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既有研究

百年以来，学界有关清代科举的研究成果，足称汗牛充栋，即针对清季科举制变革的研究，亦可谓硕果累累。研究主要集中在科举制度述论，科举与社会流动，清季改科举、废科举的原因、方案、过程与社会影响方面。以下大体分1949年之前、1949年至1990年代初、1990年代中期至今三段，就既往研究成果试做回顾。

1949年之前的清代科举研究

1905年科举停废后，在最初十几年中，虽不乏针对科举的评论与反思，亦有复科举的言论甚至行动，但直斥科举为流毒的声音甚盛，严格的科举研究尚未开始。至1920年代，情况悄然发生了改变。1925年，清季重臣瞿鸿禨之子瞿宣颖在“老虎总长”章士钊主持的《甲寅周刊》上刊出《科举议》一文，公开为科举叫好，甚至主张开特科乡试、会试，并拟出具体办法，随即引发了诸多讨论。1926年，心理学家张耀翔发表《清代进士之地理分布》一文，以国子监进士题名碑所刻清代两万多名进士为研究对象，分析清代人才的地理分布，并提出“科举为智力测验”等观点。随后针对质疑，他又在《晨报副镌》上发表《论科举为智力测验》一文，继续发挥见解，颇有为科举平反的意味。

随着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构想开始付诸实践，行使考试权的考试院遂告成立。政治现实的变迁，无疑促进了科举制的研究。1929年，邓定人编著出版《中国考试制度研究》一书，虽篇幅仅82页，但确有筚路蓝缕之功，内中考试制度废止之原因及其批评一章，对清季科举制变革有所论及。此后，意欲了解科举制度的社会需求逐渐扩大。于是科举出身的前清进士、举人陆续推出有关清代科举制的著述。

1931年，科举出身的章中如，鉴于世人对清代科举已不甚了了，遂出版《清代考试制度》一书，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清代科举的各级考试及各类题型。1934年又编著出版《清代考试制度资料》，颇有影响。1932年，光绪戊戌科翰林、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出版《清代殿试考略》一书，专门论述清代殿试制度。几年之后，燕京大学首任华人校长、光绪戊戌科翰林吴震春，亦受北平《教育学报》邀约，从“科举二字的意义”、“科举与学校的关系”、“科举制度中考试的情形”、“科举时代士人的出路”四个方面，撰文介绍清代科举制度。

邓嗣禹于1936年出版专著《中国考试制度史》，详细检讨历代考试制度，尤详于明清二代。书中一则称：明清考试“方法之严密，不惟足以冠古今，亦并足以法中外”；再则谓：“中国考试，已千有余年，历代继绳，时加改革，积千余年之心思才智，覃精竭思，兴利除弊，制度严密，良有以也。后虽流弊丛生，要治人之不善，非方法之不良，不足为本身病也。”但同时亦反思清代“乡试、会试，重头场八股文，而轻视二、三场；殿试、朝考，舍文章而重书写，是皆舍本逐末，虚张声势，过于重形式而忽略实际”，将科举停废之原因归结于八股文之反动与外患之刺激。邓著为此期考试制度的代表作，后来多次重印，海内外影响甚大，其对清代科举制利弊以及清季科举制变革的讨论，亦颇具启发。

此期必须注意的是，徐凌霄、徐一士兄弟在《国闻周报》连载8年（1929～1937）的掌故名作《凌霄一士随笔》。以往研究者或许因它既非论文，又非专著，故并不将其看作清代科举研究的重要成果。其实，徐氏兄弟熟谙掌故，搜集利用大量的日记、书信、年谱、笔记、访谈材料，欲为研讨清史之一助，因国民政府考试院、监察院之设，尤聚焦于科举、台谏两项固有制度，故对清代科举的诸多方面做了叙述、考辨与分析，对清季改科举、废科举，癸卯、甲辰两科会试、殿试、朝考及部分进士的情况，均有涉及，为深入的专题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可惜后来的科举研究，对该书成果的吸收尚不够。同时，徐凌霄的《古城返照记》虽系小说，实含有颇多科举掌故，甚有见地。杨国强新近的论文就引用过该书对“官卷”的精辟解释。此外，癸卯科翰林郭则沄的《十朝诗乘》，涉及清季科举制变革的史实与评论，亦颇不少。

此期在进士题名方面出现两部巨著，实奠定后来研究之基础。甲辰科榜眼朱汝珍于1929年编著出版《词林辑略》一书，将有清一代翰林按科次勒为一编，考证其籍贯、字号及简要仕履等，价值甚大。1941年，房兆楹、杜联喆伉俪合编之《增校清代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出版。该书在校核清人进士碑录基础上，补全同治一科、光绪十三科、清末游学和学堂毕业进士题名，俾清代进士全录一编在手，又制成人名索引，颇便利用。

民国时期，除了前文已经提及的从人才地理分布研究科举，更须指出的是潘光旦、费孝通有关科举与社会流动关系的研究。1960年代前后，海外蓬勃兴起的关于科举与社会流动的诸多研究，与此实有后先呼应的关系。此外，日本汉学泰斗狩野直喜于1923～1924年在京都大学讲“清代的制度与文学”，有“清代的科举制度”讲稿，对清代科举从县试、府试、院试直至殿试、朝考，均做了考述，只是讲稿直至1984年方在日本整理出版。其将清代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个阶段，认为生员一级的考试乃是学校试，外于科举系统。现在看来，这种观点还可再商。不过，狩野的学生、日本科举研究大家宫崎市定于1946年出版的《科举》一书，继承了上述观点。宫崎著作最后一章简要讨论了清末新教育的出现与科举制的崩坏。

1949年至1990年代初

1949年之后的十年间，有关清代科举的巨著，当属商衍鎏1958年出版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商氏以甲辰科探花现身说法，对清代科举考试的沿革、层级、类别、定制、考法等情况做了详尽考述，兼顾文、武、翻译诸科，并及考誊录、中书、官学教习等附属科举系统的各项考试，甚至就清季停科举后的各类考试亦有述及，且专章叙述八股文、试帖诗、科场案、科场逸闻。该著图文并茂，翔实可信，允推清代科举研究百科全书式的参考书，为后来研究者广泛征引。商著还述及了癸卯、甲辰二科会试、殿试，尤其是于“翰林院庶吉士之散馆”一节末尾扼要叙述了进士馆的历史，并点出了进士馆取代庶常馆的制度变革。注1在此前后，商氏还在香港《大公报》和《广东文史资料》发表文章，追述参加科举考试的历程，尤其是癸卯科落榜，甲辰科会试、殿试、传胪与朝考的情形，并驳正了有关甲辰科殿试鼎甲名次变易的讹闻，叙述了沈钧儒、谭延闿、蒲殿俊、颜楷、陆光熙、汤化龙、黄为基、张其锽等甲辰科名进士极其不一的出处。在此之前，甲辰科进士、历任民国要职的贾景德于1956年出版《秀才·举人·进士》一书，现身说法，可补充商衍鎏的记述，惜篇幅嫌小，详于县试、府试、院试，乡试略有提及，而甲辰科会试、殿试竟付阙如。另外，浙江举人钟毓龙的《科场回忆录》亦对两科会试有所追忆。亲历者的追述，为癸卯、甲辰会试的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和提示。与此同时，参加过科举小考的齐如山推出《中国的科名》一书，通过介绍童生、秀才、贡生、举人、进士、翰林等科名的身份性质，描绘了一幅科举社会图景，饶有趣味。此外，朱沛莲的《清代鼎甲录》在历科的三鼎甲和尚侍督抚同年题名履历方面，创获不少。

注1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商志校注，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第165页。

五六十年代，有关士绅问题、科举与社会流动问题的成果迭出，而且产生了有益的学术争论。张仲礼、何炳棣、瞿同祖的研究成果，堪称代表。科举与社会流动的相关论文，1963年由约翰纳·门泽尔（Johanna M. Menzel）编入论文集中。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于1963年出版的《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梳理了康乾两朝及同光以降改、废科举的思路与尝试，并注意到了诏开进士馆一事，认为“此诏令如果得到严格执行，将是一项重大创举”。虽然由于当日材料所限，相关论述还显单薄，亦间有误读，但将清代科举的改革与停废作为专题研究，此书有开拓之功。它以1900年为界，将康乾、同光以降至戊戌时期的朝野努力划入改科举的范畴，而将1901年至1905年划为废科举时期，虽仍可商，但确富巧思，予人启发。

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德昭的力作《清代科举制度研究》出版。此书不同于以往的制度类著作偏重规章介绍和考辨，而是在爬梳征引大量公私材料的基础上，分明清制度的递嬗，清代的科举入仕与政府，科举制度下的教育，科举制度下的民风与士习，新时势、新教育与科举制度的废止五个专题进行探讨。与科举制变革直接相关的是，详细梳理、分析了康乾两朝及道咸以降改、废科举的建议与举措，惜对辛丑之后用笔稍简。王著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时常征引，影响颇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范沛潍于1989年和1993年先后发表两篇以癸卯、甲辰会试为题的论文，主要分析了借闱河南进行会试的原因，注意到了试题的改变，认为这是清代科举考试制度的一大变革，同时强调了会试借闱河南对内地省城开封的影响，提到了几位后来相对出名的进士。论文虽然格于材料与篇幅，尚未展开，且间有舛误，但直接以两科会试为题，在大陆首先发表，引起学界注意，导引研究后进，洵属功不可没。

1990年代中后期至今

1990年代中后期，大陆学界掀起一波研究科举停废之社会影响的热潮。罗志田、萧功秦、何怀宏、周振鹤、杨天宏、杨齐福等多位教授相继发表高论。1995年，罗志田发表《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以《刘大鹏日记》为主要依据，提出废科举造成了四民社会解体、旧时士子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每况愈下的论点。1998年，罗氏又发表《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认为“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因而“清季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不仅是个政治变革，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变迁、造成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文章接着立论：废科举前，取士标准“已从鼓励新旧学兼通变为新学是尚，与之伴随的参考书籍的变换对印书、卖书、买书及应试者均带来程度不同的影响”；废科举后，“耕读仕进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转变，城乡逐渐分离，在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阶层逐渐隐去。由于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中断，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又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原处边缘的军人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因 ‘市场需求’而逐渐进据政统”，进而出现了游民、饥民等边缘社群对政治军事的参与及类似开会、发电报等新兴的政治行为。在次年出版的专著中，罗志田又提出了废科举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兴起的观点。诚如关晓红所言，罗志田的上述观点“很快成为学术界关于废科举对近代中国社会变动影响颇具指向性的论点”。而关晓红认为，罗志田关于科举制是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控制等多项功能的基本体制，因而其废除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必然是深刻而全面的这一思路，对理解和认识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关系，深具启发意义。不过，对于知识分子边缘化及如何边缘化的论述，关晓红有不同意见，认为废科举后，“多种渠道同时并存”，使得清末最后几年，“旧学出身者大都能够保持科举时代的出路，前景甚至更加宽阔”。此外，2013年，徐佳贵利用温州地方士子林俊的日记，论述了其在科举改废、学堂兴起过程中的观察与活动，认为废科举、兴学堂在晚清地方尚可展现为一种“水到渠成”的递嬗过程。

21世纪以后，清代科举研究显示出蓬勃涌起的气象。在科举制改革、停废的过程、内幕与影响方面，学界有重大推进。200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出版《中国帝制晚期的科举文化史》一书，从较长时段考察明清以来的科举文化史。作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于最后一章论述了19世纪以降改、废科举的朝野努力和历史过程。同时，艾尔曼不仅注意到辛丑科举新章改革文体、内容和场次顺序，还试图通过分析会试闱墨的编排顺序和几份癸卯科会试的策题答卷，来讨论考官阅卷取中的趋向和改章的成效。惟未能深入考官阅卷、荐卷、取中的实际过程，所以他认为第三场的四书五经在考试中仍然最重要的论断还可再商。

2000年和2006年，杨齐福先后发表论文，既考论了洋务时期改科举的史实，又考察了来华传教士与改科举的关系。2003年，李细珠发掘未刊已刊函电，梳理了戊戌以来改、废科举的历史过程，尤其侧重于张之洞等督抚高层，揭示了不少内幕。2004年和2009年，关晓红先后发表《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二文，对停废科举的过程、曲折与内幕进行了深度探讨，较既往研究有重大推进。2005年，刘海峰的论文强调传教士的批评、八国联军焚毁京师贡院等外来冲击对科举停废的影响。同年，关晓红以刘大鹏日记、朱峙三日记等材料为据，探讨了科举停废对近代乡村士子的影响，对罗志田的废科举后四民社会解体，旧式士子生存地位降低、逐渐边缘化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2007年，关晓红发表《晚清议改科举新探》一文，梳理了道光至光绪戊戌时期，朝臣上奏的18份改科举方案及其结局，认为整个统治集团的观念滞后与礼部等衙门的阻挠，导致科举制失去了逐渐内在更新的最佳时机，后起者不得不选择除旧布新的彻底变革。2009年、2011年，茅海建发掘已刊未刊档案，对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派的改科举主张及其背后运作，对张之洞、陈宝箴联衔上奏改科举的立意与过程，做了切实的梳理、核证与分析，指出张、陈方案有“诋康”的深意，且注意到了康派方案与礼部复奏章程的差异。这使得戊戌改科举的历史面貌更为清晰。

在大量关注改革、废除科举的过程、内幕与影响的同时，学界也开始考察科举改章的具体内容，比如文体、策论题目、场次等问题，对科举改章后的科举考试本身，也有了新的研究进展。复旦大学章清、孙青等学者，关注晚清策问与新知的接引、知识复制、“新学”传播等问题，近年发表了一批值得关注的成果。刘龙心曾利用科举录，朱卷、墨卷以及清末市面上流传的策论“参考书”，考察改八股为策论过程中科举与近代知识转型的关系问题，认为策论更类似于一种“资讯”, “不足以反映西学的实质内涵”，策论的提问方式也“限制了读书人认识西学的角度”, “阻挠了中学在致用的意义上与西学接引的可能性”。潘光哲以湖南学政江标在衡文取士过程中编校的《沅湘通艺录》为例，论析了“西学新酒”如何被注入科举体制之“旧瓶”，展示了科举体制在19世纪最后几年的变化以及“导引士子读书世界变化的动力所在”。罗志田敏锐地指出，在废八股之外，科举改制的场次调整更能体现时代思想资源的转移，“把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置于第一场，而四书五经义转到第三场，非常明晰地揭示出经史的易位”，对近代经学隐退、史学地位提升颇有影响。2013年，曹南屏撰文认为，由于清廷坚持中体西用的意识形态，所以科举改制后的出题阅卷呈现了似新实旧的样貌，但改制还是刺激和促进了新学传播。安东强考察了晚清科举的场次与选才问题，认为辛丑科举新章摒弃了张之洞戊戌科举新章中“分场去取”的设计，偏离了本意，“或许也是张之洞最终转向停罢科举的另一因素”。惟未给出进一步论证，且对清廷为何未采纳分场去取之法，亦语焉不详。

有关癸卯、甲辰两科会试的研究，近年亦颇有推进。刘海峰发表于2004年的论文，注意到了甲辰科会试的背景，即朝廷新近批准了“三科递减”的渐废科举方案；简要分析了考题及个别答卷；提到了会试、殿试后新进士须入进士馆再学习的情况，并介绍了会元谭延闿、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后来的发展。刘海峰关于癸卯科乡试的论述，亦值得参考。何玲刊于2009年的论文，也注意到考试内容的重要改革，集中分析讨论了二场策题及一些答卷，认为太多旧式文人出身的举子面对新的政治经济问题，不可能做出有价值的回答，改八股为策论不可能达到选拔人才的目的，科举制度的最终废除势所必然。王瑶、李银良新近的文章则认为此次会试不仅沿袭了以往传统，而且在选题、选仕等方面也不亚于往日，是一次庄重严格的考核，同时检讨了借闱河南的原因。2012年，李林发表的论文，述论了三场考题和会元的策题答卷、考官阅卷的情况，两科进士的人数、籍贯、年龄、朝考授职等，认为二场策题引导性太强，考官阅卷仍重头场，故评语和排名“多不能如实反映考生的水平和应得的评价”，改制效果不佳。该文是迄今以癸、甲会试为题，用力最多的成果，颇有创获。惟将多个问题纳入一篇文中，故多未能展开深入讨论，想当然的舛错也就难免，证据不足的论断都还有待检讨。

关晓红最近发表的论文，兼用日记、朱卷、报刊等资料，考察了辛丑科举改章及其在随后的岁、科试和乡、会试中的落实情形及一些士子的反应，对癸、甲会试有所论述，并由此追寻停废科举的原因，认为1902年之后，在科举与学堂的两难抉择中，“清朝君臣均痛感时不我待，急求速成以救亡图存，未能展示进一步更新前景的科举，被迫让位给同样还没有充分证明自身价值的学堂”。该文在史事与观点上均有创获，惟篇幅有限，未能展开，亦间有舛误。值得注意的是，关晓红强调戊戌至甲辰科举改章的成效及问题，特别是其与停废科举的关系，仍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确是实情。

与此同时，有关进士馆的研究亦有新进展。2003年，程燎原考述了1907年、1908年在法政速成科毕业的一批进士姓名及授职等情况。2004年，李贵连等按时序勾勒了进士馆的历史。随后，周君闲就进士馆的设立目的、学习内容、考核奖励办法、作用做了铺叙。宋方青强调进士馆法政教育与日本因素的关系。韩策重建了进士馆开馆初留学生教习的史实，讨论了他们向进士学员传授“新知”时的尴尬身份和授业困窘。李林考察了进士馆的开设、生源、师资、课程、毕业考试授职与停办、游学等方面，尤其在师资构成、进士游学法政速成科方面，发掘新材料，贡献尤大。从以上回顾来看，进士馆受到了不少注意，这与它的重要性是相称的，只是在史实考订和思路阐释方面还可继续拓展。

在癸、甲进士群体方面，清季立宪派的重要成员汤化龙、蒲殿俊、谭延闿、沈钧儒等人，早已广受关注。近年更有以汤化龙、黄远庸、郭则沄等人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熊范舆的传记亦新近出版。《癸卯汴试日记》的作者癸卯科进士孔昭晋也有了个案研究。由于癸、甲进士人数多、领域广，所以中国近现代史的各类论著多少都有涉及，尤其是其中的知名进士。但是，许多进士今日名虽不显，甚至已被遗忘，但当日实为全国名流、地方贤达，其在清季民初的活动和影响还可发掘资料以呈现。更重要的是，从最后的进士精英群体角度着眼，癸、甲进士可研究的空间极为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