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勿吉的强大及其对外关系

第一节 勿吉的强大

上文提到《魏书》所载的公元318年，北魏先世平文皇帝郁律“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是勿吉在史籍中的首次出现，表明肃慎族系的一支——勿吉族或勿吉部实力和影响增强，渐为外界了解。但这时肃慎、挹娄也还时时与勿吉同时出现，说明此时的勿吉还是狭义的勿吉，尚未指代整个肃慎族系。后来，肃慎、挹娄两称逐渐减少，勿吉之称越来越多，发展成了广义上的整个肃慎族系的代称。不仅如此，以勿吉为称号的肃慎族系此时处于一个大发展时期，下文的勿吉均指广义的勿吉。

勿吉的大发展势头始于挹娄后期，即东汉末到魏晋时期。

挹娄在两汉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较低，于东北各族中并不强大。虽然其人“多勇力，处山险，又善射，发能入人目”，而且“便乘船，好寇盗”，但终因为“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 处于分散的氏族部落时代，没有形成大的部落联盟，缺乏合力，整体力量不强，被迫臣属于夫余。

但是，这种状况到东汉末、魏晋时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经过多年的自然融合与武力兼并，小部落林立的现象逐渐结束，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权力中心，但形成了数十个较有实力的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每一个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都由多个原来各自独立的小部落组成。有时，为了在对外战争中形成合力，相邻的或是有亲缘关系的几个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会通过我们尚不了解的某种机制协商，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范围内采取一致行动，以达到某种军事目的。勿吉的多个对外军事行动，如攻击夫余、与高句丽在边境地区的争夺、灭亡北沃沮等，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的。而扩张到一地后，这部分可能由数个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组成的勿吉人便与当地人交流融合，往往会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群体。虽然这个群体只是文化上的概念，或是因文化相同而产生的“种”的概念，不是政治和血缘上的部落的概念。事实上其内部并不统一，构成这一群体的诸部落或部落联盟互不统属，各自独立。但在局外人看来，他们是一类，乃称之为某某种，有时干脆称之为某某部。著名的勿吉七部：粟末部、白山部、安车骨部、伯咄部、黑水部、拂涅部、号室部，就是这些集团的一部分。

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勿吉共有数十部，并非只有七部；其二，“勿吉七部”中“部”的概念更多地应该理解为“种”，七部中的各“部”又都分为多个部，彼此并非总是联系紧密，有时各部会各行其是。对此，本书将在第三章第一节中详细论述。

在勿吉强大到对外扩张之前，至少有数十个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但在东汉末到魏晋时就可以看出痕迹的只有以下两个。

第一个在以东康遗址为代表的牡丹江中游地区。在牡丹江中游河谷盆地地区分布着密集的早期铁器时代遗址，1964年和1973年，考古工作者对位于牡丹江至图们铁路线东京城站东侧三公里处的东康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陶器为手制，有瓮、罐、钵、碗、杯、豆、盅等；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有斧、锛、凿、刀、镰、铲、矛、镞、磨盘、磨棒等；骨器较发达，不仅数量多，而且制作精致，有锥、针、镞、簪、凿、纺轮、甲片、渔具等。在遗址中的一处房址中还发现了陶瓮贮藏的栗、黍。这些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渔猎、农耕并举的社会经济生活画卷。引人注目的是，遗址中出土了铁器残片3件，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鉴定为含碳较低的熟铁。铁器的出现，说明当时已经进入铁器时代。而且，发现的铁器还是需要较高冶炼水平的熟铁，更说明已不是刚刚迈入铁器门槛的时代。进入铁器时代，社会生产能力大大发展，随之也必然带来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大发展、大变革。挹娄－勿吉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重大进步，比较强大的部落联盟正在形成。东康遗址发现过一处规模大、营造技术先进的房址，西壁残长14.4米，南壁残长5.85米，实际长度当然要大得多。“有南北排列的柱石8块，每块间距43～64厘米，大部分属于扁平的自然石块。采用明石柱础的做法，是为防止因潮湿使柱脚腐朽的先进措施。南壁残高20～35厘米，紧靠穴壁的地面上有13个柱洞，平均直径12～22厘米、深20～45厘米、间距20～73厘米……室内居住面做法，是先铺一层厚0.2厘米的白灰，然后再铺上土，烧烤出呈红色或黑色的居住面，厚5～6厘米。将白灰建筑材料用于居住面防潮，这种技术是建筑技术的一大进步。”此屋建筑面积至少为14.4× 5.85 ＝84.24平方米，在当时是一处相当宏大的建筑，还有用白灰铺成的考究的地面，说明它不是一般的民居，也不是一个小的氏族部落的某种建筑。从其规模、气势上看，极可能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的公共建筑，是一个相对广大的地域的中心。它告诉我们，这一时期的挹娄或勿吉已经走出了分散的小部落林立，互不统属的时代，占地广阔、人口较多，有相当实力的部落联盟已经形成。

该遗址出土的谷物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公元255年，相当于三国时代末期。据文献记载，到南北朝时期，勿吉已经相当强大，不但参与了灭亡夫余的战争，而且南下与强盛的高句丽争雄。勿吉的强大当然不是一夜间完成的，必须有一个过程，其初期的快速成长必然在南北朝之前的魏晋时期。东康遗址所反映的正是勿吉开始强大初期的情况。东康类型的遗址在牡丹江中游地区还有多处，东康遗址可能是牡丹江中游地区所有勿吉部落的中心。当时，勿吉社会正在快速发展，其他几个区域性中心也正在形成。东康是勿吉最南端的一个强大部落联盟的中心。正是该部后来向南发展，与夫余遗民结合，形成勿吉、靺鞨七部之一的粟末部。

有一种意见认为，东康遗址及东康类型应属北沃沮，不是挹娄、勿吉系的文化遗存。其主要理由有二：一是东康遗址发现了豆，而豆是判断是否为挹娄的重要标志，因为《三国志·挹娄传》载：“东夷饮食类皆用俎豆，唯挹娄不”；二是东康类型与东宁团结类型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一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综合观之，东康类型还是与挹娄在文化上更接近。挹娄的考古学文化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陶器多为夹砂粗红褐陶，亦有灰褐陶，纹饰有方格纹、划纹、水波纹、弦纹、绳索状附加堆纹及指甲纹等，典型陶器如喇叭口碗……陶釜……尊式罐……多中小型陶器不见大型陶器，均为手制。骨器仍普遍使用，主要有骨针、鱼钩等。石器多磨制，石斧较多，石刀多孔，形制亦多；石镞数量大。”而这些也基本是东康类型的特征。在牛场、大牡丹等东康类型遗址中还出土了不少猪骨，这也与文献关于挹娄人“好养豕”的记载相符。东康遗址发现了豆，说明受到东宁团结文化的影响，二者距离较近，相互影响自然在情理之中。至于与东宁团结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也可在相互影响中得到解释。而且其中有些是东北东部地区各民族共同的东西。

第二个在以凤林古城和炮台山古城为核心的三江平原地区。在三江平原地区，从汉魏到南北朝时期，存在着一个繁荣的古代文明，其代表性遗址就是凤林古城和炮台山古城。与东康遗址相比，它们更清楚地反映了挹娄－勿吉崛起发展，由弱变强的历史进程。

凤林古城位于黑龙江省友谊县成富朝鲜族满族乡凤林村西约300米处，东南距七星河150米。古城规模很大，外城墙周长6300米，内城墙约近4000延长米，总面积达113.6万平方米，这个规模在三江平原地区绝无先例。古城总体呈不规则形状，由内城垣分隔成九个城区。考古工作者为了表述方便，将九个城区分别编为1～9号。

在这九个城区中，第7城区是全城的中心，近似正方形，边长112～124米，面积约2800平方米。有高大的城墙（现存残基尚顶宽3米、基宽15米、高4米），墙外有宽深的护城壕，城墙四角有角楼，每边城墙中部各设一座马面。

1994年，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博处对凤林古城第7城区进行了首次发掘，1998～2000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连续三年对第7城区进行了发掘，共发掘出房址39座，出土石、铁、陶、骨器等各类文物1600余件。另外在保存较好的第5、6、9城区又测得半地穴式房址100座。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测定，凤林古城早期距今2140±70年，相当于汉代，晚期距今1735±85年，相当于魏晋时期。笔者认为，该城沿用到南北朝时期绝无问题。它恰好向我们展示了由弱变强的勿吉早期的社会形态。

一是强有力的地域性权力中心的出现。

首先，内外城垣加起来总长达万米，还有护城壕、角楼、马面，虽然不是一个时期建成的，但即使分成几部分，每一部分的修建仍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渤海国有著名的五京，除上京外其他各京的周长都不过2000多米，而且没有马面。这样浩大的工程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或领导机构来组织是不可想象的。这与挹娄“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的情况明显不同。应当是《晋书》所谓“父子世为君长”的反映。“君长”既然是世袭而非选举的，就已经是政权的雏形了，但也仅仅是雏形而已。综合各方面情况分析，这个“君长”还只是世袭的部落联盟首领，是原始的部落制向国家政权体制的过渡形态。

其次，城中还发掘出一座建筑面积达759平方米的半地穴式大房址。“坐西向东，南北长约29米，东西进深约23米，房中有横5、纵4计20个粗大柱洞，柱洞深60～90厘米，底口直径25～30厘米，地面平整坚实，为黄沙土夯实烧烤而成。此外，在房四周有排列密集的柱洞，北边有两排82个洞，南边也有两排83个洞，西边一排25个洞，东边一排48个洞，柱洞直径10～20厘米不等。”如此宏伟气派的建筑自然不是普通民居。有学者认为是宫殿遗址，即便不是宫殿，也应该是管辖着广大地域和众多人民的权力中心所在，至少也是在一定程度的统一权力下出现的巨型公共建筑。

权力中心形成的途径有亲缘部落的自然融合和武力征服两种，但显然后者是主要的。部落间的战争是部落联盟的形成，以及政权组织出现的重要催化剂。19世纪，摩尔根考察了当时尚存的北美易落魁部落大联盟后指出：“结成联盟以期相互防卫的这一倾向，存在于有血族关系与领土邻接的诸部落间是极其自然的。当结合的利益由实际经验中得到认识以后，则联盟组织，最初不过是一种同盟，将逐渐地结合而成为一种统一的联盟。”这一理论也适用于挹娄－勿吉社会。当时，当地部落间战争频繁，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凤林古城遗址中就出土有刀、铁镞等战争器具。另外，据亲自参与过凤林古城发掘的原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徐永杰先生介绍，在一处房址的火炕烟道内发现了玛瑙项链等物。他认为，玛瑙项链在当时是珍贵的装饰物，出现在烟道内不正常，极可能是因为敌人来袭，仓促间藏进去的。这也表明战争的经常性。正是因为不断的战争，才形成了局部的统一，使勿吉逐渐强大起来。

二是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为社会形态的进步提供了物质条件。

城内出土了铁器，有兵器也有生产工具，表明已进入铁器时代。建筑业已相当发达，除上文提到的能建造7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外，第7城区城墙上出现的马面也是前所未有的，它颠覆了原来认为只有辽金以后的城才有马面的传统观念。同时也已有了较成熟的农业。关于勿吉早期的经济发展状况，下文将有专章讨论，在此暂不多说。总之，当时经济的发展，已经能够支撑起勿吉人政治和军事的强大。

炮台山古城位于宝清县七星泡镇平安村东北2公里、七星河南岸200米处，与凤林古城隔七星河相望，俗称此二城为“对面城”，颇为贴切。炮台山侧视似一高大炮台，故得名。城垣环山而建，共有上、中、下三重，下重位于山下的平地上，“由三圈围垣连接而成。中间一大圈，周长1800余米，西北为中圈，周长1400余米，东南为小圈，周长600余米，三圈共约3800～4000米，占地面积约60万平方米”。中间的大城为主城，有北、西两座门，南门为瓮门；中间一重位于山脚，周长423米；上重在山顶，周长188米。三重城垣加在一起总长5000余米。考古工作者于2000年对该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发现了一处230平方米的大房址，这应当也是一处体现着中心权力的公共建筑。另外还出土遗物50余件。“炮台山古城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同凤林古城大体一致”。炮台山古城发掘的结果，为我们上文关于凤林古城的若干看法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这里就不再一一分析了。

炮台山古城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山顶上的8个凹坑和一个长方形圆角高台。凹坑每个直径6～8米，深0.3～0.5米。长方形圆角高台长19米、宽14米、高0.49米。殷德明认为，8个凹坑中的7个分布恰似北斗七星，所以代表北斗七星，剩下的一个在北，代表北极星，8个凹坑拱卫下的圆角高台是祭祀用的祭坛。此说有一定道理，山下的七星河之名或许就来自于这七星河祭坛，这条河名也为七星祭坛的存在提供了佐证。

关于凤林古城和炮台山古城，有人认为是挹娄王城，笔者以为不妥。

首先，古城的建设虽然始于两汉的挹娄时期，但建成和长期使用则在魏晋南北朝的勿吉时期。如果说是“王城”，那也是勿吉的王城，不是挹娄的王城。史料明确记载挹娄“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既然“无君长”，何来王城？只是到了三国曹魏景元末年（263年左右），史籍中才有关于肃慎或挹娄“王”的记事。“肃慎氏，一名挹娄……魏景元末，来贡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属。魏帝诏归于相府，赐其王傉鸡、锦罽、绵帛”。这个“王”很可能只是一个部落联盟的酋长，因为一直到后来强大的黑水靺鞨也没有真正的“国王”出现。

退一步说，即使有了王，也应该是勿吉的王。因为王名“傉鸡”，与“勿吉”音近，极可能是同音异写，魏廷大概是将部族名误为首领的名了。中原王朝史籍上最早出现勿吉一称是北魏先世平文皇帝郁律二年，即东晋元帝建武二年（318），是年“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说明到公元318年时，勿吉已经足够强大，正在崛起的拓跋鲜卑只可与之为邻，而不可有所染指。可见，勿吉强大的开始必大大早于公元318年，勿吉之替代挹娄也必然大大早于公元318年。公元263年只早公元318年50余年，足见这个傉鸡“王”是勿吉的“王”，不是挹娄的“王”。

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在三江平原地区已发现相当于挹娄的汉魏城址和聚落址数百处（一说近千处）。其中，有防御设施的城址就近300处，可谓城池林立。这并不能证明挹娄有了统一的国家，恰恰相反，它印证了史料中关于挹娄“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的记事。每一个设防的城，就是文献中所说的一个“邑落”，每个邑落都是独立的，互不统属。没有统一，自然没有王城。如果说有王城，那么每一个城都是王城，王城林立，并非只有凤林城一城。而且，凤林古城内发现很多半地穴式居住址，这与《魏书·勿吉传》中勿吉人“筑城穴居”的记载吻合。《后汉书·挹娄传》和《三国志·挹娄传》都记载挹娄人只穴居，不筑城，说明凤林古城不是挹娄人的，是勿吉人的，至少也是始于挹娄，沿用到勿吉，且以勿吉时为主。

其次，与挹娄时期相应的凤林古城前期表现出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没有达到文明国家的程度，说明它不具备“王城”的水准。凤林古城虽规模较大，却没有经过整体规划，是不断补筑的结果。最初只是一个防御城堡，后来随着人口增加，或是有其他部落来归附合并，容纳不下了，于是就依原城堡再补筑一半圆形城墙，成二连环城，如此反复多次，就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不规则形的所谓“九曲连环城”。而且，城的修筑技术也较低。包括后期修筑的体现了其最高水准的中心方城的所有城墙都是叠筑的，而同一时期的其他王城至少也是夯土筑的。

所以，无论政治形态还是经济基础，凤林古城都不能说是挹娄王城，它应当处于部落联盟或是由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的阶段。

当然，笔者并不否定以凤林古城为代表的三江平原，特别是七星河流域汉魏古城群在历史学和考古学上的意义。其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体现了局部地区由部落制走向文明国家过渡的形态。

考古学研究表明，以凤林古城为代表的七星河流域汉魏古城群“考古遗存文化面貌一致，而区别于与之相比邻的挠力河流域、倭肯河流域、梧桐河流域和都鲁河流域的同时期考古遗存。七星河流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属于全流域的防御聚落、祭祀聚落、瞭望聚落、要塞聚落等特殊功能聚落的存在，表明该区域内的汉魏时期聚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由数百处居住、防御、祭祀、瞭望、要塞等不同性质的聚落构成的社会统一体表明其社会构成的复杂程度。全流域的战争和祭祀活动的存在，表明国家管理机器的存在”。就是说，在一个不大的区域内出现了国家的雏形。

干志耿认为，“可以这里的考古资料为素材和骨架，寻找到从中心聚落形态由史前走向国家的运行轨迹，即‘游团’、‘部落’、‘酋邦’、‘国家’的发展过程，建立起一套能反映由史前到文明的社会结构特征方面的演进模式”。殷德明也认为，“这种城邦林立、国家形成、文明发端、城市出现等文明遗存，能够如此完整地保存下来，在人类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是难能可贵的”。这些定位都很准确。勿吉本是这林立的“游团”、“部落”、“酋邦”、“城邦”、“国家”中的一个，在彼此的征战、竞争中胜出，统一了一个区域，魏晋以后到南北朝时，勿吉成了整个肃慎族系的代称。

汉末魏晋时期，以东康遗址为代表的牡丹江中游地区文明，和以凤林古城为代表的三江平原地区文明，以及其他尚未发现的地域文明是勿吉崛起的起点，勿吉由此强大起来，并开始对外扩张势力。肃慎族系由此走出传统活动区域，并改变了东北民族分布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