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奏展乡试朝臣督抚大起分歧

本来，庚子年（1900）为光绪帝三十正寿，故开恩科乡试，次年辛丑年举行恩科会试，庚子、辛丑本有的正科乡、会试则递推至辛丑、壬寅（1902）举行。岂料庚子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外宣战，军务倥偬，清廷遂将恩科乡、会试分别展至辛丑年三月初八日和八月初八日，正科乡、会试则向后顺延，并命已放的乡试考官折回。七月北京城破，两宫西狩。但乡、会试开科既是朝廷仍须面对的未了之务，也是众多士人关心的功名大事。

九月十五日，留京办事大臣崑冈领衔具奏，以“明春三月乡试”，困难重重，故请“俟和议就绪，再行请旨举办”。奉旨允准。一个多月后，沿江督抚刘坤一、张之洞、奎俊等奏请将三江、两湖、四川庚子恩科乡试展至辛丑年八月初八日，并照同治时先例，将正科乡试归并举行，再于壬寅年春归并会试。奉旨允行。袁世凯经刘坤一通报后，亦奏准归并山东乡试。十二月，清廷索性电令各省庚子恩科乡试“一律展缓归并”。于是恩科乡试因庚子兵燹再次展期。

辛丑年三月，又届题请简放乡试考官之期，各方遂展开新一轮因应。如果说前两次因军务正紧，展缓乡试尚少异议，那么此时和局将定，清廷急需借科举考试以稳定人心。结果，围绕是否再展乡试，朝内重臣与东南督抚分歧巨大。

当日中央政府分行在和留京两支。行在当局的立场是按期举行恩、正并科乡试，以固结士心。大乱初平迅速开科，也正是清廷和朝官熟悉的历史经验。所以，当三月初三日陕甘总督崧蕃电询本年乡试“是否准行”时，军机处次日即给出肯定答复。与此同时，留京办事大臣崑冈等建议京师礼部与行在礼部分别将北京、西安两地应开列人员名单咨送军机处，“由军机处酌定省分先后，程限远近，随时开单请旨简放”。随后奉旨依议。西安行在中对科举事宜最有发言权的大臣，当属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家鼐与军机大臣王文韶。三月初九日，孙家鼐专程找王文韶商议“本年乡试应行变通事宜”。同日，军机处电令崑冈尽快查明应放试差的京官名单，咨送该处。显然，中枢与行在礼部准备照崑冈的建议简放考官，按期乡试。

不过，正在酝酿改科举等新政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却有不同意见。三月初五日，刘坤一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探询再次展缓乡试的可能性。张之洞迟疑数日后主张再展一年，但建议先与军机处商妥，再电奏。刘坤一自然赞同，且更进一步希望由领班军机大臣荣禄面奏请展，因为“外间已奏展两次，此次能由内发，较为得体”。督抚接连奏展乡、会试，既不免有挑战中央权威之嫌，也会得罪众多京官与士子。刘坤一虽然权势煊赫且素来敢言，也不得不有所斟酌。张之洞之所以建议先与军机处商妥，也是预料到朝中必有反对之声。

三月初十日，刘坤一吸纳张之洞的建议后致电军机处，商请军机大臣面奏请旨，将乡、会试再展一年。其理由如下：（1）大局未定，回銮尚难定期；（2）京师贡院被焚，本年顺天乡试势不能开科；（3）长江一带匪徒未靖，骤聚数万人举行乡试，隐忧很大；（4）陕西、山西奇荒，直隶近畿兵燹，流亡的士民尚未复业；（5）和议条款规定暂停滋事地方科举考试，但究竟需停何处，尚未议定。

刘坤一所举情形虽存在，但为了增强说服力，显然不无夸大渲染之处。荣禄虽与刘坤一关系密切，但对科举的看法却未必一致，其更尊重进士出身的王文韶、孙家鼐的意见。军机处如奏请再展一年，无疑推翻了前几日给崧蕃、崑冈的答复，既不成政体，也有违既定方针。且各省情形不同，一律奏展既过于草率，也将得罪众多士子和官员。此外，乡、会试一再展期，也会产生局势失控、朝廷苟且的不良印象，这是清廷极力要避免的。

因此，刘坤一乡、会试一律再展一年的提议被否决。三天后，清廷特下旨云：“各直省乡试，前已降旨将恩正两科归并于今年秋间举行。现在和局将定，各士子观光志切，自应仍遵前旨一律举行。著该督抚各就地方情形，详细体察有无窒碍之处，迅即据实电奏。”如此既维护了先前谕旨的权威性，又摆出嘉惠士林的高姿态，同时也检测各督抚的意见，以便做进一步决定。

督抚们对此上谕反应不一。江西巡抚李兴锐愿意开科，立即“以江西教案将次办竣，民情安静，电请代奏届期举行”。刘坤一、张之洞却决定奏请展期。十四日，刘电告张，拟约江苏巡抚聂缉椝、安徽巡抚王之春会奏请展一年，并询问张的意思。袁世凯亦致电刘、张，询问复奏方略。当晚，张之洞复电认为，湖北既需防票匪再行扰乱，也需防考生闹教，故“今年乡试断不能办，拟奏展一年”。张之洞还提醒刘坤一“江西应否同展，似须一询”，同时告以“湖南已电询，尚未复”，并询问袁世凯山东能否开科。十五日，刘坤一会同聂、王二抚电奏请展，并电请李兴锐奏展，又将浙江亦请展缓的消息知会张之洞。奉旨允准后，刘即于十七日通报鄂督张之洞、川督奎俊、闽督许应骙、赣抚李兴锐、鲁抚袁世凯、护理浙抚余联沅。袁世凯认为山东“必须和局大定，始可议及开科，亦拟请展限”，并强调京师贡院“已毁大半，明春断难会试，乐得从缓”。十六日，张之洞添上贡院被毁，明春不能会试，“似展缓一年于士林登进之阶，亦尚无妨”的说辞，奏请湖北乡试展至次年秋，奉准后又通报相关各省。这是刘、张最初的串联活动。

然而，也不乏奏请按期乡试的督抚。十六日，来自西安孙宝琦的消息表明，江西、河南、甘肃均请按期举办。随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也奏请按期举行。有意思的是，湖南巡抚俞廉三虽似意见摇摆，却不无远见。他认为，按局势自以展缓为妥，但忧虑各省步调不齐而导致两个不良后果。一是士心不稳。考生“望试逾年，情甚迫切，如朝廷以俟回銮举行，悉展一年，士子自必安心延企。倘或缓或否，如鄂、湘人士目击滇、黔、桂、粤考官经过，则觖望倍甚，怨谤繁兴，即难保不别生变故”。二是京官、言官的态度。“况京官望试差，一若生、监望乡试，设一二省独请展缓，而言官陈奏，以为可行，辩论纷纭，更伤政体。”因此，俞廉三请示张之洞可否密商刘坤一，“密请降旨，悉展一年。或密约各省，俱请展缓”。张之洞览电赞许，认为如果“顺天、山东、三江、两湖诸大省皆不能乡试，而边省举办，亦欠平允”，更重要的是，“现正议变法，科举必须改章，缓试一年，于考生亦有益”，所以电询刘坤一可否“电商枢垣，一律展期”。可见，俞廉三在意政令统一和京官、士子的态度；而张之洞意在一律展缓乡试一年，以利其正在努力的科举改章。

不过，因几天前一律展期的提议已被否决，刘坤一了解中枢有意开科，故不愿再牵头饶舌。相反，刘氏希望“各省合力奏请，若请缓者多，纵有一二省仍请举行，朝廷必一律展缓，万无只考一二省之理”。此外，刘坤一对俞廉三担心京官、言官指摘的心理，露出不屑之意：“时局至此，但可就事论事，斟酌办理，至于京官之望差，言官之陈奏，非所敢计。”显示出东南督抚领袖的决断和权势。只是，刘坤一显然低估了督抚之间的分歧。事实上，仍请按期举行的至少有七省，与奏请展期的省份数量相当。

随后，四川总督奎俊在电询江、鄂后，亦请展缓一年。福建、山东、浙江、湖南、江西亦准展缓。然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奏词颇首鼠两端：“倘各省一律举行，湖南自难独异。如沿江省分展缓办理，则湘省亦请展缓一年。”江西巡抚李兴锐则是迫于刘坤一的压力及邻省环境而奏请展期。至此，三江、两湖、四川、福建、山东等八省奏准将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展至壬寅年秋举行，而云贵、两广、甘肃、陕西、河南等七省则奏请于辛丑年秋按期乡试。直隶、山西因与议和大纲中闹教滋事地方停止科举考试五年条款关系最深，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等正与外人进行交涉，故暂未明了（各省乡试情形详表1－1）。所以，清廷意欲开科的立场受到局势限制，只能折中办理，政令无法统一。围绕乡试是否再次展期，中枢、礼部与东南督抚以及督抚之间分歧巨大。这种分歧格局，正是庚子东南互保的某种延续。

按理说，东南互保各省因教案而停试的府县甚少，局势也相对安定，更具备按期乡试的条件。如果仔细分析刘坤一、张之洞奏请乡试展期的理由，可以说着眼于外省者多，立足于东南者少，内中只有票匪滋事可以作为长江各省不能乡试的直接理由，而该理由实多夸大渲染。况且，沿江省份湖南、江西尚有教案，但此两省巡抚却不反对举行乡试，刘坤一、张之洞主政江苏、湖北并无教案，反而坚持展期。可知刘、张不愿按期乡试必别有其故。

其实，刘坤一、张之洞之所以坚持乡试展期，是因为其“正议变法”，而“科举必须改章”。然而，影响重大的科举改章绝非一份奏折、一纸诏书即可了事。不仅士子需要调适准备，政务处、礼部也需要相当时间商订实施细则，并需征求督抚、学政等官员的意见。倘若辛丑秋按期乡试，次年春会试，正在酝酿中的科举新章则来不及实施，八股旧科举必将再考一科，科举改章的落实就势必要往后拖延。此时改科举摆在新政首位，需要率先推行，故科举改章的拖延，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影响兴学堂等其他新政次第展开。相反，如展缓乡、会试一年，作为士子准备科举新章的缓冲期，更利于科举新章获得通过。

所以，从发起新政角度看，这是权谋之计，能做不能说；但从清朝体制讲，乡、会试一展再展，却是极不寻常的。刘坤一、张之洞更看重改科举、行新政，而对于清廷、朝官及部分督抚，以下几个方面也甚为重要：庚子乱后，乡、会试接连展期对士子的冲击，外人要求滋事地方停止考试对清廷权威的损害，以及清廷急欲通过科举考试收拾人心、提振权威的迫切需要。几个月后，慈禧太后与前河南巡抚于荫霖的对话就颇能说明问题。因《辛丑条约》禁止北京五年内举行乡、会试，于荫霖说：“停科举之旨一下，天下士子皇皇，条约臣不深知，皇太后、皇上回京以后，但能开科，不妨借河南贡院乡、会试，以固人心。皇太后曰：本来是固结人心要紧，你说得话都是当办的事。”以故，当刘坤一、张之洞串联东南各省奏请乡试展期后，清廷和朝官集结力量向其“发难”，也就并不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