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言：账户 数字管理和数据主义

——周子衡《账户》序言

多年来，从当代宏观经济演变的角度探讨“账户”，或者从“账户”出发理解当代宏观经济演变的经济学家，几乎没有。周子衡撰写的《账户》一书，填补了这样的空白和缺憾。

如何解读黄仁宇的“数字管理”

1981年，黄仁宇先生在耶鲁大学出版了其影响最大的著作：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书名的中文直译是《1587，一个寻常的年份：明朝在衰落中》。仅仅过了一年，北京的中华书局以《万历十五年》的书名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应该说，中译本以《万历十五年》作为书名，再好不过。在书中，黄仁宇先生提出了“数字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的概念：一个稳定的和成熟的商业社会需要具有计算和记录整个社会资源的能力，任何资产因继承、转移及交付信托导致的数量增减和去向变化都可以及时更新在案。唯有如此，社会物质生活的所有层面，不论是私人的或是公共的，都可以在数字上加以处理。财富的可交换性有利于财富的积累，创造出动态的环境。按照黄仁宇先生的标准，中国的明朝距离“数字管理”差距甚大。如果以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视野，缺乏“数字管理”，其实是明朝衰亡的重要原因。

黄仁宇先生是对的。明朝创建于14世纪的1368年，经过完整的15和16世纪，覆灭于17世纪的1644年，前后276年。在这一时期，西欧建立了近代会计制度，奠定了国家全面“数字管理”的基础。其中，1494年是“分水岭”。在这一年，中国处于明朝孝宗（弘治七年）统治时期，史称“弘治中兴”，但在国家治理的创新方面却乏善可陈。而在意大利，一位名为卢卡·帕乔利（Lusa Pacioli，1445～1517）的数学家，受到一位叫罗比亚西（Sen Antonio de Rompiasi）的威尼斯商人的启发，撰写了《算术、几何、比与比例知识》（Summa de Arithmetica Geometrica, Proportion et Proportionalita）一书，提出了系统的“会计学”思想：“商业是负责任的行为，而非只是赚取最大利益的活动。财务要公正，首先要值得信赖。”不仅如此，帕乔利对威尼斯商人已经遵循多年的所谓“威尼斯簿记法”加以改进，提出了“复式簿记法”（double-entry accounting）。“复式簿记法”的物质形态就是“会计表格”和“账簿”。值得一提的是，此前面世不久的约翰尼斯·古腾堡的印刷技术也使得低成本印造“账簿”成为可能。

如果说会计体系体现为以“账簿”形式存在的“复式簿记法”，那么，“复式簿记法”的前提则是“账户”。何为“账户”？“账户”就是“会计主体”。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会计主体”主要是企业和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各种组织。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国家的一个清晰的经济链条：“数字管理”的基础是会计体系，会计体系基于“复式簿记法”，“复式簿记法”基于作为“会计主体”即从事经济活动的独立经营主体，例如公司和企业。

再回到1587年，其时在西欧，大面积的经济活动已经实现和正在实现标准“会计”记录，整个国家可以据此实现“数字管理”；而处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尽管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借贷与还贷，但是却没有“会计学思想”，没有“账户”概念，没有可能创造“复式簿记法”和以此记录巨细靡遗的经济活动，整个国家也自然不可能建立“数字管理”制度。

在当代社会，任何国家都需要“国家资产负债表”。“国家资产负债表”是在特定时期内，包括政府、居民、非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等所有经济部门在内的“账户”资产负债的累积，反映的是整个国民经济在某一特定时点上的资产和负债的总量规模、结构，国民财富及总体经济实力的状况。换言之，没有会计意义的基层“账户”，没有微观“账户”的加总，就没有“国家资产负债表”。至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也是依据“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复式记账原则，系统地记录与国际经济相关的经济实体的每一项交易。可以这样说，“国家资产负债表”和“国际收支平衡表”提供了现代国家“数字管理”的基础。

生产、交易和金融行为的“账户”化

被会计记载的所有生产、交易和金融行为，需要转变为规范的“会计科目”（chat of account）。这些“会计科目”都是以货币为单位计量的。在著名的四个“会计假说”中，就包括“货币计量假说”：货币是会计的计量手段，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其成果通过货币来反映。在特定经济环境下，只能以一种货币计量，也就是说，货币的币种具有唯一性。于是，以汇率为背景，以单一币种为表象的“现代金融”进入所有会计意义中的“账户”。

还可以这样看：在会计体系中，所有生产、交易和金融行为都可以简化为借贷法则方程式，即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在这个方程式中，等号左边和右边所反映的都是以货币为基本形态的资金运动。

以货币为基本形态的资金运动，需要以银行为中介。每一个商业银行的客户都要有“账户”，其总和构成了一个国家的银行账户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调整，取决于银行账户体系所反映的加总的货币结构、存量和流量的运动态势。

对于上述事实，周子衡在引用了凯恩斯在其《货币论》中所说的“现代货币的主要形态是账户货币”之后，做了如下的概括：“货币金融活动既有其数量方面的意义，也有其时间方面的约束，更为重要的是，其活动更为直接地是在账户间或账户关系中实现的，并被有关账目记录的。这个账户体系的基础就是商业银行的账户体系，证券、期货、信托等等近金融活动所开立的账户体系都是根植于商业银行的账户体系。”“近现代金融体系已经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网络体系。这个网络体系依赖的是货币金融革命和法律革命所创建起来的有关货币的账目、账户管理及运营体系”（62页）。

问题是，货币金融并非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至少在“金本位”制度瓦解之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全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之后，世界主要国家都无法维系稳定的货币供给，从而无法自然摆脱通货膨胀和利率走低的趋势。这样，传统会计体系所依赖的“币值的不变性”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资产负债表”中的每一个科目都会受制于汇率。例如，一个跨国公司的海外“固定资产”或者“长期投资”，会因为汇率的调整而发生相应的增减。

而利率下降则直接作用于经济周期：“工业经济时代，信贷变得极为普遍，利率水平大为下降，债务约束相对以往也大大下降，这就促使整个社会经济普遍的债务水平越来越高。一种普遍的债务约束发生了，这是经济历史上非常鲜明的变化。工业经济时代实现了普遍的债务约束，它使账期——财务期限成为经济运行的一个新的时间约束，确立起新的时间节律。但是，这个节律并不是完美的，普遍债务约束有时是松的，有时是紧的，其变化往往成就了所谓的经济周期，甚或带来一轮又一轮的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增长趋缓甚至发生衰退”（59页）。

“账户”革命：由来与发展

人类的经济历史是不断“演进”的历史。周子衡提出：自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世界逐渐进入了“新经济”的历史阶段。何谓“新经济”？“旧经济以生产为核心，新经济以交易为中心；旧经济以企业为重心，新经济以个人为中心；旧经济是所谓的‘柜台经济’，新经济是所谓的‘平台经济’”（161页）。

“新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改变传统的“账户”体系：①财务账期发生重大变化，记账时间的差距消失了，实现同步记账。②大量中介消失，账户关系相对简单化。③交易效率提高，支付效率也提高，账目关系和账户关到完整记录，可以全面完整反映相关交易活动。④各个环节的资金状况发生变化，资金效率得到提高，既有的资金约束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形成新形态的信用。

更重要的是，传统会计“账户”的主体构成随之改变。传统“账户”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居民家庭部门”，“个人账户则始终处于弱势且不活跃”（67页）。这是因为，“企业——特别是生产企业是现代经济活动的中心，是现代金融服务的主要对象，其目的就是要提供充分的资金或资本，使之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实现利润增长”（22页）。但是，伴随着“从企业市场经济到个人市场经济”的转变，“未来，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个人，更是一系列的账户，经济活动的基本形态将更加突出地反映在账户关系体系中”（26页）。“个人或者居民家庭部门”的“账户”增长，最终打破“企业部门账户体系的优势”。现实经济正在证明：互联网为“个人或者居民家庭部门”的“账户”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基础。“个人或居民家庭部门有能力通过网络体系来建立数以亿计的庞大的网络资金账户，或者建立起相应的账目，网络账户的信息丰富性更是线下账户体系无法相比的”（47页）。

“个人”账户崛起，对传统会计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冲击是巨大的。“个人网络资金账户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工业经济时代以来，企业部门的账户或账目体系的优势地位正在被打破，企业部门和居民家庭部门——两大经济部门在经济活动中第一次拥有了相互匹敌的账户资源”（47页）。反映在金融领域，就是“第三方支付”的产生和不可抑制的迅猛发展。“第三方支付体系本质是一个记账系统。客户将用于网上交易的资金转移到网上账户，实际上是将该笔资金交托于第三方支付，相当于百分之百的保证金。之后，网上所发生的一系列的支付活动，事实上是一个记账系统。这个记账系统以货币计价，但并不直接管理相应的货币资金。这些货币资金已经转移到第三方支付提供商在商业银行开立的账户之中，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只是在保管这些资金而已”（74页）。最终，在“第三方支付”的推动之下，“个人资金账户体系的确认”成为了不可逆转的事实，开启了“账户”革命。

在周子衡对“个人”账户崛起的观察之外，读者还要思考“个人”账户崛起的“革命”意义：“巨量的网络交易的支付安排需要巨量的个人支付账户以及可靠的效率保障”（79页）。

“数据主义”全面侵入会计体系的前景

如果说，“个人”账户的崛起开启了“账户”革命，那么，当“数据主义”全面侵入会计体系，将是真正和全面的“账户”革命。

“数据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对一种事实的描述：“数据主义认为，宇宙由数据流组成，任何现象和实体的价值就在于对数据处理的贡献”。“对于政府、企业和一般消费者来说，数据主义提供了突破性的技术和强大的全新力量”。[1]

原本的会计“账户”，记载的就是账户主体经济活动的“信息流”。数百年来，“账户”的管理是由专业的“会计师”完成的，“会计师”的技术手段从手写“账簿”演变到电子“账簿”。但是，因为IT革命和互联网的全面兴起，“大数据”和“云技术”时代的来临，人类社会中的交易活动得以“彻底开放”，可以不再受“时间”“地点”“主体”“对象”和“币种”的限制。任何经济联系都是实时的、可连续的，消除了时滞或断点，空间差异实现了最小化，并且被实时地记录，所形成的数据成为新的经济资源或要素。所有的“账户”都以“大数据”为后台，以“云技术”为手段，“账户”彻底“网络化”，传统的具有“独立”身份的“账户”已经不复存在。不仅如此，传统会计体系的金融工具，主要是数字货币的兴起，势必更为深刻地改造甚至改变传统的“账户”。这是因为：数字货币具有身份属性，即每一数字货币都永久绑定一组“身份编码”；账户属性，即数字货币总是绑定在某一账户内，特别是数字货币的支付与记账同步。最近，周子衡为《清华金融评论》杂志撰写了题为“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的五个问题”的文章，探讨了中央银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与传统银行账户体系的关系，“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后，法币一分为二：银行货币与数字货币。两套货币体系，需要两套账户体系：银行账户体系和数字货币账户体系”。进而，法定数字货币账户体系的建立标志着数字货币资产纳入财务会计科目，法人机构将能够直接持有数字货币资产。“就整个社会经济体系而言，数字资产账目化将刷新社会财富的结构，极大地推进数字资产的结构性增长”。此外，这也意味着“在未来，数字货币活动将与数字财务报表相匹配，而不是与银行货币计量的财务报表相妥协。财务报表亦终将裂解为：数字货币财务报表与银行货币财务报表”。[2]应该说，这些描述是精准和精彩的。

如果再加入“人工智能”的变量，传统会计的“账户”体系非常有可能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一旦“网络账户体系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将使更多的个人参与进来，其学习成本将大幅下降，时间成本将最大幅度地缩减，安全性和收益将得到基本的保障”（125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子衡不仅揭示和描述了现实经济中拥有少量资金的个人却在网络经济世界非常活跃且数以亿计”这样的事实，而且提出了账户从拟人化到法人化，即有限责任化的主张。账户的法人化和有限责任化，意味着账户本身取得相应的法律地位，将自然人的特性隔离开来，特别是将自然人对账户活动所承担的无限责任割除掉，最终，有利于控制账户失败的风险，而不是扩张这一风险，从而有利于网络账户体系吸引更多的资源，释放其潜能，使得在线更趋于自由，管理更为有效，网络经济与金融的效率更高。进一步说，网络账户体系的法人化即有限责任化相当于个人账户“公司化”，必将在更大程度上压缩居民家庭部门与企业的体制落差，“居民家庭或个人才能历史性地成为经济或金融活动的主体”（111～113页）。毫无疑问，只有个人和家庭部门“账户”实现“法人化”和“有限责任”化，方可实现传统会计“账户”的制度性革命。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周子衡希望读者关注在当前线下线上的“通货二元化”的背景下，网络金融“账户”及网络货币账户数目量级的不断突破，网络货币多元化，账户功能大幅提升，将带来观念、体制、市场等多方面的冲突，甚至出现逆境。所以，需要防止“垄断与不正当竞争”，保证账户安全问题、系统安全问题，以实现金融稳定。

我与周子衡相识多年，看到了他在治学方面的潜力和执著。这本《账户》的核心观点，我也较为了解。但是，当我结束为此书作序之时，我要说，这是一本原创比重较高的著作。希望周子衡知道，“账户”是一个难度极高的跨界课题，不仅涉及经济学、会计学、财政学，还涉及法学，当然，还涉及信息理论。总之，账户问题引发的是一系列“复杂科学”。所以，周子衡关于“账户”的研究，不过是刚刚打开第一道“沉重的大门”，后面的挑战还会很多很多。

朱嘉明

2017年3月18日

注释

[1]〔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中信出版社，2017，第335页。

[2]参见周子衡“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的五个问题”，《清华金融评论》2017年第4期，总第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