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天津的日本占领军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日本军部就明确制定并开始实施占领全中国、对华北实施永久占领的计划。1935年，日本中国驻屯军积极促成华北事变，1936年1月9日，日本参谋本部发表《华北自治运动的演变》，提出日本今后要“使华北明朗化变成现实”的目标。日本二二六事件发生之后，广田弘毅内阁在军部支配下，迅速走向法西斯主义和对外侵略战争之路。日本中国驻屯军于当年4月间得到空前的加强：兵力增加到三倍，由一年轮换制改为永驻制。与此同时，日本陆军不断向华北增兵，并频繁在天津周边进行军事演习，日本中国驻屯军也连续在天津召开军事会议策划侵略阴谋。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路线，日军仅仅用了二十余天时间便占领了平津地区。沦陷后的天津随即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兵站基地，日寇的残暴军事统治代替了国民党冀察当局的统治。这个时期，占领天津的日本侵略军几经变动，对天津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占领天津后，日军混成第二旅团担任杨柳青、良王庄和独流镇一带的警戒，天津地区的警备由第二十师团三十九旅团负责，临时航空兵团仍位于天津，准备与中国空军进行决战。随后，堤不夹贵支队和混成第二旅团相继于8月中旬撤离天津，天津西南防务遂交给第六师团第十三联队和第二十师团第七十七联队负责。

1937年7月中下旬，为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日军除使用中国驻屯军继续进攻北平、天津，还制订了向华北增兵的计划。日本中央统帅部于7月27日和8月31日，先后将第五、六、十、十六师团和新编成的第一〇八、一〇九师团调入华北。日军攻占北平、天津后，基于对当时战争形势的判断，认为在涿州、沧州、郑州、保定、石家庄地区有中国军队约34万人，日军以现有兵力实现占领保定至独流镇一线的计划是困难的为由，决定将兵力扩编至2个军，并编成华北方面军（“北支那方面军”）实行统一指挥。8月24日，日军参谋本部拟定了华北方面军的编制方案；8月26日任命寺内寿一大将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8月31日以临参命第82号下达了华北方面军第一、第二军战斗序列；同日，成立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至此，华北方面军即告编成。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最初设立在天津，1938年1月移驻北平。下辖第一军、第二军、第五师团、第一〇九师团、中国驻屯混成旅团、临时航空兵团、方面军直辖防空队、独立攻城重炮第一和第二大队、方面军通信队、铁道队、直属兵站部队、中同驻军宪兵队等。平津沦陷后，按照华北方面军的作战部署，第一军和第二军分别沿平汉线和津浦线平行追击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和国民党第六战区的部队。为此，1937年9月9日，日军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到达天津，指挥第十、第十六、第一〇八、第一〇九师团沿子牙河和津浦路进攻宋哲元的二十九军。

华北方面军刚成立时直属日本昭和天皇，后改为直隶大本营。它是侵华日军最早成立的方面军，是日本侵略中国尤其是中国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战略集团之一。从天津沦陷至1938年底，占领天津的华北方面军对抗日军民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还下令统制新闻事业，并对市内许多工厂实行“军管理”。日本侵略军先后强占了天津久大精盐厂、永久化学股份公司、大沽造船所等企业，并控制了张贵庄机场的电讯、电话、发电以及新港的建筑工程。

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于1938年6月下旬在天津由中国驻屯兵团整编成立，7月15日奉令编入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调往南京。1938年11月，日军攻占武汉后，面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游击战的广泛开展，为巩固其战略后方，日军大本营于11月29日下令，将在华中的第五、第十、第二十七3个精锐野战师团调回华北，以增强“治安肃正作战之能力”。日军大本营出于迅速恢复河北省北部之安定的需要，同时考虑到其曾在天津驻防的情况，决定将第二十七师团部署在以天津为中心，东起唐山、南至沧州的区域内，以确保天津作为华北兵站基地的战略作用。因此，第二十七师团驻防天津之初，就受到华北方面军的高度重视，将第二十七师团编为方面军直辖部队，天津也被列为“甲防卫地区”。

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有约1.2万人，由原日军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本间雅晴中将任师团长。该师团初建时下辖师团司令部，第二十七步兵团（辖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第二、第三联队），搜索第二十七联队，山炮兵第二十七联队，工兵第二十七联队，辎重兵第二十七联队，通信队，兵器勤务队，卫生队，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病院，病马厂等。同时一并指挥驻沧州的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第二十七师团主要防卫地区包括河北省东北部和西南部。其中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驻唐山，第二联队驻天津，第三联队驻河间，骑兵第二十七联队驻山东宁津，独立混成第七旅团驻沧州（后与第二十七步兵团换防）。

第二十七师团到达天津后，在海光寺原“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建立了师团司令部，同时成立了“天津防卫司令部”。第二十七师团是七七事变后占领天津时间最长的日本侵略军。至1943年的5年间，对天津人民犯下了无数滔天罪行。

“二战”期间，日本在其占领区与各国之冲突与矛盾的实质依然是帝国主义国家间争夺、瓜分势力范围之争斗，主要表现在天津、上海、广州、汉口等地的租界问题上。第二十七师团占领天津之初，就遇到了因租界问题而引发的日本与英法之间的对立。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日本占领当局通过伪政权发行、使用伪钞，与法币在流通中产生冲突；二是中共领导下的地下组织和其他抗日团体利用租界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因日本未与英法等国公开宣战，所以不敢贸然进入租界，也令第二十七师团十分恼火。因此，从1938年底开始，第二十七师团不断制造事端，多次企图强行进入租界搜捕抗日人员，均未能得逞。1939年4月9日，伪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在英租界电影院被杀。以此为借口，第二十七师团在1939年6月14日，对英法租界外围的7条通路及从万国桥（今解放桥）起到白河（今海河）下游派兵实行封锁。由于第二十七师团在处理租界问题上采取了强硬措施，最终为《有田—克莱琪协定》的签署提供了有利条件，迫使英方承认日本在华的种种权利。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十七师团第二联队立即开入英法租界。同时还解除了驻津英法军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武装，接收了开滦煤矿等英法权益单位。与此同时，进入租界的日军在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的配合下，对设在英法租界内的中共地下组织和其他抗日团体加紧进行镇压，使平津唐地下工作委员会遭受严重破坏，领导机关和地下工作人员被迫撤离天津，抗日救亡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天津顿时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1941年3月，本间雅晴奉大本营命令，调任日军南方军第十四军司令官，随即到台湾赴任。第二十七师团长由富永信政中将接任。1942年4月，原日军第三十五师团长原田熊吉中将从开封到天津，接替富永信政任师团长。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华北方面军为巩固其在占领区的统治，以积极推进“南进政策”。从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在华北地区先后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妄图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诸方面实行“总力战”，彻底搞垮抗日根据地，瓦解占领区抗日人民的斗争意志。

为了把天津变成“大东亚圣战”的兵站基地，第二十七师团在师团长富永信政和原田熊吉的策划与指挥下，前后推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其规模一次比一次庞大，手段一次比一次毒辣。与此同时，日军在全市实行了极为严厉的法西斯统治，他们清查户口，检查新闻出版，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并不断实行宵禁；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在市内水陆关口共设立了23个检查站。另外，通过“献金”“献铜”“献铁”，大肆掠夺物资、搜刮钱财。第二十七师团还将天津作为“招募”劳工的转运站，把在天津、河北、山东等地抓捕的劳工以火车或轮船运至东北和日本。据统计，第二十七师团一年之间仅在天津就先后以欺骗、强制等手段劫持劳工73347人。为确保侵略战争军粮的供应，日军对天津人民所需食品实行配给制度，将大米、面粉充作军用，以杂合面配售给居民，天津市民食不果腹，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这期间，第二十七师团还参与制毒、贩毒等罪恶活动。如驻于河间的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队长宫崎富雄大佐，曾勾结伪军张宝玉部，以筹措粮秣军饷为由在静海独流镇建立海洛因制造厂。第二十七师团水路警备队队长森岗也勾结伪军河防队刘勋臣部，在河北大城抬头镇设厂制造毒品。

第二十七师团到达天津之初，面对的是冀中、冀东两大抗日根据地，它们就像两把尖刀，对第二十七师团统治的天津及周围地区构成极大的威胁。为摧毁抗日根据地，按照日本华北方面军的作战意图，从1939年初至1943年7月，第二十七师团在其他师团的配合下，对冀中、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连年“扫荡”。据统计，在5年时间里日本侵略军总计发动大小进攻达2759次。这个时期，为彻底破坏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第二十七师团还在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和关东军第九独立守备队的配合下，建立了东起迁安建昌营，经遵化、蓟县、三河、平谷至昌平桃峪口，长约600公里，宽8～10公里（其中蓟县北部最宽处达30公里），总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除此之外，蓟县黄崖关内和盘山周围的30多个村庄中也有第二十七师团建立的“无人区”。

1942年1月，第二十七师团在对盘山抗日根据地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大“扫荡”中，对该地区实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不仅出动飞机狂轰滥炸，而且出动步兵反复烧杀抢掠，盘山数十座名寺被烧光。为达到长期控制占领区的目的，第二十七师团将其精锐——中国驻屯军兵团第一联队之第二大队部署在蓟县县城。此后，日军在蓟县制造的一系列惨案均是第二大队所为。1942年冀中“五一大扫荡”时，第二十七师团极力配合“扫荡”部队，在天津搜集八路军冀中军区情报，并提供给华北方面军司令部。

1943年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出现了重大转折，日本侵略军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弱点愈益明显。由于日军主力深陷东南亚战场不能自拔，同时也为防备苏联可能对伪满洲国的进攻，日军大本营在兵力部署上做了重大调整，将第二十七师团划归关东军指挥。1943年6月17日，驻守天津及周围地区的第二十七师团全部被调往锦州布防。同时，将独立混成第九旅团调到天津地区，于7月起接替原第二十七师团的防务，担负天津及其附近22个县的警备任务。该旅团为日军精锐步兵部队，到达天津后归华北方面军直接管辖。旅团长为雨宫巽少将，他同时兼天津防卫司令官。司令部设在天津，下辖独立步兵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大队，炮兵队，工兵队，全旅团总兵力4900余人。天津市内防务遂由独立步兵第三十七大队及后来成立的华北特别警备队第二特别侦谍队担任。1944年7月，旅团长由藤冈武雄少将接任。1945年日本投降前，旅团长又更换为野宪三郎少将，司令部移驻大沽。

调防天津之前，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曾长期驻守太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奉令参加长沙会战。1942年4月7日移驻河北省束鹿县（今河北省辛集市）。同年5月，参加了华北方面军发动的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五一大扫荡”，为主攻部队。为围歼八路军主力，该旅团在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驻守天津之时，冀中、冀东等抗日根据地逐步开始战略反攻，收复了天津周围的一些地区，使得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只能龟缩在以天津为中心，沿津浦路设防的几个孤立据点内。这个时期，焚烧日军仓库、破坏日本工厂机器设备的事件时有发生，使日军惊慌失措。因此，独立混成第九旅团除继续加强控制外，还于1943年9月接管了意大利专管租界，改称“特管区”。同时进一步加强经济封锁，规定除经特别许可外，不准男女老幼携带任何物品出市，违者处以死刑及高额罚金。此外，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为执行“将华人劳工移入日本内地”的国策，在塘沽建立了华北地区最大的“劳工收容所”，每年都有几十万劳工从塘沽转运到伪满和日本。

为加紧对根据地的进攻，1943年8月，华北方面军在原中国驻屯宪兵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专门破坏中共和其他抗日组织的特工部队——华北特别警备队（简称“北特警”），下辖5个大队，其中第二至第五大队在天津接受训练。华北方面军将“北特警”分派到华北各师团和独立混成旅团，主要针对冀中、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侦谍工作。配合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的是第二大队和第五大队一部。在天津的第二大队以伪装身份打入社会各阶层进行侦谍活动，在日本宪兵队和伪警的配合下破坏地下抗日组织。

1945年初，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后，天津以南及西南的广大地区得以解放。鉴于平津局势危急，日本中国派遣军决定收缩兵力，固守几个大中城市以观时局变化。因此，侵华日军总部命令华北方面军将驻守北平通县的战车第三师团主力撤往天津。7月下旬，战车第三师团主力在师团长山路秀男中将率领下撤到天津。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天津市内已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天津日军极度恐慌，命令独立混成第九旅团驻宝坻、武清、宁河的部队迅速撤退到海光寺兵营。

1945年8月19日晚，八路军冀中军区以13个团的强大兵力向杨村至唐官屯一线发起进攻。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为挽救败局，急令驻市内的3个步兵大队和伪军反扑，由于敌我兵力过于悬殊，八路军被迫撤离。虽然未能攻占天津，但也给驻津日军以强烈的震慑和打击。8月20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下令，将担任大同、归绥、包头警备的第一一八师团撤往天津。该师团师团长为内田银之助中将，参谋长为山口武三郎大佐。8月下旬，该团撤到天津。与此同时，华北方面军任命内田银之助为驻津日军善后联络官，等待并处理在津投降事宜。

1945年9月30日，美军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塘沽登陆。10月16日，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美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罗基（Rocchi）中将及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施奎龄，分别代表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在美国驻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门前（天津解放后曾为市人民图书馆，现为市艺术博物馆）举行受降仪式，接受了内田银之助代表天津日军的投降，同时接收了8万余名日侨。经过长达8年的艰苦抗战，曾经猖獗一时的日本侵略军终于遭到了彻底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