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临近结尾的时候，孟德斯鸠以总结口吻说，“如果认为世界上有一种值得敬重的人的独断权威”（dans le monde une autorité humaine，à tous les égards despotique），那就错了。因为，“这种权威从来不曾有过，将来也绝不会有。巨大无边的权力总会在某一方面受到限制”（le pouvoir le plus immense est toujours borné par quelque coin，129）——孟德斯鸠在这里不动声色地把“权力”等同于“权威”，把限制权力说成与限制权威是一回事。凭常识来讲，事实上，权威与权力并非一回事。我们可以说，孔子有权威，但他并没有权力，也没有掌握过权力。我们显然不可以说，限制帝王的国家权力与限制孔子的国家权威是一回事。权威具有道德的，甚至神圣的力量，这种力量肯定具有“独断”性质，而且需要体现在某个特殊个体身上——比如，耶稣具有的是“权威”而非“权力”。孟德斯鸠所推崇的“政治自由”绝不仅仅是我们所理解的限制国家的行政权力，更为重要的是要限制道德精神的权威。一旦这种“政治自由”观成为人们的“常识”，我们的社会成了如今这个样子就一点儿不奇怪。

孟德斯鸠曾用如今所谓比较政治哲学的语式论证说，“在亚细亚的专制制度的和谐中”（dans l’accord du despotisme asiatique），由于“政府不温和”，总是难免“实实在在的不和”（une division réelle，51）——在这里，孟德斯鸠用的“温和”（modéré）一词与“宽和”是同义词。读到这句话时，我们难免会想到：按照儒家正统思想的自我宣称，儒家始终致力打造的不就是“温和”的政府吗？倘若如此，中国传统政制就不能说是孟德斯鸠意义上的“专制”啊！在为写作《论法的精神》而准备的笔记中，孟德斯鸠曾这样写道：

中国的政体是一个混合政体，因其君主的广泛权力而具有许多专制主义因素，因其监察制度和建立在父爱和敬老基础之上的美德而具有一些共和政体因素，因其固定不变的法律和规范有序的法庭，视坚忍不拔和不顾风险说真话的精神为荣耀，而具有一些君主政体因素。这三种因素都不占强势地位，源自气候条件的某些具体原因使中国得以长期存在。如果说，因疆域之大而使中国是一个专制政体国家，那么，它或许就是所有专制政体国家中之最佳。（《论法的精神》，880）

如果今天有那个中国学人说这样的话，难免遭受“公知”围殴——然而，中国的“公知”之所以理直气壮地围殴这样的言论，又恰恰是因为孟德斯鸠并没有发表上述观点，而是发表了更为简单明了的观点：“中国是一个以畏惧为原则的专制国家。在最初那些王朝统治时期，疆域没有现在那样辽阔，专制精神可能略微逊色。可是，如今已非昔日可比了”（《论法的精神》，152）。通过诉诸“亘古不变的经验”，孟德斯鸠成功打造了“反专制”的意识形态，造就出自由主义信仰的知识人和革命家，他们把实现孟德斯鸠的“普遍历史”法则视为自己的普遍历史使命——商业化的自由国家才是普遍有效的历史判准：凡没有进入这种政制的国家，都是落后（等于专制）的国家。如福山所说，一旦这些人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他们就会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治制度来支配社会。[33]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Montesquieu and Universal History

Liu Xiaofeng

Abstract：By means of the argumentation about the “universal history” Montesquieu proposes the ideology of liberalism. As the ethos of his spirit is concerned，he has more similarities to Niccolo Machiavelli to a large extent that they are adept at inquiring into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through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in literary style. It seems that Francis Fukuyama’s key theme that the democratic republicanism with emergent commerce will usher the whole world into eternal peace appeared in his writings，so he has implicitly suggested a progressivist concept of “the end of history”. Appealing to “the ever-lasting experiences” he has successfully created an anti-absolutist ideology and cultivated intellectuals and revolutionaries，who have persistent faith in liberalism and take as their own task realization of the law of universal history. For them，only the commmercialised state can be the historical criterion with universal validity according to which all states that have not entered into this regime are inferior or identical with the absolutist state.

Keywords：Montesquieu；universal history；common reason；liberal ideology；commer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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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戴格拉夫《孟德斯鸠传》，许晓龙、赵克非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25～26、41页。

[2] 参见孟德斯鸠《论趣味》，《罗马盛衰原因论》，婉玲译，商务印书馆，1962/2007，第137～140页。

[3] 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译林出版社，第140页。

[4]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6。

[5] 即便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瓦雷里也觉得，《波斯人信札》“写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大胆”。参见居斯多夫《〈波斯人信札〉评析》，《波斯人信札》，第327页。

[6]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晓龙译，商务印书馆，2011（以下随文注页码）；义疏参见潘戈《孟德斯鸠的自由主义哲学》，胡兴建/郑凡译，黄涛校，华夏出版社，2016。

[7] 参见戴格拉夫《孟德斯鸠传》，第493页。

[8] 按中译本页码计算，《论法的精神》共814页，专门讨论商业的三章在第385～487页。

[9] 科耶夫：《法权现象学纲要》，邱立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288页，亦参见第二部第二章。

[10] 科耶夫：《法权现象学纲要》，第255页。

[11] 汉德尔特、纳勒斯：《〈波斯人信札〉中的自由与剧场》，刘小枫编《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现代编》，李小均、赵蓉等译，华夏出版社，2009，第508页。亦参见Diana J.Schaub，Erotic Liberalism：Women and Revolution in Montesquieu’s Persian Letters，Lanham，MD，1995。

[12] 参见《波斯人信札》，第131、136封信。

[13] 参见施特劳斯《从德性到自由：〈论法的精神〉讲疏》，黄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第一讲。

[14] Wolfgang Mommsen在给《史学词典》写的“普遍历史”（Universalgeschichte）词条中说，“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和《论法的精神》已经感领到新的普遍历史精神（atmen diesen neuen universalgeschichtlichen Geist）”。见Waldemar Besson ed.，Geschichte：Das Fischer Lexikon，Frankfurt，1961，p.325。

[15] 居斯多夫：《〈波斯人信札〉评析》，《波斯人信札》，第349、351～352页。

[16] 参见Paul Hazard，La Crise de la conscience européenne，Paris，1935，前言。

[17] 参见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译林出版社，2009，第100页。

[18] 参见沃格林《革命与新秩序》，谢育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38～39页。

[19] 庇安多的《罗马帝国衰亡以来编年史》（Historiarum ab inclinatio Romanorum imperii decades/Decades of History from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Roman Empire）写于1439至 1453年，但在作者去世20年后（1483）才出版，半个世纪后有了英译本（1543）。

[20] 参见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242～243页。

[21]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2页。

[22] 汤普森仅提到庇安多开拓考古学式的史学和中世纪研究，参见汤普森《历史著作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1996，上册，第二分册，第705～706页。科斯敏斯基说庇安多“思想平庸，学识浅薄，但非常勤奋和博学”，参见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郭守田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120～122页。直到晚近，庇安多才获得史学史的更多关注，参见Angelo Mazzocco/Marc Laureys ed.，A New Sense of the Past：The Scholarship of Biondo Flavio（1392-1463），Leuven University Press，2015。

[23] 参见曼斯费尔德《新模式与新秩序：马基雅维里论李维义疏》，贺志刚译，华夏出版社，2007。

[24] 参见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二分册，第710页。

[25] 参见奥克《孟德斯鸠对罗马历史的分析》，载娄林主编《孟德斯鸠论政制兴衰》（经典与解释辑刊第43辑），华夏出版社，2015，第85页。

[26] 参见洛文塔尔《〈罗马盛衰原因论〉导读》，载娄林主编《孟德斯鸠论政制兴衰》，第3页。

[27] 参见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黄煜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75、77～78页。

[28]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第3页。以下随文注页码，凡有改动，依据法文笺注本（Garnier-Flammarion，Paris，1968），不再一一注明。

[29] 参见克劳斯《孟德斯鸠论两种自由》，载娄林主编《孟德斯鸠论政制兴衰》，第43页。

[30] 参见奥克《孟德斯鸠对罗马历史的分析》，第87页。

[31] 比较《罗马盛衰原因论》第11章，第64页；第18章，第103页。

[32] 洛文塔尔：《〈罗马盛衰原因论〉的谋篇》，载刘小枫编《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现代编》上册，第523～527页。

[33] 参见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新版序”，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