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易学的易学史贡献——以《汉书·艺文志》著录易学文献为参考

谢炳军

摘要：西汉易学在易学史中有着突出贡献，从《汉志·艺文志》著录易学文献的题名来看，西汉易学文献诠释体式主要有传、章句两种，尤以传体独领风骚，在六经诠释统绪中别具一格；西汉易学有着显著的特点，一是文献数量、易学名家数量特出，二是数家竞爽并各畅其道，三是古、今易学文献并行。显然，汉初田门四家推开了西汉易学之门，易学一家数说、各行其道的局面成为易学发展的常态。承说《易》阴阳之绪，西汉之象数《易》嗣兴，并在西汉易学中呈现盛况。

关键词：《汉书·艺文志》 易学史 易学文献《周易》 易学

 

西汉易学处于易学史中承上启下的位置，象数、义理易学两派在此阶段得以成熟。自汉迄清，各家言说《周易》，皆出于象数、义理两派。有鉴于此，将西汉易学从易学史的链条中精择出来，探微索隐，厘清其源委，探索其易学特点，尤有意义。但《汉书·艺文志》（下文省称为《汉志》）所著录之易学文献已继踵亡佚，唐宋以降，虽不乏学者孜孜辑佚，但所能补苴者仍属凤毛麟角。所幸《汉志》较为完备地保存了易学家、易学文献题名等重要的易学信息，加之先达所辑佚的西汉易学文献的残章断句，至今尚可观其崖略。故此笔者立足于《汉志》著录之易学文献题名的视角，阐述西汉易学文献种类，考校《汉志》著录之易学文献的题名旨趣，从而探明西汉易学在易学史中的突出贡献。

一 西汉易学文献丰富，集各家之所长

因西汉易学文献相继散佚、湮没，纵经学者四方辑佚，所得亦仅为残章断句。所幸《汉志》较为该备地收录了西京易学文献等目录信息，才有利于我们考镜西汉易学的源流。通过《汉志》，我们尚可勾勒西汉易学风貌。兹分两点予以探研。

稽考《汉志》著录之易学文献题名，可用三个标准划分易学文献种类，条论具列以下。

（一）按易学文献性质分：经术、术数文献

易学文献性质划分的主要依据是易学文献关不关乎易经文义，是否依经附传、润色经业。据此，核校《汉志》所著录的易学文献，可知收录入六艺类的易学文献为经术易学文献，题名嵌入“经”“易传”“章句”等字词；而著录入术数类的易学文献，题名标明“周易”“筮”“卜”“吉凶”“旗”等字词。由此观之，两类易学文献的性质可谓泾渭分明。

（二）按经术文献的体式分：传、章句

因《汉志》著录之术数易学文献形同断港绝潢，亡佚殆尽，仅就题名已难窥其成书体式，故不作考述，而重点厘清经术易学文献传、章句的诠释体式。

易学文献的传体，是一种钩沉《易经》文本从根萌到定本，再到揭示易学文本微言大义的诠释范式，系最早的说《易》体式。西汉易学文献承传《易大传》的诠释体式，占据了诠释易经的主流。《汉志》载：“《易传》：《周氏》二篇、《服氏》二篇、《杨氏》二篇、《蔡公》二篇、《韩氏》二篇、《王氏》二篇、《丁氏》八篇……”据此，姚振宗云：“自周氏至此凡七家皆蒙上‘易传’两字，《志》欲其简，故省文，旧本文相连属。”吴翊寅《易汉学考》同姚说，其在“《易传周氏》二篇”之下云：“以下七家皆称‘易传’。”此为确论，但仅道出了其一端。班固删要《七略》，题“易传”二字以统摄起自《周氏》逮及《京氏段嘉》的同类文献，同类相从，从简著录，不如后代标注清楚。学人若不察于此，加之坟籍无标点断句，容易招致误读。参稽《汉书·儒林传》，其载：“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可见周王孙易确为《周氏传》，史有明文，《周氏》原书被冠以“易传”显然可见。韩氏易为《韩氏易传》，亦切史实，《汉书·儒林传》谓韩婴“推《易》意而为之传”，又韩氏流裔韩生称其先祖之《易传》为《韩氏易》，足证《汉志》著录之《韩氏》全名为《韩氏易传》。至于《古五子》《淮南道训》等书原名是否蒙上“易传”两字，则需作进一步的考察。徐坚《初学记》载：

 

刘向《别录》曰：“所校雠中《易传淮南九师道训》，除复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为易者九人，从之采获，署曰《淮南九师》。

 

此明言《淮南道训》原署《易传淮南九师道训》，而《淮南九师》系其省称，而称《淮南道训》和《九师道训》系刘歆等人改称。又考稽《淮南子》所记易说，多为发明经义者，其沿《易大传》之前轨，自不待言。由此及《汉志》所著录之《淮南道训》，亦尚可探其易学之一线，即此书亦以传为体。故此题名为《易传淮南九师道训》乃顺理成章之事。

一般而言，史书中的《艺文志》《经籍志》著录典籍时同类相从，题名或全或从简，可见位列《易传周氏》和《易传淮南九师道训》之间的《古五子》题名亦当嵌有“易传”两字，否则《古五子》便有羼入之嫌，致使《汉志》有杂芜之弊。又考《初学记》：“刘向《别录》曰：‘所校雠中《易传古五子》书，除复重，定著十八篇。'”此文意甚明，《古五子》原书题名也当有“易传”两字。清儒马国翰辑有《古五子》一卷，题名《周易古五子传》，是援据《初学记》而定名，可惜他在《序》引文中芟薙“易传”两字，近人尚秉和据以为口实，谓“马氏云：‘刘向《别录》云：所校雠中《古五子》书……’刘向《别录》亦只称《古五子》书，均无《五子传》之称……定为《古五子传》，殊属无据”。尚氏失之详考，于此辨正。

总之，班固《汉志》简省去“九师”及“易传”，幸赖颜《注》及徐氏的辑佚，后人才得以探明西汉易学文献题名之源委，及其诠释体式。

又前人对《孟氏京房》《灾异孟氏京房》《京氏段嘉》等易学文献的诠释体式，考索甚少。兹详审《汉书·五行志》，其援引《京房易传》文句68例，并明文标示出自《京房易传》。可惜此书原本已久佚，传世之《京房易传》也仅三卷，较之《五行志》所引《京房易传》之遗文剩义，相去甚远，而未足取信，疑其为伪撰，故四库馆臣将之著录入《子部·术数类》。今仅藉《五行志》残存的吉光片羽，已难考见《京房易传》真本。然又幸赖《汉志》著录的古简题名，迄今尚可推见《灾异孟氏京房》与《京房易传》之渊源。以《五行志》所引68例《京房易传》遗文为据，相较于《灾异孟氏京房》题名中以“灾异”一词开宗明义，两者于著述旨趣上吻合无间，准此可知《京房易传》系从《灾异孟氏京房》中析出，经由京房后学厘订成书，故此《灾异孟氏京房》亦是以传为体的。而《孟氏京房》《京氏段嘉》处于《灾异孟氏京房》首末，以班固《汉志》著录书目同类相从的体例观之，又以《周氏易传》的题名范式证之，可见《孟氏京房》《京氏段嘉》亦是以传为体，书之全名或系《易传孟氏京房》《易传京氏段嘉》，要之均以传为体。

综上所述，《汉志》著录的易学文献自《周氏》至《京氏段嘉》，题名或嵌入“易传”两字，或以传为经之诠释体式。

《汉志》著录易学文献的另一诠释体式是章句。《汉志》云：“《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易学章句是对《易经》进行分文析字，详解经义的诠释体式。三家《章句》泯没已久，清儒黄奭辑有《孟喜易章句》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存《周易孟氏章句》二卷，《周易施氏章句》一卷；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注》著录《孟喜周易章句》一卷，张惠言《易义别录》辑录《孟氏易》一卷。马国翰尚辑有《周易梁丘氏章句》一卷，十七例，但马氏于此劳而少功，所获难以确指系梁丘氏独有。尚秉和云：“除‘童蒙来求我’等九条与施义相同，不能确指外；余多据《王莽传》及蔡邕碑文，强定为梁丘《易》。”此说辨之甚明。总之，迄今已无法详考三家《章句》原貌，但幸借清儒的辑佚以及《汉志》著录的易学文献题名，尚资管窥一斑。

此外，按易学文献题名内容分，可粗略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白文本，分三家，为《施氏易经》《孟氏易经》《梁丘氏易经》，各十二篇；第二类是先秦易学文献，以“古”字标明文献年代，如《古五子》《古杂》；第三类，以宗师姓氏为名，彰显一家之学，如《周氏》《服氏》《杨氏》《蔡公》《蔡氏》《韩氏》《王氏》《丁氏》《孟氏京房》《灾异孟氏京房》及《京氏段嘉》；第四类，以文献中心内容定名，标举经术好尚，如《杂灾异》《神输》《灾异孟氏京房》《淮南道训》。另外，尚有官方的五经杂论集，如《五经杂议》。

二 西汉易学名家辈出，义理象数兼容并包

《汉志》所著录的易学文献的题名，较之西汉其他五经文献的题名别具一格，而纵观整个易学文献题名史，它亦呈露出独特的一面。由此可考察西汉易学的风貌。

（一）文献数量、易学名家数量皆胜它经

西汉易学嗣兴，儒者沿波孔门易传正脉，著书立说，亦以传为体，重在阐明《易经》微言大义。《汉志》著录的易学文献的题名正可资为证。考《汉志》，著录的二十二部易学文献，有十六部或题名嵌入“易传”两字，或以传为体。又寻习《易》名家，先有自周氏至丁氏七家，后续以淮南九师、孟氏、京氏、五鹿充宗、段嘉十三人，较其他五经名家数量上为多。刘歆云：“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诗始萌牙。……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此指出汉初除《易经》外，其他经书在承继上的青黄不接，又反衬出汉初《易》学人才辈出，预示着西汉易学盛美局面的到来。

西汉易学之盛况幸赖直承先秦，考之易学文献题名，可揆其崖略。除却经解以传为体，承继孔门，观易学文献题名内容，足资察见西汉易学前轨。题名中嵌入“古”字者，《汉志》著录易学文献有“《古五子》十八篇，《古杂》八十篇”，观其篇数计98篇，约占《六艺略》著录《易》学文献编帙的33%，数量冠于所著录易学文献之首。又考其他经类，题名有“古”字者有：《尚书古文经》四十七卷，为五十七篇；《礼古经》五十六卷，《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太古以来纪》二篇。可见相较他经，篇数上亦为优。并且值得指出的是，上述题以“古”字之四部文献，一类是白本经，一类是纪实，尚未顺考经义，布武经术。而至少《古五子》业已“说《易》阴阳”。

据上所述，易学经解题名相较五经显示出鲜明的“古”之特色，可见西汉易学接踵先秦而嗣兴。究其成因：六艺之中，独《易经》不在禁毁之列，遭秦火而全，授受不绝，故知自周至汉，《易》学文献相较它经，承传条件为优。刘歆云：“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此可见易学文献传承的通畅，又可证他经残缺之严重程度。

（二）数家竞爽，各畅其道

《汉志》云：“《易》有数家之传。”言“数家”即《易》传播的统绪缭绕，难以将之剖判清楚。《史记》《汉书》论次商瞿传《易》的统系之时，两者差异犹存，更遑论史无明文的其他承传系统。姑且勿论汉代之前的《易》学传播的路径，仅就汉初田何传《易》统系而言，嫡传弟子的受学实情亦不粲然，如周王孙，与丁宽同门，通晓《易经》古义；丁氏则不知古义，后复从周氏习古义。此似周王孙《易》古义不本自田生，而当另有渊源。因丁宽“读《易》精敏”、才思过人，是祖述业师的高足，无故田何独传周而去丁。又考量“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之语气，可推知田何对丁氏的委重。丁氏亦不负师命，《汉志》首列七家，丁学最盛：《丁氏易传》八篇，摆落他家是其力证，后高相之学托之丁氏，可资佐证。但无论易的传播如何盘根错节，汉《易》得以嗣兴的首功非田何莫属，故班固谓“言《易》者本之田何”，殊属确论。自田何、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项生（前四人皆著有《易传》行世）始，后王同歧出杨何一家、周王孙旁分出蔡公一家，至此汉初田门四学推开了西京易学隆盛的大门，亦印证着易学一家数说、各行其道的局面已成为易学发展的常态。

据上所述，田何易学一门数家，各家著书立说，相互媲美。又考究《汉志》著录易学文献题名，除田何一系，自汉初讫武帝朝，尚有韩氏之《易传》、九师之《淮南道训》。两书虽亡佚已久，但所幸题名犹存，结合史实，仍可见此两家别于田何一系。总之，易学的授受统绪并不单一，一门之内有数传，并行不悖；一门之外，又各别数家，各行其道。

（三）古、今易学文献并行

若仅借上文所举八家之著述题名，尚无足辨章《易经》之古、今义，尚需对《古五子》《古杂》两书题名及三家《易经》再作考索。

1．易学经解题名

《古五子》《古杂》已难考其遗文，虽然马国翰辑有《周易古五子传》一卷，但所辑不能确指为《古五子》的微文碎义，不足信，古题名及班固《注》文成为探究两书堂奥的吉光片羽。《汉志》载“《古五子》十八篇”，班《注》云：“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据此，可大较推断《古五子》是解说《易》阴阳之义的易学古文献。而《古五子》是否承载了《易经》的古义？先必界定古义之义。今人尚秉和谓：“古义者言非孔氏《十翼》，即阴阳灾变也。”尚氏意在揆探《易》之本源，以为《易》本自象数，故以言阴阳灾变的《易》说为古义。刘大钧同此说，如谓：“《易》之‘今义’，凸显的是一种德性优先的浓郁人文关怀，《易》之‘古义’，则更多地关涉明阴阳、和四时、顺五行、辨灾祥等卜筮之旨。”但杨树达则不同此说，认为《易》之古义即是卦辞、爻辞的旧时的含意。又考《汉书·儒林传》，诸儒臧否赵宾饰“箕子”之义，“皆曰‘非古法也’”，“古法”意同古义，可见古义亦涵盖《易经》旧谊。又《易经》分为卦象、卦爻辞及十翼，三者该备，方系六艺之经，专论其一，仅为易经之一端。

据上所述，又寻《初学记》谓《古五子》“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于壬子，凡五子，故号曰‘五子’”，要之《古五子》系藉助六十四卦和日辰的对应关系，推阐阴阳和人事之间关联的古易学文献。此又牵涉到“古”的界定问题。“古”，既可限定文献的生成年代，亦可标示其著述内容有别于今，还可标榜易学家数。其一，从题名“古”字，可推究《古五子》相较汉人图籍为古笈，可旁证于《礼》书，如《古封禅群祀》乃系汉前礼，《汉封禅群祀》乃西汉礼。其二，题“古”字以明文献原始体势。值得注意的是，“古”字不系刘向所题，中秘《古五子》或《易传古五子》系书原名。《古五子》原本当系古字体写本，或经由刘向等人隶定和校读，定著为今文写本，此后题名中的“古”字就弥足轻重，其可提示读者此书之原貌。其三，考题名之“古”，可以推知缀文之士好古志趣，《七略》校理者刘向、刘歆“父子俱好古”，从其厘定题名嵌入“古”字之《古五子》《古杂》易学文献可得以略究。

揆《古五子》题名标“古”之情理，《古杂》之“古”亦不出其外，而题“杂”，当系裒次此书者所题，略作如下推考。

之所以题“杂”，一因仍《杂卦传》前例，类杂记，故得名。二因年代辽远，书短简脱，残本烦多，辑佚一书而不足以成一册，故须连缀数书以充，而诸文献体制不一，内容迥异：推衍圣人大义的成分有之，牵连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等与《易》义紧密者亦存之。因而显得深芜。准此，题“杂”字于书名，于理为协。关于《古杂》的详情已不可知，仅能就题名略加延伸。又《汉志》以《古杂》《杂灾异》《神输》相次，而非与《古五子》并列，似可蠡测《古杂》与后两者于内容上的通约性，先列古文献，后接汉人文献，可资后学考镜源流。据颜师古《注》“刘向《别录》云‘神输者，王道失则灾害生，得则四海输之祥瑞”，可窥《神输》系以《易经》为框架，构建王道失得与灾祥关系学说的易学文献，而《杂灾异》言《易》灾异，然则《古杂》盖《杂灾异》《神输》之前绪。

此外，《古杂》《杂灾异》，著录时不题撰者，一因诸篇作者难晓，二因诸篇撰者不一，难以系之于何人。

综上所述，至刘歆之世，推阐易经微旨的古易文献犹存，且篇数可观。继说《易》阴阳之绪，西汉象数《易》嗣兴，其远有渊源、根基稳固。总之，观《汉志》易学文献题名，辅以文献考索，可见西汉易学经解系古、今文献并行。

2．学官《易经》题名

观《汉志》著录《易经》题名，经文判然成三家，适足证实三家《易经》文本存在差异。为何一门（三家同出田门）教本《易经》会旁分为三，并鼎立于学官呢？去除弟子各记师之《经文》、转写衍夺讹舛（如马王堆帛书《乾卦》龙字，前作“龍”，后作“蠪”）等因素，一个甚为重要的缘由是多个《易经》写本在官方、民间的通行不悖。《汉书》载：“讫于宣、元，民间有费、高之说。”此外，尚有《韩氏易》存于世。又，出土文献马王堆帛书《易经》系汉初写本的一种。司马迁援据之本也有异于今本的地方，如《史记·孝武纪》云：“《乾》称‘蜚龙’。”淮南子《易经》文本也存在歧异。如今本《序卦》之文云：“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淮南子·缪称训》谓：“《易》曰：‘剥之不可遂尽也，故受之以复。'”等等，不一而足。弟子递禀师承之际，采摭异本之文录入各自写本，由此生异。其时，如史书所言，经历秦火，《易经》独得不禁，或口耳相传，或传写辗转，授受不绝，流布甚广，故逮及汉初，《易经》写本当不尠，《刘歆传》载：刘歆云：“汉初，……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此言虽未必持平，但要之近实情。出土文献阜阳简本和马王堆帛本《易经》是其佐证。好异之士如孟喜者搜采异本，补缀己本，形成了他的《易》说。然则师有师之写本，师未得立博士如孟喜，后高足得立，弟子又有己本，异中生异，蔚然成《易经》文本承传生态，并非四库馆臣标定的专祖师法的授受态势。

三家《易经》各成一家，题名为《田氏孟氏易经》《田氏施氏易经》《田氏梁丘氏易经》或《京房梁丘氏易经》，一出于题名的简要的目的，此自不待言；二乃《易经》文本传播的复杂性，胪陈如下：

孟喜父孟卿系当时大儒，以《礼》《春秋》闻名于世。喜承其父之庭训，又从父之意，事田王孙受《易》，可见喜父在喜之学涯上的瀸润。而《易经》的洁净精微、简约条达，是孟卿使喜学《易》的主因。《汉书·儒林传》载：“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烦杂，乃使喜从田王孙受《易》。”由此又可推寻孟卿于《易》亦颇为通晓，而《易经》又为当时易得之书，盖孟家亦存《易经》写本。准此，则孟喜可得受学写本和家中写本。后孟氏又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书中亦至少有卦名或卦爻辞，至此孟氏至少可得三个载有卦名的写本。此与文籍记载可相互印证。

一是，据《说文》征引孟氏《易》，有两卦卦名字形制上与今本的相异，孟氏《晋》卦“晋”作“”，帛书《易经》作“溍”；《巽》卦“巽”作“顨”注3，帛书《易经》作筭，“”和“顨”均系古文注4。

注3许慎在解释“晋”字时，引《易》云：“《易》曰：‘明出地上，'”，见（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第七上》，中华书局，2013年，第134页下栏。“顨”，许慎云：“此《易》顨卦”，见（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第五上》，第94页下栏。

注4惠栋《汉易学》卷三云：“顨，古文巽”，见（清）惠栋《汉易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5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330页。江声则不然惠说，谓：“伏羲、文王作顨，小篆乃作巺矣。顨为卦名，巺为卦德……但云巺以德为名者，于伏羲文王为古今字也。是可以知字有古今之理矣。许于此特言之者，存周易最初之古文也”，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五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200页。

二是，寻孟氏《易》之文，孟氏“箕子之明夷”之“箕子”殆为“荄滋”，而帛书本同今本。孟本《易经》的别开生面，一为标显自己；二殆有异本作“荄滋”，孟氏据以捃拾。由此造成了《孟氏易经》的异质。

梁丘贺前后从学于两师，先事杨何弟子京房，后更事丁宽弟子田王孙，且以阐明京房《易》起家，又以筮有验应而得汉宣帝重用。梁丘贺之子梁丘临也以专行京房法而贵幸。然则梁丘贺所传并非田王孙《易》，而是京房《易》。要之，梁丘氏的《易经》文本亦至少有两个源头，贺据己见，旁参异本，采获所安，盖亦与理有协。

梁丘贺的同门施雠为童子时，即从田王孙受《易》，其《易经》文本，较之孟本和梁丘本，谅为醇正。此外，古、今文《易经》并行，亦是致使三家《易经》文本衍变的因素。许慎宣称《说文》所征引《易孟氏》皆系古文，然则孟本《易经》相较诸本保存了不少古字，故许氏特采孟本。实际上，《孟氏易经》祖本亦衍生出别本，如“夕惕若夤”和“夕惕若厉”注5两存；如《说文》引《晋》卦作“”，《释文》卷二云“孟作‘齊’，子西反”，等等，不一而足。

注5《说文》卷七上，夕部“夤”字引《易》作“若夤”，见（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第七上》，中华书局，2013年，第138页下栏；《说文》（第129页）卷四下，骨部“”引《易》作“若厉”，见（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第四下》，第81页上栏。

综上所述，因梁丘、施氏之《易》亡于永嘉之乱，加之载籍鲜有征引，聊以各家《易经》题名姑作阐发。总之，窥览《易经》题名，即可易见各家存在歧义，并考以载籍，可揆其异同之源委，或旁参异本，或转益几师，迨后厘定成为学官教本。

结论

毫无疑问，西汉易学在易学史上是一块至关重要的里程碑，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以《汉志》所著录的易学文献为参考，可知西汉易学集汉代以前和西汉易学成果为一体，也即：西汉学者总结了汉代以前的易学成果，汇集了以前各家的易学文献资料，供汉代学者取用；西汉学者善于吸收和利用前人的思想成果，在此基础上，通经致用，根据当时朝廷所提倡的文化思想及时政需要，阐释《易经》，创立学说，涌现出了一批易学名家，如周王孙、杨何、韩婴、丁宽、淮南九师、施雠、孟喜及梁丘贺等人。这些学者，或转学多师，吸收各家所长；或精于一门之学。他们以“传体”与“章句”两种主要形式为基础著书立说，为后代易学著作的撰写体裁提供了典范。

总之，以《汉志》所著录易学文献所提供的文本信息为切入点，参考其他相关的文献资料，可知西汉易学名著数量多，易学名家辈出，在当时朝廷、民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易学家们以《易》说参政议政，形成了适应时政需求的《易》说，先后形成了偏重道家思想的义理易学、融合各家之说的阴阳灾变易学及以儒家学说为主的义理易学。由此可见，西汉易学既有深刻的思想文化底蕴，又能立足于解决时政问题的需要，这些学术品质使《易经》在群经中焕发异彩；西汉易学所形成的象数、义理学说，对易学的发展格局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