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产生的个人条件

列宁同时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很多。社会提供给每一个人的客观条件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单单是列宁，而不是其他人，在科学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与列宁自身的思维框架或者认知“图式”有关。

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在认识事物、思考问题时，头脑中往往存在一个框架，他运用这个框架把采集来的信息归类存放，分析、综合、加工处理，制造出精神产品。因此，主体自身的思维框架决定了其对外部信息的选择性。不同的人，由于认知图式不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是存在差异的。而一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直接决定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决定了其对马克思主义前途命运的看法。就此而论，主体的思维方式或者认知图式，是其马克思主义观产生的认识“前见”。主体的认知图式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知识结构；二是情感、态度、立场；三是意志决心。主体的认知图式形成后，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知识的积累、态度的转变而不断变化的。可见，实践也是影响主体思维框架或者认知图式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将从知识、情感、意志、实践四个层面，对影响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产生的认识“前见”进行分析。

一 自觉的革命意识

1870年4月2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生在伏尔加河畔辛比尔斯克的一个有教养的、有高尚道德情操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伊·尼·乌里扬诺夫是一位热心于国民教育的人和有天赋的教育家。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出生于医生的家庭，她给了列宁无微不至的关爱和良好的家庭教育。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至深的。乌里扬诺夫家里充满着和睦和友爱。父亲常用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尼·亚·杜勃罗留勃夫的观点教育子女，锻炼他们的坚强意志，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引导他们成为有强烈责任感、有坚强性格和劳动能力的人。在父母的教育和引导下，列宁及其兄弟姐妹都成长为诚实的、热爱劳动的和关心人民疾苦的人。

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中学时代的列宁特别喜欢阅读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先驱者的文艺著作。在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勃夫、皮萨列夫的著作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将来怎样生活，怎么办？”不同的作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虽然不尽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的呼声：“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不能让这种‘活人羡慕死人’的社会再继续下去了，要把这种生活摧毁。”这些正义的呼声给列宁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起了他对沙皇俄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憎恨，促进了他革命信念的形成。然而，真正促使列宁革命信念形成的，还在于列宁青年时代遭遇的家庭变故。

第一，父亲去世让青年列宁体会到人情冷暖。中学时代的最后两年，列宁家中接二连三遭到不幸。列宁的父亲乌里扬诺夫在1886年1月因脑溢血去世。列宁的父亲去世，使得其家庭生活陷入贫困，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经过母亲四处奔走，当局在列宁的父亲去世几个月以后，才批准给列宁一家一笔不多的抚恤金。家庭的变故，使青年列宁深刻感受到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从社会中层骤然跌落为社会下层的真切体会，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强烈反差，对青年列宁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第二，哥哥遇害对列宁思想造成重大冲击。1887年3月，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因为参与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被当局逮捕并被判处绞刑。这件事对列宁的思想、心理影响极大。列宁从小就十分敬佩哥哥，并处处以他为榜样。不仅如此，哥哥还是促使列宁产生革命思想的第一位老师。在哥哥的指导下，他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和洗礼。然而，哥哥的被害促使列宁重新思考许多问题。一方面，他认为哥哥的行为是正义的。接受过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熏陶的列宁在反思中认识到，为什么哥哥不好好地读完大学而后当大学教授，而要去刺杀沙皇，这并不是为个人谋私利，而是为下层人谋取幸福，哥哥做的是一件正义的事。因此，他应该向哥哥学习。另一方面，哥哥遇害的惨痛教训，让他认识到这种靠谋杀、密谋去反对沙皇政府的手段行不通。面对哥哥的鲜血和残酷的现实，他得出结论：“不，我们要走的不是这条道路，不应当走这条道路。”

第三，沙皇当局对列宁的压制和迫害，促使他走上了反对沙皇政权的革命道路。受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事件的影响，列宁在生活中一直受当局的压制。1887年列宁的中学毕业评定和申请进入喀山大学学习都受到了一定的阻碍。1887年12月，列宁因参加学潮被捕入狱，后被喀山大学开除，并被放逐。在这期间，列宁一直想申请复学，然而，喀山大学的教育督学在给国民教育局的报告中写道：“尽管他有杰出的才能和丰富的知识，但无论从道德方面和政治方面，暂时都不能认为他是一个可靠的人。”教育局的批文是：“他就是那个乌里扬诺夫的兄弟吗？他也是辛比尔斯克中学毕业的吗？……绝对不能收他。”因此，列宁的复学申请被驳回。列宁转而以维持家庭生计为由，申请出国留学，也遭到了拒绝。可以想见，当局的这些做法无疑加深了列宁对当局的反感。自此，列宁从崇敬、欣赏革命民主主义，到质疑沙皇当局，最后自发地走上了反对沙皇当局的道路。这一点从列宁被捕后与警察的对话中可见一二。1887年12月，列宁被捕入狱。在前往监狱的途中，列宁和一个押解他的警察局局长有这样一段对话。警察局局长看列宁只是一个17岁的大学生，就问他：“小伙子，你为什么造反？要知道，你的面前是一堵墙啊！”年轻的列宁这样回答：“不过是一堵朽墙，只要一推就会塌的。”列宁在1892年注册为律师助理以后的经历，让他亲身体会到要想改变社会黑暗的现实，依靠法律是走不通的，因为法律在根本上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列宁最终找到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办法：“这个真理就是：对防止犯罪来说，改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比采取某种刑罚，意义要大得多。”

第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学习，促使其革命思想由自发转向自觉。1887年12月，列宁在流放期间，如饥似渴地读书、努力自修。除了学习同大学课程相关的书籍之外，列宁还阅读了《同时代人》《祖国纪事》《欧洲导报》《俄国财富》等杂志，并反复阅读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他被作品中那些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忘我斗争的革命战士形象所深深鼓舞。

1888年9月，列宁回到喀山，参加了尼·叶·费多谢也夫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在马克思主义小组里，列宁以极大的热情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起研究和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秘密版本或译文、手稿，以及普列汉诺夫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889年5月，列宁全家从喀山前往萨马拉。其后，列宁注册为律师助理。然而，列宁感兴趣的并不是律师的职业。他集中全副精力研究马克思主义，积极准备开展革命活动。列宁成为当地秘密小组的成员，并向这个小组成员介绍马克思的学说。在这期间，列宁除了钻研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之外，还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他利用一切机会调查研究俄国农村的经济状况，写出了《农民生活中的新的经济变动》。该文从分析俄国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来驳斥民粹派的观点，用经济事实来说明俄国社会现实，阐明俄国革命道路。这表明列宁已深刻理解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自觉地将它运用于俄国的社会实际，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萨马拉的这段时期，列宁的思想日益成熟。他从一个进步的革命青年成长为一位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的终身伴侣克鲁普斯卡娅曾以其朴实无华的词句，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情感和态度。她说：“列宁的一生对全体劳动者，对全体被压迫者充满了热爱。这种感情是他从英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遗产中得到的。这种感情使他热烈地、满怀激情地去探求能使劳动者获得解放的道路。”总之，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刻骨仇恨，对革命民主主义的喜爱，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认同，促使列宁走上了自觉的革命道路。而这也正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得以产生的前提之一。

二 扎实的理论功底

一个人认知能力的强弱，与他的知识是否丰富、精深、渊博有内在的联系。通过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列宁形成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结构，这为其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当列宁还是辛比尔斯克中学高年级的一名学生时，他就从哥哥亚历山大那里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看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后在因参加学生运动而遭流放的近一年的时间里，列宁刻苦地阅读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大量革命著作。其后，列宁深入研究了他所能得到的一切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精心研读了《资本论》。他的姐姐乌里扬诺娃后来回忆说：“记得每天晚上我下楼来跟他聊天时，他就热情洋溢地给我讲解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和这一学说所开拓的新天地。他坐在厨房里堆满报纸的炉灶上起劲地做着手势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可以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直接从中汲取营养，是列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途径。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断深入。1889年末至1893年9月以前，列宁研读了《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德意志意识形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其中，很多著作当时只有德文本和法文本。列宁自己懂外语，可以直接研究这些原著，这使他能够接触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不被一些以讹传讹的东西蒙蔽。他甚至把一些马克思主义原著翻译成俄文。例如，他在1889年末至1890年春季曾翻译《共产党宣言》。正因为如此，列宁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本质有着正确的理解。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是持续不断的，他既研究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又不断复习和回顾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尤其是在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列宁又重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著作。在1920年俄共（布）莫斯科组织党员重新登记，在重新登记表“读过多少马克思主义著作”一栏，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名字下面写着“几乎全部”。

学习和研究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促进和加深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和宣传家普列汉诺夫凭借其著作“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列宁。普列汉诺夫1883年发表《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时，列宁才13岁。有西方学者认为，“对列宁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普列汉诺夫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影响是不是决定性的，这是可以商榷的，但影响肯定是不容忽视的。列宁熟读了他所能得到的普列汉诺夫的所有著作，诸如《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唯物主义史论丛》《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等。因此，当列宁于1895年5月第一次拜访普列汉诺夫时，他表现出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包括对普列汉诺夫著作的熟悉程度，给普列汉诺夫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普列汉诺夫后来在致彼得堡的一位革命者的信里曾说，自己在国外流亡多年，有许多俄国人访问过他，但他只对列宁抱有极大的希望。了解此信内容并深知普列汉诺夫为人的革命家克尔日札诺夫斯基说：这种评价极其难得，因为“普列汉诺夫一生予人以好评时，并不是特别慷慨的”。在列宁思想史上，普列汉诺夫的影响是很大的。克鲁普斯卡娅曾经回忆说：列宁曾对普列汉诺夫怀有“深厚感情”，因为“他曾从普列汉诺夫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即使在普列汉诺夫后来犯了许多错误的情况下，列宁也从不否认这一点。相反，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结合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切身体会，郑重地向年轻的党员推荐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列宁指出：“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影响由此就可见一斑。

三 顽强的意志品质

列宁1893年9月离开萨马拉前往彼得堡，真正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从此以后，列宁就处于俄国革命的最前沿。坎坷的人生经历，锤炼了列宁顽强的意志品质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这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形成的一个重要主观条件。

列宁的一生非常坎坷。1886年，父亲去世是青年列宁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挫折。1887年，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事件发生后，列宁作为革命家属一直受政权当局的迫害。1887年12月4日，年仅17岁的列宁第一次被捕入狱，并被流放1年。1895年12月到1897年2月，列宁再次被捕入狱，在监狱中度过了14个月。1897年2月，列宁被判决流放到西伯利亚3年。1900年2月，列宁被迫逃亡海外。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1905年，列宁回国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革命失败后，列宁不得不再次移居国外，开始他长达10多年的流亡生活。

困难和挫折，既能毁灭人，也能锤炼人。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列宁同时期的很多战友纷纷倒下，或者改弦易张，只有列宁在艰苦的条件下，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例如，喀山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组织者尼·叶·费多谢耶夫，由于承受不住西伯利亚严酷的自然环境而精神崩溃，在西伯利亚流放地自杀；同期，“斗争协会”的两个会员彼·库·扎波罗热茨和阿·亚·瓦涅耶夫也生病去世，而列宁却顽强地坚持了下来。尤为可贵的是，列宁利用流放的这段时间，运用马克思主义思考俄国的现实问题，经过刻苦的研究，完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巨著。列宁后来曾说：“‘思想和理智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的来临，有时就象一位政治活动家被投入监狱能促进他的科学研究工作一样。”

如果说西伯利亚的流放经历培养了列宁顽强的意志，使他能够抗拒任何艰苦的自然环境的话，那么革命低潮时期的困苦经历则锤炼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在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以后，列宁于1907年12月底离开俄国，第二次流亡国外长达10多年，在这10多年间，革命一直处于低潮期，无数的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正如列宁所说：“俄国有些知识分子，在25～30岁时‘搞马克思主义’，在35～40岁时搞自由主义，之后就当了黑帮。”而列宁的成长，正所谓“大浪淘沙，百炼成钢”。列宁之所以能够百折不挠、坚忍不拔，就在于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特殊的境遇，锤炼了列宁顽强的性格。斯大林把他比喻成“空中的山鹰”，一旦确立目标，就执着地追寻。这个比喻是非常恰当的。

列宁在确定总的原则路线方面表现得非常坚定。他曾说：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只要他认定了革命的行动路线，即使他一个人反对全体，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路线前进。最能体现他这一特点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几乎都染上了流行的“爱国主义”狂热病，就连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和盖得等人也都抵挡不住沙文主义浪潮的袭击。几乎只有列宁一人独自掀起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斗争，揭露盖得之流和考茨基之流的变节行为，痛斥骑墙派“革命家”的不彻底性。列宁明知当时跟随他的只有很少的少数人，但是他认为这没有决定的意义，因为他知道，彻底的国际主义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有前途的政策。

伟大的目的产生伟大的动力。意志品质对人的认识的形成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从某种程度说，意志是否坚强，直接决定实践活动的成败。极端困难的特殊实践境遇，锤炼了列宁顽强的性格和坚定的毅力，也对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坎坷的经历，让列宁能够冷静地对待一切，不为那些虚假的现象所迷惑，练就了透过纷繁的现象直接抓住问题本质的本领。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会有新现象出现，必须对这些现象进行冷静分析，不要被资本主义发展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现象所迷惑，所有这些现象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未变，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就不会过时。这是列宁形成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并毫不动摇地坚持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 丰富的斗争经历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过程，也是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过程。

第一，列宁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俄国向何处去？”这是19世纪后半期俄国社会各个阶级的思想家和代表人物思索和探求的主题。而当时民粹主义者同马克思主义者的大论战，正是俄国社会经济变革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1897年）、《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年）等著作中，列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彻底批判了民粹主义。针对民粹派理论家米海诺夫斯基否认唯物史观的错误思想，列宁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针对民粹派片面强调俄国“农村公社”的特殊性，主张俄国将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而直接由“农村公社”走向社会主义的空想，列宁反复强调：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能离开俄国现实谈论俄国社会发展道路。列宁对民粹派的理论清算，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

第二，列宁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合法马克思主义”又称“司徒卢威主义”，是19世纪末在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流行的一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思潮，代表人物有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斯基、布尔加柯夫等。因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常在沙皇政府准许的合法报刊上发表言论，故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列宁在批判民粹主义的过程中曾经与“合法马克思主义”建立了暂时的联盟，但是，随着后者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来面目的暴露，他开始了理论揭露和批判。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1895年）、《〈非批判〉的批判》（1900年）等著作中，列宁系统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指出：“拥护所谓‘新的批判潮流’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拥护所谓‘正统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在于：两者是想在不同的方向上改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派是想继续做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条件的改变和各国当地的特点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另一派是想推翻马克思学说中的若干相当重要的方面。列宁的上述观点，为反对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修正”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三，列宁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当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欧洲泛滥的时候，列宁正在偏远的西伯利亚，然而，他对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者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极为关注。列宁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持续时间长、涉及的范围广。在《我们的纲领》（1899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1899年）、《怎么办？》（1902年）、《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1910年）、《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910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等著作中，列宁系统阐述了以伯恩施坦的修正思想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内容和实质，揭露了它产生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驳斥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论证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第四，列宁反对经济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的斗争。189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由于当时缺少统一的领导，党内小组习气浓厚，并出现了经济主义这一机会主义派别。这个派别盲目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片面强调经济斗争的意义和作用，否认政治斗争以及思想理论和政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醉心于细小的改良运动。这一派别最初表现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后来又与孟什维克纠缠在一起。如何消除经济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的影响，消除党内的涣散状况，成为摆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的紧迫任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从何着手？》《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倒退倾向》《怎么办？》等论著中，列宁与它们进行了坚决斗争。针对经济主义盲目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的错误思想，列宁指出：工人群众自己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不可能自发形成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是从外面灌输到工人中间去的。列宁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批判了经济派“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的错误观点，阐明了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三者的辩证关系。

第五，列宁反对俄国马赫主义的斗争。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俄国进入了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在这个时期，反革命势力在思想战线上大举进攻，攻击马克思主义，辱骂革命，赞美叛变行为。面对革命的低潮，一些知识分子开始由赞同革命的“同路人”，变成意志消沉者乃至蜕化变质者。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受马赫主义的影响，向党内兜售经验批判主义，试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名的哲学著作中，列宁阐述了哲学的党性原则，揭示了俄国马赫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指出：哲学上的党派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对唯物主义的背弃，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纵容”。所谓的哲学上的无党性，只是可耻地掩盖着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奴颜婢膝而已。列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概括了从恩格斯逝世以后整个历史时期的反动哲学思潮，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

第六，列宁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俄国反动派加紧了对革命运动的破坏。针对当时革命运动陷于低潮的形势，列宁指出，由于俄国革命的客观任务没有解决，1905年革命所产生的深刻原因并没有消失，因而发生新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基本目标仍然是推翻沙皇制度，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适时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此时的取消派则片面夸大合法斗争的作用，主张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的秘密政党，而召回派则忽视合法斗争的作用，要求从杜马中召回党的代表。针对这种来自右面和左面的取消主义，列宁指出：在白色恐怖时期，必须用迂回手段来开展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要把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从而为革命高潮的到来积聚力量。

第七，列宁反对考茨基主义的斗争。考茨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著名领导人、颇有影响的理论家。在其革命生涯初期，考茨基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是，当1914年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使德国社会民主党陷于公开分裂时，他所提出的中派观点明显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对国际工人运动造成了严重危害，因而受到列宁的批判。首先，列宁批判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阐明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其次，列宁批判了考茨基的“议会道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最后，列宁批判了考茨基的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阐明了唯物辩证法这个关于发展的学说。

第八，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反对各种唯心主义和学理主义的斗争。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苏维埃国家取缔了原来由剥削阶级把持的主要意识形态机构。但是1918年春天，政治气候发生了一些变化。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白匪的武装叛乱，使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人活跃起来。他们极力污蔑革命运动，拼命宣传非理性和神秘主义思想。国内战争结束后，为了大力发展经济，苏维埃用新经济政策取代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但是，党内一些同志对新经济政策存在种种疑惑，部分人甚至将其视为向资本主义的全面投降。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纷纷出来活动，利用报纸、杂志、大学讲坛以及各种学会，宣传资产阶级思想。1922年，列宁撰写了《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强调：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斗争中，必须坚持鲜明的党性立场，表现出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唯心主义的毫不妥协的革命精神。同时，列宁还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针对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等人关于十月革命缺乏必要的生产力基础之类的责难，列宁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既是对俄国革命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展望。

综上所述，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时代环境是孕育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丰沃土壤；特殊的国情条件是酿造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催化剂；独特的个性特征和人生经历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产生的主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