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环境与教育

只有少数人可以受教育的信念最初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状况决定的，与肤色、种族、国籍、社会地位或者不同背景的人是否具有学习能力没有关系。通常的情况是，权势阶层垄断了有限的资源，机会只属于统治者，或者是统治者认为对于他们有用、需要庇护的人。正如闲暇是少数人的特权一样，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教育也是少数人的特权。为了维护这种观点，他们辩称，只有少数人有能力从教育中获利。

这种主张有些合理的成分，但却不是统治者所认为的那样。这种主张推论，有些人能够成为人，而另一些人则不能。在某种意义上讲，的确如此。人所创造的养育新生儿的环境也塑造了人自身。儿童，即便成年人也一样，若生活在冷酷的环境中，将会成为冷酷之人。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如果一个人的幼年时期生活在不良的环境中，其心智的发展必将受到阻碍。生活在贫民窟里的孩子只要还活着，其所思所想就会显现出贫民窟的印记，除非在他上学之前早就离开了贫民窟。在学校有机会对他进行教化之前，他的家庭和邻居就已经对其要发展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当贫民窟中出生的孩子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时，他们也很难跟上同班同学。1964年，美国教育特派员在谈到纽约市的黑人贫民窟时曾经说道：

三年级的时候，哈莱姆中心学生的学业水平，与纽约市其他地方的学生相比，已经落后整整一年。到六年级时落后近两年，八年级的时候差不多要落后三年……从学业考试和IQ测试分数的分布格局来看，哈莱姆中心的教育已呈现出普遍的恶化状况。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越长，达不到规定的学业能力参照性标准的学生比例就越高。到了八年级的时候，所造成的伤害已难以补救。自那以后，黑人学生再也无法达到社会认可的学业水准了。

就教育而言，对孩子的期望值越低，他取得的成就会越少。教师不太可能是在贫民窟中长大的，他们将不会对来自诸如此类贫民区的孩子抱有太高的期望。他们倾向预言来自贫民区的孩子在学校不会有很好的表现，而这种预言多半是自我实现性质的。针对英国一些小学里被“分班”的孩子开展的相关研究表明：更多的，甚至达不到相应能力要求的中产阶级的孩子被分到了快班，而且分到慢班的工人阶级的子弟，在他们11岁的时候与其在5岁被父母刚送到学校时相比，显得还要迟钝。

教育体系中最富戏剧性的事实莫过于，努力和结果不成正比。比例失衡的情况是如此的具有戏剧性，以至于吉本（Gibbon）评论道，“除非是置身于令人愉悦的氛围中，否则教学很少产生成效。而在愉悦的氛围中，教学本身似乎就是多余的”。教育必须与家庭、社区、习俗、大众传媒、营销广告和社会宣传等外部环境进行竞争。简言之，就是要与文化竞争。过去，教育体系为了避免与文化产生冲突，往往是量体裁衣，也就是在不至于产生明显冲击的情况下，其努力服务的对象只限于那些与学校情况较为适合的家庭的子女。例如，在欧洲的每一个角落，其教育体系均直接地致力于位居顶端的大学，来维护精英教育的等级秩序。普通大众受到的学校教育是有限的，要么是职业教育，要么是有限的职业教育。20世纪60年代，法国77%的学龄儿童，在他们11岁时候就已经被挡在了大学门外。分班制虽然没有在英国普遍推行，但分班造成的结果是很有效的，分在慢班的孩子在7岁时就已经知道，他们已经被认为是没有大发展的人。从理论上讲，虽然所有国家的规定都允许学生从一所学校转到另一所学校，或者从一种类型的班级转到另一种类型的班级。可是在实际上，只有极少比例的“劣势”学校或慢班的学生能够从这种转学规定中获益。

此前为所有人争取受教育机会的需求，现在则转变为对平等教育机会的需求。西方工业化国家似乎都在改变。“瞬间死亡”的考试方式，要么被废除，要么被弱化为并不那么致命。分班的做法招致越来越多的指责，在有些国家甚至被立法予以禁止。高阶教育组织逐渐被剥夺从低阶教育组织中自主招收学生的权利，对于那些不准备选修标准化学术科目的学生来说，在教育体系内若想谋求更大的发展也相对要容易一些。“综合学校”不再选择性地提供教育教学服务，似乎有可能发展成为未来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学。

英国教育和科学部部长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于1965年向所有地方当局通告，取消11-plus（11 +）考试，并承诺所有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中学生，最终会上同一种类型的学校。这种学校就是所谓的综合中学。

在世界各地，大学生的数量急剧增长，其盛况在一代人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在美国，大学生人数在十年中翻了一番。英国在二战之前只有3.5万名大学生，现在已经达到60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