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詹姆逊对总体性辩证法的辩护与超越

在当代西方的后现代文化批判和反思中，有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后现代文化批判有机结合起来的著名学者，他就是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詹姆逊（又译詹明信、杰姆逊）。研究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今天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做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与分析、解决时代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地平线

詹姆逊自觉地在文化批判中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评判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他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已充分渗透到各个学科的内部，在各个领域存在着、活动着，早已不是一种专门化的知识或思想分工了。”马克思已经不是一种狭隘的教条和理论体系，它渗透到各个领域和方面，无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都不可能回避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比今天其他理论阐释模式要更具语义的优先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绝对的视界，是一条“不可逾越的语义地平线”。

1．马克思主义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即全面性、包容性、灵活性和深刻性

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一条不可逾越的语义地平线”，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特性决定的。它既有对事物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反思和理解，又有某种“乌托邦冲动”和对未来的生产方式的惊人重建，全面而深刻；它能够出色地吸收、包容和转化其他理论话语。这表现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等理论话语的全方位的对话及其结合，出现了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马克思主义的‘特权’在于它总是介入并斡旋于不同的理论符码之间，其深入全面，远非这些符码本身所能及。”马克思主义能够灵活地出入于世界不同的话语体系之间，并在其中自由地进行“斡旋”、综合、转换、消解与重建，把那些看来敌对的或者互不相容的话语融为一体。因之，詹姆逊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从内部去吸收别的语言体系，同时揭示这种语言的局限性，那么，这也许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特征。”

2．马克思主义辩证理论的出发地是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他认为，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性、包含性、深刻性的特征，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一个折中主义的大杂烩，而是有着基本的原则立场、观点、视角，而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一文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地。在这里，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著名论断，就为马克思主义者分析和研究一切社会文化问题包括现代性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视角。他甚至认为，所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都浓缩于该《序言》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段话中，该段话是研究一切其他问题的重要理论指南。在他看来，系谱学等历史主义的理论困境就在于它们无法把对社会历史的进步和演化的“历时性”的理解与对某一社会形态的基本结构的“共时性”的理解统一起来。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注意到了生产方式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一方面考察了生产方式的历时发展，把生产方式看成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化的历时性上升过程，即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到封建生产方式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另一方面，又把每一种生产方式作为一个包含不同层次的共时性系统来考察，从而产生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及其二者的辩证运动。

詹姆逊进而认为，马克思的这一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解释框架具有强大的解释功能。他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在哲学上符合逻辑的、在意识形态上令人信服的解决上述历史主义困境的方法。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充分说明文化过去的本质神秘性。”在理论分析批判过程中，詹姆逊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探索就是建立在《序言》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及辩证运动的理解之上的。这使他避免了某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那种把某种理论和观念加以“永恒化”从而用观念和理论代替对现实分析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歧路，保证他总是把这种理论研究指向现实生活。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就在于，他们把这种对理论的自我永恒化的分析，对抽象过程倾向于用自身来替代现实客体的那种内在力量的分析，转移到对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文化世界的日常理解的领域。”

（二）总体性辩证法具有时代性

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这个强大的生命力体现在时代性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总体化原则仍是现时代最有力的理论武器。

1．用历史辩证法的总体化原则来分析和把握现代性问题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观点，是总体化的辩证法，它是研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基本指导原则和根本方法。于是，他拒斥那种就现代性研究现代性的抽象方法、孤立的割裂的研究方法，而是采取总体化的、综合的方式，把现代性放到整个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中加以分析、批判。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观点是综合，暗示着一种将社会当作整体考虑的模式或一幅图画。而资产阶级社会学却是分析性的，对事物分门别类地观察。”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方法与资产阶级的话语体系相比，其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把握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从总体上把握事物，从而形成对事物的整体和全面性理解，尽最大可能接近社会历史的真实面貌。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作综合性和总体性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并列举了比利时的当代思想家欧内斯特·曼德尔的理论。他认为曼德尔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总体辩证法分析的典范，认为曼德尔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三阶段的理论特别是他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理论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他说：“曼德尔运用一种灵活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第一次将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理论化。”他借鉴曼德尔关于资本主义总体性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和建构自己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框架。他指出，文化形态和文化逻辑应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与水平相一致，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那么，文化样态和逻辑也就不同。他把资本主义文化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与19世纪的市场资本主义和蒸汽动力相应的文化形态或逻辑是现实主义，此为第一阶段；与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垄断资本主义（或者帝国主义）、电力和内燃机相适应的是现代主义，此为第二阶段；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晚期资本主义（或多国资本主义）、电子、核动力相对应的是后现代主义，此为第三阶段。运用这一综合性、总体性框架，他认为，无论多么复杂的现象、多么抽象的术语、多么新颖的风格及形式，都可以进行恰当的分析评判，得出合理的结论。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一理论基点和框架，詹姆逊与利奥塔和福柯不同，不是像他们那样致力于解构现代性、提出后现代性的话语模式，而是着力于运用它的综合性总体性框架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形式以及其中包含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当然，他的三阶段文化逻辑不是单向式的福柯系谱学的，而是辩证的。为了同“历史主义”单向演进逻辑相区别，他特别强调了马克思辩证法的重要性。他指出：“辩证法最重要的哲学功能就使他能够协调我们对之缺乏充分思考的历史的两副面孔或方面：即同时出现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在这种状态下，事物既可以改变又保持统一，既能够经受最令人吃惊的变化和扩张，同时仍构成一些基本和持续的结构的运转。”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三大发展阶段之间以及不同的文化逻辑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分野，它们既有差异，又有统一；既有创新，又有继承。同样，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也是如此。在全球化时代，不能离开现代性来孤立地考察后现代性或者脱离后现代性而孤立考察现代性。

2．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总体性辩证法的必然要求

詹姆逊认为，在对文化进行考察时，要采用辩证的总体性的、综合性的要求就必须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不能拘泥于某些具体的学科方法。他明确指出：“对文化或者说任何事物的理解只有通过交叉考察，或学科间相互涉指、渗透才能获得，才能完整全面。”他不仅这么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分析资本主义文化时总是把文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甚至建筑学等领域的方法结合起来，运用自如。他认为，综合运用这些方法并不是什么自己的研究，早在马克思那里就已经这么做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就是综合运用跨学科方法的。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马克思也是把其看作互为联系的有机整体，其内部既是相互区别又总是相互联系的。

3．对理论方法本身也应抱辩证的态度

詹姆逊把当代资本主义文化中的哲学、文学、音乐、电影、建筑艺术等各种文化形式综合起来进行解读，从而探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对综合性的解读方法，他认为应该把内层解读与外层解读相结合，对此也应该采取辩证批评方法。内层解读法旨在发现与建构文本内在的创新及效用；外层解读是把文本看作更深层的社会和历史进程的外在标志或症状，不能单纯地进行意识形态分析，不能导致相对主义，二者密切联系。

辩证解读是对文本的否定性解读与肯定性解读的统一。所谓“否定性解读”，是指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的“去伪”和“非神秘化”，即表明文化产品在使特定权力结构合法化，在永久保持和再生产这一结构并在生成虚假意识的特殊形式的过程中，是如何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从“肯定性解读”来看，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要透过文本的工具性功能而发现与其相伴随的乌托邦力量，以便象征性地证实特殊历史阶段和阶级存在形式的整体统一。二者要结合起来。否则，如果孤立地从事否定性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就会变得机械和工具化；如果孤立地从事肯定性解读，有可能把文化分析变成宗教的或者神学的、说教的或道德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解释学，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分析，在对实际作品的解读和阐释中，应与马克思主义的肯定解释学或对相同的意识形态文化文本的乌托邦冲动的破译同时进行。”他进一步分析了否定性解读与肯定性解读相统一的客观基础。他说：“马克思要发挥一种特殊的思考方法，既能掌握资本主义彰明在目的劣根性，同时又能深切了解其异乎寻常、独具解放动力的优点。如何在同一个思维架构里掌握这两方面的特性而不致减弱任何一方的价值，那正是我们在评估之时要尝试做到的事。无论如何，资本主义同时是人类历史，最好和最坏的一样东西。”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早就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二重性和内在矛盾性，它同时进行着人类的解放与压抑、进步与倒退、财富与贫困的生产，它们之间互相作用、互为条件。这一立场奠定了詹姆逊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分析的辩证态度。

（三）超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詹姆逊既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现代主义，又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把马克思主义界定为超越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形态。他自己声明：“事先将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两种批评的主题合二为一的行径是毫无成效的。这一尝试或许会引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现代主义的问题，但未必会有答案。”詹姆逊明确反对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机械主义、经济主义、技术决定论、唯生产力论和19世纪的西方主流现代主义混为一谈的观点，指出这是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极大误解和偏离。

1．站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时间点上看待马克思主义，指出马克思主义新的历史任务

詹姆逊把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特指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他特别强调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

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建立一个对商品消费的恰当的唯物主义分析，而且要建立一个对为了获得身份的承认而产生的各个团体之间竞争的唯物主义的分析，这种承认——如用户第一主义和种族间的国内战争——它们构成了我们这个特殊时代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对所有这些问题提供解释——如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文化以及上层建筑的运作等——这些都是当前全球范围的问题。分析的精神将是原有精神的延续，是对现代时期的终结作成功的详细阐述。但是，这些概念必须是新的、生机勃勃的，它们将被设计成能够对这种扩张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新奇之处作出解释。”

2．明确完成新历史使命的要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立足点

詹姆逊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要完成上述历史使命，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立足点，其一是生产力决定论；其二是阶级斗争的理论。

虽然詹姆逊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经济决定论，但是他认为要谈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脱离生产方式，不能不谈经济结构，不能不谈经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的、根本的、历史的、不可逾越的特征。在分析当代晚期资本主义问题时，明确这一点很重要，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

另外，分析晚期资本主义也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颠扑不破的普遍真理是相信阶级、阶级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普遍存在。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与过去那种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相比，已经不存在界限分明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态，一清二楚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不存在了，整个社会的局面比过去一个世纪前复杂得多，但是阶级斗争依然在以各种方式存在着。其中，文化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特殊的场所之一，与这种阶级斗争状况相适应的革命的新形式就是通过改变空间、革新共同体来改变日常生活。他主张进行日常生活革命，赞同列斐伏尔等人倡导的“新空间的建构”。

对于晚期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实用性问题，詹姆逊早在1984年为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写的英文版序言中就指出：“当我们跨入一个以‘第三次浪潮’的科技、跨国公司和信息资源充足等为特征的后工业社会时，那些适用于分析古典资本主义的种种观点，仍然能够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吗？但不容否定的是，只要权力和控制权依旧是社会的最为主要的问题时，尤其是私人占有制占主导地位时，我们就不得不作出一个无法回避的肯定答案，亦即重新确认马克思主义对研究正统资本主义所提供的分析模式是无比优越的。”对于这一点，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持相同观点，他说：“很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竟然会在现代性不死的情况下死亡，这只是后现代主义期望发生的事情。如果后现代主义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现代性确实已经结束，那么马克思主义也就非常可能随之而被废弃了。但是，如果我们仍然在现代矛盾里面挣扎，如果在这些矛盾得到解决之前现代性不会结束，如果定期发布的关于现代性的讣告是夸大不实之辞，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一如既往地是相关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詹姆逊所讲的“晚期”不是意味着过时或者行将就木，而是包含“持久”的意思。他同时认为，超越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单一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多样化和不断发展的。1971年他就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应该存在着几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这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同思想反映其具体社会情况的原则完全一致，其中每一种马克思主义都满足了其自身社会、经济体系的特定需要和问题。”

詹姆逊并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不变的教条，而是将其看作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行动指南。早在1989年苏联东欧剧变之前，詹姆逊就强调：“马克思主义，就像所有其他的文化现象，随其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第三世界国家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同正处于低潮的社会主义，更不用说同那些‘先进’的跨国资本主义国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不同的侧重点；这么说并没有任何耸人听闻之处。即使在那些资本主义‘先进国’之间也存在深刻的不均衡和非共时性，其他种种马克思主义对它们仍具有生机勃勃的相关性。”

3．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寄望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超越

詹姆逊很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命运，关注中国人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他感到，中国在20世纪80～90年代对现代性问题把握得不太好，不是很成熟，过分追求增长，西方的资本、技术和现代性意识形态与后现代文化潮水般地涌入中国，没有很好地分析辨别，在告别了过去的物质匮乏和政治苦难之后，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许多人沉浸于自我中心式的物质享乐主义，这是一种“颠倒了的太平盛世主义的中国翻版”。他坦言，中国只有依靠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与西方的文化霸权，超越西方的发展逻辑以及现代性、后现代性话语的误导。

通过对詹姆逊的超越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可以看出，他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式的总体化分析方法，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以及当代西方的主流文化进行系统分析，突出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批判力量和思想光辉，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相互渗透、缠绕的角度反思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把二者的发展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相联系，同时结合与参照许多文化文本进行综合分析，体现了他的理论视野的开阔性、包容性、创新性和辩证性。

但是，他的理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其理论缺陷表现为：第一，它的理论学院味较浓，缺乏实践性，没有与政治斗争的实践相结合，所以被伊格尔顿称为“椅子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二，在兼容并包的过程中出现了内在的矛盾性。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指出，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扬弃为马克思主义的作法虽然有助于他去分析新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但是这样做却往往牺牲了他的理论的一致性和中肯性。他的著作很好地说明了一种折衷的多视角理论所具有的潜在危险：试图将大量的观点结合起来，但其中有些视角却互不相容，彼此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比如，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相联系，先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把后现代主义界定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然后又采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规定为形象的、类像的、片断化的、东拼西凑的精神分裂式的文化。后现代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他这里陷入了紧张之中，有损于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但是，瑕不掩瑜，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处于边缘化的大环境中，他又生活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心脏，詹姆逊能挺身而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是难能可贵的，显示出他超人的理论勇气和敢于追求真理的大无畏气概，值得人们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