种感受并不‘伴随’感觉，因为它以感觉合唱的有形性为前提。”没有身体，就不可能有对以感觉为基础的万物世界的主观内在的重构。“像所有关于万物世界的判断一样，物质的概念应建立在意识的事实的基础上。”阿多诺这样表述唯物主义观点容易给人以直观反映论的感觉。但是，阿多诺却明确反对直接性唯物主义即庸俗唯物主义和映像论唯物主义。他特别反对苏联时代以唯物主义之名行同一性霸权之实的做法。在苏联，“那种开始有了政治权力的唯物主义像它一度想掌握的世界一样献身于调动客观精神的实践，它继续禁锢人类意识而不是去理解并在自身方面改变人类意识”。苏联的官僚社会过分强调总体性、单一性、绝对性，官方所谓唯物主义辩证法靠法令来解决一切，这其中就不会有任何辩证法，认识论则以映像学说对它进行报复。思想不是事物的一种映像，而是针对事物本身。映像理论否认主体的自发性，否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客观辩证法的运动。如果主体只是反映客体，也就抓不住客体，何谈唯物辩证法呢？

应该特别指出，虽然阿多诺把否定辩证法理解为通向唯物主义之路，认为“对同一性的批判是对客体优先性的探索”。但是，这里所说的客体优先性不是以客体取代主体作为第一哲学原则，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与唯心主义相对立的本体论，而是要重建主体与客体的非强制性平等关系，通过指认个体性和差异性而展开对同一性和整体性的批判。

阿多诺认为，以往的传统哲学以主体同一性为中心不仅不能拯救主体，相反会导致主体的毁灭。它们越是把客观性还原为主体，就越是必然会取消主体。正如阿多诺所说：“我越是独裁地凌驾于存在物之上，我就越难以觉察地变成客体，就越讽刺性地废除了我的基础作用。”唯心主义所主张的先验主体实际上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无意识的映像，是社会分工条件下的精神自我统治的要求。在这里，唯心主义主张的精神活动忘记了自己的真正社会起源，忘记了正是广大体力劳动者的牺牲才是精神自主性的历史前提。实际上，先验的主体是物化的意识形态：“先验的一般性不是我的纯粹自恋的自我拔高，不是我的自律的傲慢。而是在那种靠等价原则而盛行不衰的统治中有它的现实性。哲学美化的并且只归因于认识主体的那种抽象过程是在现实的商品交换社会中发生的。”阿多诺申明，他对主观哲学进行批判并不是要取消主体并以客体性取代主体的王位，批判的目的是要颠覆概念等级制度，使主客体在保持独立和差别的前提下相互中介，把主体从意识形态的魔咒中解放出来。在阿多诺看来，主张唯物主义就意味着关注被唯心主义抛弃的客观性的一切因素，比如肉体、物质、语言、使用价值、欲望、细节等等。在具体事物中研究哲学，意味着主体把自己沉浸到被拒绝的、受伤害的现实社会的东西之中，“让痛苦说话”。社会现实的人们对痛苦的抗议成了否定的辩证法通向革命实践的中介，这是唯物主义的初衷。在阿多诺那里，身体（感性的肉体）总是以痛苦的语言说话，辩证法的痛苦是上升到概念世界的痛苦。社会发展的真正目的是要消除痛苦，但又必须通过痛苦来唤起人们团结战斗。

2．主张概念间平等共生的范畴“星丛”

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解构了资本主义的同一性哲学，建构了他的“星丛”哲学，肯定了客体的优先性以及自然界的客观性，彰显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倾向与才华。

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明确反对同一哲学的单面性概念霸权主义，主张否定辩证法是多层面要素相互联结、平等相处、共通和解的方法。在否定中消失的并不是具体事物，而是事物的同一性假象。它通过否定的方式把握形而上学追求的和谐和同一的经验，达到多样性的同一，这也可以说是他在彻底否定中的肯定。他明确指出：“调和会解散非同一的东西，会使之摆脱压抑，包括精神化的压制；它打开了通向复杂的不同事物的道路，剥夺了辩证法对于这些事物的权力。”调和或和解使人想起了非敌意的复杂性。对这种非敌意的复杂性、多样性共在式的调和或者和解，阿多诺借用本雅明的“星丛”概念，把它称为“星丛”（constellation）。

“星丛”概念最早是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提出的，目的在于解释观念与现象之间的关系。他反对唯心主义者把观念解释为现象的概括和抽象，而是把观念理解为现象的组合和配置。“观念同事物之间的关系就如星系与星体的关系一样。”现象在“星丛”中既消失，同时又得到拯救。“观念是永恒的星丛。”这样，观念并不是对现象特殊性的压抑，而是一种综合。阿多诺继承了本雅明关于“星丛”的意旨的同时，突出了这一概念的历史性，把观念看成历史变动的星丛。两人的区别只在于本雅明是从宗教拯救视角看待事物的和解，而阿多诺则是从历史批判角度看待和解。

阿多诺批判了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同一性哲学原则，主张概念的“星丛”论。他说：“没有否定之否定，统一的要素也可以生存下来，但它用不着委身于那种作为至上原则的抽象。统一的要素之所以生存，不是靠从概念到更一般的总括性概念的一步步递进，而是因为概念进入了一个星丛。”

通过对客体与主体之间“星丛”关系的分析，他说明客体对主体的重要性，从而“阐明了客体的特定性”。这样就反对了过去用主体代替客体地位的主观唯心主义“同一性”哲学。

阿多诺指出：“概念进入了一个星丛。这个星丛阐明了客体的特定性。”通过“星丛”，被同一性哲学切除的客体的特定性就能够得到保存。“星丛只是从外部来表达被概念在内部切掉的东西：即概念非常严肃地想成为但又不能成为的‘更多’。概念聚集在认识的客体周围，潜在地决定着客体的内部，在思维中达到了必然从思维中被割去的东西。”阿多诺进一步指出，对这种从传统概念中拯救出来的客体的认识，要依赖于一种“数字组合”。他主张：“在客体的星丛中，对客体的认识是对客体自身中积淀的过程的认识。作为一个星丛，理论思维围着它想打开的概念转，希望像对付一个严加保护的保险箱的锁一样把它突然打开：不是靠一把钥匙或一个数字，而是靠一种数字组合。”这里的“数字组合”实际上是一种联系、关联、关系，通过关系来认识作为过程的客体。至于如何通过星丛来认识与把握客体，把它付诸现实，阿多诺也只能以西方人特有的无奈表示方式——两手一摊，再耸耸肩膀，不置可否。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所主张的概念的“星丛”实质上是对特殊性的肯定与自我认识。在他看来，具体存在是多样性存在，它要高于因而也多于抽象的存在，它不会为概念的普遍性穷尽。但是，否定辩证法不是与普遍性相对立的特殊性的本体论，否则就会陷入非理性主义。否定的辩证法是通过概念超越概念，通过对同一性的批判超越同一性。否定的辩证法的中心任务是要深入启蒙内部从而实现对启蒙的超越，探索一条人类不会走向毁灭的崭新道路。阿多诺明确指出：“认识的乌托邦是把非概念与概念相拆散，不使非概念成为概念的对等物。”

通过借助“星丛”概念，阿多诺试图使辩证法摆脱同一性的强制性霸权，消解主体中心主义，把概念沉浸在事物当中，使事物露出庐山真面目，显现出事物自身的异质性即特殊性和非同一性，让自由拥抱经验。他说：“在历史的高度，哲学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黑格尔按照传统而表现出的他不感兴趣的东西——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抽象地把个别、特殊和差异神圣化为取代一般的第一原理的新的绝对。他认为思想的模式应该像本雅明那样把思辨的理性因素与对细节的微观关注相结合，使思想寓于微小的细节之中。正如本雅明所言，思想首先应该浸润在经验之中，然后再把它拎出来，只有如此思想才能保存它来源于经验的“神韵”。“哲学要求深入细节当中，这一要求不是被任何自上而下的哲学或被任何渗透于其中的意图所操纵的。”

阿多诺之所以对同一性哲学深恶痛绝并加以痛批，目的在于对未来寄予希望。这种希望也体现在他的美学理论中。阿多诺以否定的辩证法的视角看待艺术对社会的否定性。他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实，它具有社会性，而艺术的社会性主要表现在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具有特殊的社会批判性。“艺术只有具备抵抗社会的力量时才会得以生存。”他强调艺术的自律，“艺术自律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即以不和解、疏远化的形式，证明着艺术自身的存在”。阿多诺非常推崇现代艺术，指出“为现代艺术辩护并非是以伪善的样子出庭参加对传统艺术的审判，而是通过颠倒其契机的方式尽力吸取艺术的否定作用”。他反对以贝多芬交响乐为代表的调性音乐，喜欢勋伯格的无调音乐；主张丑，通过丑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

综上所述，尽管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激烈批判和否定同一性，主张非同一性、差异性和特殊性，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不要任何同一性，而是反对那种同一性的帝国主义和概念的专制、霸权。他认为，人们认识事物，不能摆脱概念，而概念本身就是一种同一性思维，“概念本身光于任何内容并使自身的形式实在化以反对内容”。这样一来，“概念就把同一性原则实在化了：思维实践纯粹假定的东西是自在的事实、坚实的和持续的事实。统一性思想靠概念的逻辑同一性而客观化”。在阿多诺看来，“辩证法的结果是主张思想形式不再把它的对象变成不可改变的东西、变成始终如一的对象”, “思想形式的对象并不是始终如一的”，每个人在回忆自己的过去时总会遇到“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矛盾心理”。问题在于，人们要正确对待同一性中的非同一性问题，不能用同一性代替非同一性。这才是真正的辩证法。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与矛盾普遍性辩证关系理论的影子。

当然，阿多诺口头上的“否定的辩证法”带有激进的革命色彩，但是一旦遇到需要对社会现实采取行动的时候，他又打退堂鼓了。当1969年造反的德国学生讥讽他背叛革命时，他就回击学生说学生是恐怖分子。在三个造反的女大学生赤裸胸膛在讲堂上当面羞辱他以后不久，他就忧郁而死，被自己“否定的辩证法”否定了。历史的辩证法捉弄了阿多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