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西方古代哲学中的系统及复杂性思想掠影

人类最古老的哲学思维就是“整体观”，亚里士多德讲系统存在“四因”，中国人则讲“有”“无”、讲“阴”“阳”。这些都是从哲学层面的系统生成观，以不同的思维方式为我们认识城市带来启示。

（一）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关于事物产生的整体系统思想

亚里士多德被西方人视作系统思想的始祖，他从物理层面之上认识事物的存在。他在著作《形而上学》中提出事物由四种原因构成：质料因——构成事物的基质；形成因——构成事物的结构；动力因——构成事物的推动力量；目的因——构成事物的缘由。四种原因不可分离地内在融合、统一。亚里士多德指出“复杂程度越高的事物，其整体先于部分的特性越明显”，他提出的“整体大于各个部分的总和”成为西方系统理论的奠基石。两千多年之后，贝塔朗菲以此为根基建立了“一般系统论”。

（二）老子的“道法自然”：宇宙的自组织、自生成观点

老子被视作中国哲学鼻祖，《老子》被誉为万经之首，是老子留给中国及世界的一份重要哲学遗产。老子汲取了中国人最古老的阴阳五行观，认为事物是相生相克、对立统一的。在阴阳之上，老子提出了“有、无、道”等哲学范畴，提出了道物转换、有无相生相化的过程论。

《老子》写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四十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

“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老子》第四十一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

老子所阐释的“道”是无形、无名而“法自然”的，“道法自然”反映了老子对自然界的自发性、自组织的观念。这与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三）古代系统观与城市系统研究的对照

古代系统观启发人们的是一种对事物整体进行认识的思维方式，即当我们面对一个系统时，先把它作为一个系统整体，不要那么急于去做分解或投影，而是思考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这很像是给城市“画像”。

1．城市“四因”

城市的构成要素、形式结构、形成动力和形成原因是城市研究中各学科都绕不开的初始话题。

（1）质料因。构成城市的物质要素非常之多：人、煤、石油、住宅、厂房、机关、学校、图书馆、医院、广场、公园、交通设施、给排水设施、能源设施、通信设施……但可归结为人、自然资源和人类建造的各种承载自身生存发展的物质设施。

（2）形式因。城市在形式上表现为人类在地球表面的聚居现象。当代城市研究中普遍以每平方千米的人口密度为尺度定义城市，并从“人—地”关系角度来认识人类在城市中的生存与发展。

（3）动力因。城市起源的动力被推测为以下几个方面：农业剩余产品的出现、水文学因素、人口压力、贸易需求、防卫需要和宗教需要。现代城市化的动力则主要被归结为农业发展、贸易发展及经济聚集效应的推动。

（4）目的因。灌溉、贸易、防卫和宗教也可说是人们建造城市的目的，但究其终极目的应是实现人类更好的生活。

2．城市的生成论

城市是人类在空间上自组织的结果，就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城市的生成来自“聚集”，聚集既是过程也是结果，人们聚集在一起能够保障安全、共享资源、群策群力，实现共同理想。产业聚集带来成本降低和知识外溢，且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人口聚集带来土地使用、能源消耗方面的经济性和沟通交流的便捷；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聚集使得城市相对于农村能为居民提供水平更高、成本更低的服务。从生成论的角度来看，聚集效应贯穿城市形成与发展演化全过程，使城市由小变大、由简单变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