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奏改科举以展乡试:刘坤一、张之洞的反击

张百熙的奏疏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使朝臣与东南督抚的分歧暴露无遗。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如何因应,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问题。

三月二十七日,刘坤一接到再次垂询的电谕后,即致电东南各督抚,斩钉截铁地表明坚持展期的立场,虽“询问”各处意见,实已不容反对。《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三月二十七日午刻发、酉刻到), 《张之洞档》第86册,第721~722页。次日,张之洞亦致电各督抚,意见相同。其理由是:京城贡院已毁,本年必不能举行顺天乡试,如首善之区和东南大省均缓期,则“明春会试,此数省均无新举人,必致士多觖望。若明春不会试,则中举何必早此一年”。此时因尚未收到抄有张百熙奏疏的寄谕,故张之洞说:“但不知建言者筹虑及此否”。然而,张之洞不愿留下鼓动各省的把柄,于是末尾云:“至贵省应如何复奏,敬请尊裁。”《致江宁刘抚台等》(辛丑三月廿八日子刻发), 《张之洞档》第35册,第197~199页。至此,因张百熙将长江票匪滋事的借口揭破,故奏请展期的理由渐从票匪滋事易为壬寅年春不能会试。所以,刘坤一称赞张之洞“今年举人明春仍不能会试”的说法“最切当”。《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四月初四日未刻发、戌刻到), 《张之洞档》第87册,第82页。

四月初七日,刘坤一奉到寄谕后即电奏仍旧展期一年。《刘坤一来电》(辛丑四月初七日), 《电报档》第22册,第16~18页。张之洞随后亦然。《致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216页。刘、张之所以坚持展期,不惜与朝官“对抗”,一方面与其此时的微妙处境有关。刘、张奏请乡试展期之初,显然预计到必有反对之声,但还是低估了反对力量。然而,当张百熙公然上奏诘责、举朝皆知之后,却也只好硬着头皮坚持己见。因为这时若突然转圜、按期乡试,不仅严重损害二人东南督抚领袖的颜面,更坐实了此前所奏不实、有意欺罔朝廷的“罪名”。这是刘、张极力避免的。另一方面是为了尽快实现科举改章,迅速推进新政,“改善”中国形象。因为环球各国以变科举“觇中国之能否变法,和议难易亦大有关系”。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6册,第3410页。

与此相应,袁世凯在电奏展缓的同时,也认为各国既以军机大臣“多守旧顽固”,又“皆盼我变法”,倘回銮后要挟“更换执政”、照行新法,拒之势力不足,允之则国体无存,故“回銮以前,如不先行新政”,甚为可虑。故请刘、张“或联名电枢,或会衔电奏”, “将兴学堂、改科举等事先行数件”,以图“各国耳目一新”。《致西安军机处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七日)、《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午刻发、酉刻到),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414、434页。也是将改科举与尽早推行新政、改善中国形象相联系。不过,这种“挟洋”以急切变法的主张,与清廷中枢的渐改趋向颇有不同。

其实,陷入尴尬的刘坤一此时亦生新招,谋划借奏改科举,以展缓乡试一年。袁世凯的建议来得正是时候。迟至四月十二日,刘坤一奏展乡试的电报已发出五日,仍未奉旨允准。这时南京内外“士心皇皇,多有以仍行开考为请者”,于是有人劝刘坤一主动出击,“先将科举变法一节奏请明谕,暂停乡试一年,俾各士子知所从事,磨厉以须,较为得体,借定人心”。《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四月十二日未刻发、申刻到), 《张之洞档》第87册,第258页。如此既可推进改科举的既定方针,又能使本年暂停乡试理由充分,疆臣既免奏展乡试之诮,中枢亦可从容措辞,士子也易于安抚。故刘坤一击节称赏,遂邀张之洞联名会奏。

张之洞亦称赞该主张“洵为定士心之善策”。至于“变法改科举章程”,只能仿其戊戌年已奏准办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二场试西国政治地理,三场试四书五经经义论说,但声明二场删去声光化电之类专门艺学,“盖照前奏者,取其系已经奉旨成案。将艺学等删去者……以冀易准”。同时必须声明:此乃学堂未设之时取士的权宜之计,迨“学堂广设,实学成就者多,再请将凭文考试之中额渐次酌减。详细办法当于复奏内详陈云云。或将陶(模)、袁(世凯)两奏大意酌采叙入,以见科举旧法必应变通”。《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未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86~8587页。

此时《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尚未定稿,刘、张已在筹划先将科举改章奏请明发。刘坤一赞同张之洞的改科举方案,并谓“引证陶、袁两奏,以见科举改章具有同心,尤易动听”。《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四月十四日申刻发、亥刻到), 《张之洞档》第87册,第321~322页。于是张之洞拟一奏稿,经刘坤一略改字句,于十七日电奏:“今日中外大势,科举不改章,势有不能。然改章之始,士林必须宽期肄习。拟请旨先行宣谕:现正议科举改章,讲求有用之学,仍必崇尚五经四书。所有展缓乡试省分各士子,正可借此一年之暇,精心讲求,俾临试时得以尽其所长,则多士知所向往,益可安心肄业,不致悬盼疑阻。惟科举要政,当必俟各省奏到,详核妥议。此次谕旨可否浑言大略,但将讲求实学、不废经书之宗旨揭明,其详细章程俟定议后,再行颁谕通行,则诸事皆无窒碍。”《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子刻到),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87页;《致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六日亥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217页。

这是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之前,为全国一律展缓辛丑乡试而提前上奏的改科举主张。既往研究者将此事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混一而论,尚有未谛。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33页;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89页。值得注意的是,在奏改科举的同时,刘、张还致电军机处,建议缓放云、贵乡试考官:“科举必须改章,拟请旨先行揭明宗旨,俾多士有所凭依,已另电具奏。惟五月朔即须简放云、贵考官,陕距云、贵较近。现在章程未定,似可稍缓旬日,再行请简。”《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子刻到),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87~8588页。这就将刘、张借改科举以展缓本年乡试的意图全部道出。其如意算盘是,清廷一旦明发上谕改科举,那么本年乡试各省就立即面临如何考和考什么的问题。清廷很可能就以新改科举,须为士子留出准备时间为由,一律展缓乡试一年。张百熙以定士心为言,刘、张亦以定士心说法,且带出改科举的既定方针,实为巧妙而有力的反击。

可是,以王文韶、孙家鼐、瞿鸿禨、张百熙等人为代表的行在重臣,既不以展缓乡试为然,自然不赞同刘、张的新主张。而且,四月十一日孙家鼐亲口告知伍铨萃:“云、贵、两广、陕、甘、汴七省,已奉慈意,准已开科,余省想不能考云。”伍铨萃:《北游日记》,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39),第215页。亦即经过全盘考虑和慎重权衡,慈禧太后已同意七省开科,但刘、张的意见也须迁就,议和中颇需刘坤一、张之洞出力。比如,英国公使萨道义坚持五年内禁止北京举行会试、殿试,军机处恐李鸿章、奕劻难于力争,故又请张之洞“从旁托他国设法转圜”。《致鄂督电》(辛丑四月十六日), 《电报档》第2册,第436页。故东南各省今年仍不能乡试。果然,刘、张请变科举的电奏于四月十九日由军机处缮递,清廷未予采纳,但于二十二日下旨“仍准”东南各省乡试展缓一年。《张之洞、刘坤一来电》(辛丑四月十八日缮,十九日递), 《电报档》第22册,第78~80页;《电谕》(辛丑四月二十二日), 《电报档》第2册,第440页。至于缓放云、贵考官的建议,早已备好单子的军机处当然不予理睬,不等五月初一,便于四月二十六日提前简放了。伍铨萃:《北游日记》,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39),第222、223页。难怪张之洞的幕僚郑孝胥一见上谕,即痛议其非。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799页。

有意思的是,云、贵、两广放考官后,四川颇受波及,“士子各怀怨望,并有巨绅以陕西乡试改于九月举行,纷请援照办理”。川督奎俊甚欲开科,但“深恐江南、两湖士子有所借口”,影响江、鄂的安定局面,故电询刘、张:“如本年川办乡试,究与贵省有无窒碍?”《成都奎制台来电》(辛丑五月二十一日亥刻发、二十二日午刻到), 《张之洞档》第88册,第202~203页。刘坤一接电即复,明确反对四川开科:“乡试事既经两次奉旨展缓,未便再改。且体察沿江情形,亦实遽难开考。自云、贵、两广放考官后,江、皖绅士亦多以九、十月补试为请,均已批驳。蜀若开考,江、鄂势处两难。请乐帅仍照奏准之案办理为荷。”《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五月二十二日申刻发、二十四日未刻到), 《张之洞档》第88册,第225页。不知何以此电途中耽搁,二十四日下午才到,张之洞此前已电询刘坤一如何答复奎俊。过了好几天,张之洞复电意在反对,然不如刘坤一强势,而是请奎俊裁酌。《致江宁刘制台》(辛丑四月二十四日丑刻发), 《张之洞档》第19册,第418页;《致四川奎制台、江宁刘制台》(辛丑四月廿九日), 《张之洞档》第35册,第318页。这样,四川有意开科的念头便被刘、张压制了下去。

由于科举直接联系着无数士子和千家万户,因此朝臣、督抚围绕乡试是否展期的论争和决策,自然在士绅舆论中引发广泛关注和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