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宝及其史易思想特色

王娟

摘要：干宝是东晋著名的史学家和易学家，在史学和易学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易学通变思维对其史学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史学见解也有助于其易学的注释研究，因此以《易》学解释历史现象、用历史事实来注解《易》学就成为干宝史学易学研究的特色。

关键词：干宝《周易》 史学思想易学思想

一 干宝生平及其著作

干宝，字令升，是东晋著名的史学家和易学家，其易学思维和史学思想相互作用影响，在其作品中有很深刻的体现。其祖父名统，是三国时期时吴国的将军，后被封为都亭侯（今湖北省恩施市）；父亲名莹，为吴国丹阳丞（今安徽省当涂县东）；哥哥名庆，是豫宁县令。

《晋书·干宝传》记载“宝少勤学，博览书记”。永嘉元年（307年）干宝进入晋朝为官，后来由于战乱及西晋灭亡，在永嘉五年（311年）举家迁徙到了灵泉乡，在此期间，干宝的父亲去世，按照当时的官员制度习俗，为官者需辞掉官职守孝三年，因此干宝就为父守孝一直到建兴元年（313年）。在这之后经由华谭引荐，干宝“以才器召为著作郎”。晋永嘉五年（311年），荆州刺史陶侃奉命讨伐杜弢领导的反晋起义，干宝也在朝廷的派遣下参加了平定杜弢起义这一战事，建兴三年（315年）起义军惨败。干宝参与平定杜弢起义一事成为其为晋王朝所立的第一个功勋，《晋书·干宝传》记载：“平杜弢有功，赐爵关内侯。”太宁元年（323年）干宝擢升为司徒右长史，但是在咸和元年（326年）由于其母亲桓氏去世，于是干宝便辞去官职为母亲守孝三年，守孝结束之后于咸和四年（329年）再次返回朝廷。建元二年（344年）干宝辞去了在朝中的职位并于永和七年（351年）去世。

干宝作为东晋著名史官，在担任著作郎期间开始了《晋纪》一书的撰写，《晋书·干宝传》写到“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文心雕龙·史传》也称赞“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干宝“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在撰写《晋纪》的时候，干宝阅读了大量的秘府书籍，在此过程中搜集了更多的古今神鬼怪异变化之事，又加上其本人民间走访和调查，在资料具备的情况下就开始了《搜神记》的撰写。朝廷为使“帝典阙而复补，皇纲弛而更张，兽心革面，饕餮检情，揖让而服四夷，缓带而天下从”，决定要“置《周易》《仪礼》《公羊》博士”，干宝在这种“受命而著”的情况下撰述了非常多易学的书，希望通过对《周易》《春秋》等经典的研究来为国家的礼法政治奠定基础。“关于《周易》的著作有《周易注》10卷、《周易宗涂》4卷、《周易问难》2卷、《周易爻义》1卷和《周易玄品》2卷”；关于《春秋》的有《春秋序论》2卷、《春秋左氏义外传》15卷和《春秋左氏函传义》15卷；关于《周官》的著作有《周官礼注》12卷、《周官驳难》3卷和《周官音注》5卷”。其中《周易注》10卷是干宝易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著作，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周易注》内容大多是从辑佚而来的。

二 以史注易的易学思维

《周易》是中国古代史学通变思想的理论来源，具有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但是最核心的部分还在于对“通变”思维的强调。史学家在解释自然现象以及历史变化时常常受到易学通变思维的启发，司马迁就曾谈道：“《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在《周易·系辞下》中也记载道：“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自神农氏到黄帝、尧、舜，历史处于不断的发展进步中，正是这样的历史发展变化表达《周易》通变史学思想及其对社会进步的启示，由此印证“《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这一思想。

干宝在《周易》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承继了汉代以来的象数易，以象数为注《易》的基础，在此之上加入历史事件来对《易》进行解释，其最终目的是阐明义理，进一步揭示《周易》的微言大义，对易学后来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为宋代史证易学提供了重要借鉴。正如林忠军所言：“京氏易重筮占，旨在建立一个庞大完善的筮占体系，而干氏重注经，目的是以象为工具，诠释经文，揭示象辞之间的内在联系。”干宝易学思维最显著的特色是以史解易，利用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来对易学进行解释，使历史和易象完美的结合起来。最具代表性的是其将商、周王朝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梳理为一个脉络，周文王被囚禁羑里表明殷朝天命的转移，周武王在孟津大会诸侯以及讨伐商纣是其承天命的开始，之后周朝经历了政权动乱及衰亡，干宝将这样的历史事实演变过程融合于《易》中，对其卦象进行解释说明，同时运用《周易》的通变思维对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行了揭示，以此形成了独特的易学研究风格。对此林忠军就持肯定态度：“既然《周易》是一部带有历史特色的典籍，那么站在历史角度和以当时历史事实去诠释之，此法应当说是正确的。干宝既重易象，又重历史，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周易》加以注释，从总体上说，是对《易传》和汉易的阐发而已，没有偏离注《易》的大方向。尤其是对《周易》卦爻辞所涉及卦爻象和历史问题，皆能以京氏易和殷周等历史知识融通之。”运用历史现象来对易学进行解释并非自干宝开始，但他在以史注易上取得的成就及其对后世史证易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三 以易解史的史学特色

干宝的史学思想受到《周易》变易发展观的影响，认为事物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并且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做出改变，如此才能在变通之中求得更深层次、更加持久的发展。

首先在自然观方面干宝就受到《周易》的影响。《周易·系辞上》载：“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这里所说的“变”和“通”即为自然界万物的盈虚消长和往来无穷的循环。干宝认为自然界的事物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并且这种变化是其自身发展运动的结果。他在《搜神记》中写道：“故天有四时，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散而为露，乱而为雾，凝而为霜雪，立而为蚳，此天之常数也。”认识到雨、风、露、雾等自然现象是在某种情况下变化为霜雪和蚳。尽管由于当时人们认识水平的限制，干宝并未对这些自然现象的变化原因做出科学的说明，但其思想中迸发的变化观念的火花在当时来说还是弥足珍贵的。除了对自然现象变化的认识，干宝还对自然界动植物的变化有所描写，“千岁之雉，入海为蜃；百年之雀，入海为蛤；……秋分之日，鸠变为鹰，时之化也。……此自无知化为有知而气易也。”干宝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气乱于中，物变于外，形神气质，表里之用也。本于五行，通于五事”，也就是说，如果构成事物本原的“气”发生了变化，那么物也会相应地改变。尽管干宝所描述的这些变化在现在看来显得夸张和不切实际，但其蕴含的变易思想是值得肯定的。同时干宝也意识到事物构成及其发展变化之间的因果联系，即“苟禀此气，必有此形；苟生此形，必生此性……应变而动，是为顺常，苟错其方，则为妖眚……尔则万物之变，皆有由也”。由此可知，干宝认为自然界事物的变化是有原因的，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因此在面对事物变化的时候要顺应其发展，否则就会出现妖孽。

《周易》的通变思维不仅是对自然界的认识，更是对人类社会事物深层次的解说，意识到社会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的，同时也肯定了社会历史是由低级到高级发展演变的，并且这种演变的内在动因是古代君王的“通其变”思想。干宝受《周易》的影响，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演变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提出“道非常道，事非常事，化而裁之，存乎变”，认为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并且随着社会事物的改变道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这就启示统治者对其制定的社会制度和政策法令要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有所改变，否则其统治就难以维持。

受《周易》历史变易观的影响，干宝在肯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同时，对国家的兴盛衰亡及历史的因革损益也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和见解。一方面干宝认为社会历史的变动主要表现为朝代盛衰兴亡的交替，他在《论晋武帝革命》中说到王朝有“代谢”，即国家有兴盛就有灭亡，这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干宝在注《丰》上六时描述商纣亡国前国家的现状，其屋宇由原来的喧嚣吵闹已经变得空虚寂静无人烟，三年之后国家走向了灭亡，因此干宝解释道：“凡国于天地，有兴亡焉。故王者之亡其家也，必天示其祥，地出其妖，人反其常。非斯三者，亦弗之亡也。故曰‘三岁不觌，凶’。”干宝通过这样解释想告诉统治者要有见盛观衰的历史意识，时刻关心国家的变化，对于不利国家稳定发展的情况要及时采取解决办法。关于王朝兴衰变化的原因，干宝在《晋纪·总论》中作出了解释，他将周朝的历史和西晋历史发展脉络加以比较，认为周朝之所以统治长久，是其统治者决策英明、礼贤下士、体恤民情的结果，是数代君王数百年为政以德使然；而对于西晋的衰亡，干宝指出“故贾后肆虐于六宫，韩午助乱于外内，其所由来者渐矣，岂特系一妇人之恶乎”，认为西晋的衰亡并非简单是贾后的肆意妄为，而是王朝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果。他充分运用了历史变化发展的思想，对西晋前后整个君主政治发展历史进行深刻的剖析，认为其不但成立之初根基不稳，而且统治者又不施仁政，使西晋社会的礼法刑政遭到破坏，最后才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灭亡，这是历史发展中各种问题长期累积的结果。

另一方面，干宝在承认社会历史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的同时，也意识到这种变化既要有对以前的事物有所继承，又必须根据现实情况作出改革，必须做到因革损益。关于因的方面，干宝强调新生事物应该对旧事物好的方面有所继承，同时干宝又十分重视革新对事物发展的重要性，由此干宝已经认识到国家兴盛衰亡、历史变革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以及在变革中因时损益的重要性。干宝认为夏商周是因革损益非常好的事例，注《井》曰：“自《震》化行，至于五世，改殷纣比屋之乱俗，而不易成汤昭假之法度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二代之制，各因时宜，损益虽异，括囊则同，故曰‘无丧无得，往来井井’也。”干宝解释到当周朝由木德取代殷朝的水德之后，只是废弃了殷朝暴虐的统治政策，而对贤明君王的符合时宜的治国之法则选择继承并发展，他在对《易》做评论的时候写道：“夏政尚忠，忠之弊野，故殷自野以教敬；敬之弊鬼，故周自鬼以教文；文弊薄，故《春秋》阅诸三代而损益之。”干宝这种损益的主张不仅具有历史发展变化的观念，同时也放射出辩证法思想的光芒。

《周易》通变思维对干宝所主张的要有见盛观衰的历史意识以及社会变革的历史观念有很大影响，尽管由于社会认识水平的限制，干宝的认识还不成熟，但他从辩证发展的思想出发，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有其发展的限度，因此统治者要适时地因革损益，使事物向有利的方向发展。此外，干宝的历史变易观中也常常闪烁着辩证法的火花，这样具有易学特色的历史发展观念在当时是具有很大的进步性的。

总之，干宝处在魏晋特定的学术环境之中，结合其个人学术兴趣，认识到史学和易学本身具有相融相通之性，所以干宝的史易学研究中，一方面合理地运用历史现象对《周易》进行阐释，最终形成以史解易的方法；另一方面易学的通变思维也深刻启发和影响干宝的史学观点，此有利于他的著书立说，为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