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军队的抵抗与日军占领天津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一方面打着“就地解决”和“不扩大方针”的幌子，麻痹中国的华北军队与冀察当局；另一方面紧急向国内求援，要求继续增兵华北。7月11日，日本政府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颠倒黑白地诬陷二十九军挑起战争，声称：内阁会议上下了最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参谋本部先后以第56号、57号临参命调动关东军第一、第十一混成旅团，飞行集团6个中队和驻朝鲜龙山的第二十师团前往华北，增援中国驻屯军，为扩大侵略战争进行必要的军事准备。1937年7月12日，香月清司中将出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抵达天津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运用第一批增援的兵力，“一举歼灭中国第二十九军”，要求驻屯军各部要在7月20日前完成战役部署。同日，日军按照军事会议的部署，强行占领天津总站（今天津北站）和东站，随后又派兵占领东局子机场和西站等军事、交通要塞。

为掌握平津地区的制空权，关东军所属6个轰炸机、战斗机联队，分别于7月11日下午从山海关和承德飞抵天津东局子机场（旧机场）和张贵庄机场（新机场），7月15日，中国驻屯军将抵津飞机编成“集成飞行团”，原关东军飞行第15联队长上条直大佐为飞行团长。至28日，日空军抵津飞机已达160架。为加强此后空战力量，日军参谋本部决定成立临时航空兵团，由德川好敏中将任兵团长，司令部设在日租界花园公堂。

7月下旬，大批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华北，做好向北平发动大规模武装袭击的准备。一切准备就绪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于7月26日向第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立即退出华北。27日，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在北平发表声明，严词拒绝日方的无理要求，通电要求所属各部队“守土自卫”。日军随即向北平的中国军队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同日，天津也呈现战争状态，日租界内更是戒备森严，重兵防守，断绝交通。驻扎在塘沽的日军也急速向天津市区开进，一时天津危在旦夕，大战迫在眉睫。

当时天津地区敌我双方兵力部署情况如下。

日本方面：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是香月清司；驻军分布在海光寺日本兵营、东局子机场及天津总站、东站等地区，总计步骑炮空联合三千余人，炮十数门。东局子机场停着三十多架敌机，由一个步兵中队扼守；天津总站、东站驻有一个步兵中队；大沽口外海域有日舰和海军陆战队；山海关、廊坊均驻有日军，可以随时呼应天津日军。

中国方面：负责天津防卫的最高指挥官是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7月25日，张自忠赴北平与日军谈判，临行前交代：天津军事由兼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的副师长李文田负责指挥；市政府事务由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负责办理）。所属部队在天津市区及其外围驻地分布情况：由于天津有各国租界，在1902年7月1日，俄等六国交还天津的照会中，有禁止中国军队在天津20里内驻扎的规定，故市内没有中国军队，仅有维持治安的六个保安大队，每大队兵力装备相当于一个步兵营，除一个大队守卫市政府外，其余五个大队分驻各主要路口街道，维护市内治安。此外，野战部队总计五个旅，每旅两个团，及师部、特务团等。其中第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驻小站、大沽一带，守备海防及南郊；第一一三旅（旅长刘振三，第二二七团）驻廊坊附近，维护平津铁路交通；第一一四旅二二八团（团长祁光远）驻韩柳墅，拱卫北郊；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驻马厂、沧县一带，维护津浦路之交通；独立第三十九旅（旅长阮玄武）驻北平黄寺大楼及通县附近，维护平津陆路交通之安全；师部特务团（团长安克敏）、第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之二二四团（团长张文海）及一一三旅之二二七团（团长樊伦山），与一个学兵大队（大队长刘羽军）等均驻南苑，从事训练，统归副师长王锡汀指挥。

驻守天津的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在天津市内和周围地区有近万人的兵力，其中直属三十八师的部队七千余人，还有天津保安队的六个大队和警察部队约三千人，在兵力对比上，中国武装力量占有优势。

主持天津地区军事防务的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认为鉴于当前日益紧张的局势，中国守军绝不能坐以待毙，现在天津地区内我军兵力优于日军，如果不主动出击，坐等日军不断增兵，到两军兵力相当或敌众我寡时就更不好打了，因此必须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在这种积极防卫思想指导下，李文田下令调整第三十八师的军事部署，命令驻在塘沽、汉沽、廊坊、小站、东大沽、马厂、韩家墅等地的部队适时向天津靠拢，随时等候命令。接到宋哲元军长“守土自卫”的通电后，李文田迅速召集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天津保安司令刘家鸾、天津保安总队队长宁殿武、手枪团团长祁光远、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及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在其寓所开会，会议决定：乘日军兵力不足之际，第三十八师及天津保安队要主动出击，打突袭战，迅速消灭市内的日军。与会人员一致推举李文田为总指挥，刘家鸾为副总指挥，统一指挥第三十八师与地方保安部队。会议确定了作战方案与兵力部署：保安队一中队攻取东火车站（今天津站），由宁殿武指挥；手枪团配合独立第二十六旅一个营及保安第三中队攻击海光寺日本兵营，由祁光远指挥；独立第二十六旅配合保安第二中队，攻击天津总站（今天津北站）及东局子日本飞机场，由李致远指挥；武装警察负责各战场交通指引和疏导；距离天津较远的黄维纲旅为总预备队。会议还决定，各部队于29日凌晨同时发起攻击。会后与会七人联名发表宣言，表示了为国家民族图生存、誓与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战，义无反顾”的坚强决心，天津《益世报》于7月29日发表通电全文。

7月29日凌晨，天津守军奋起抗击，打响了主动抗击日军的战斗。这是北平和天津陷落前的最后一战，也是卢沟桥事变以后国民党军队主动出击的一次战斗。李文田将指挥所设在西南哨门，与刘家鸾、李致远共同指挥战斗。由于中国军队准备充分，动作迅猛，最初的几个小时中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独立第二十六旅一部和保安队按照作战计划包围了东火车站，向驻守东站的日军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中国军队先后占领第2站台和第1站台，日军且战且退，残部退守到东站的一个仓库中。日军指挥部接到东站守军受到中国军队攻击的消息后，急忙派出部队增援。法租界是日军由陆路增援东站的必经之地，接到日军增援部队欲借道法租界增援东站的要求后，法租界当局深恐战火蔓延至租界，断然拒绝了日方的要求，日军增援部队一时无法向东站靠拢。为解救被围困在东站的日军，日军指挥部一面命令日军在海河上架设浮桥，一面派出飞机对东站、市政府、警察局、电话局、天津总站和南开大学等地进行轰炸。

进攻天津总站（今天津北站）的部队，从北宁公园用大炮直接轰击日军，炮击后由步兵立即发起攻击，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车站很快就被克复，中国军队又乘胜攻占日军盘踞的北宁铁路总局。

东局子机场是日军在华北地区的主要机场之一，独立第二十六旅朱春芳团一营与保安队一中队负责攻击东局子机场。因距离较远，部队跑步前往，战斗打响后，战士们先解决掉机场的两个哨兵，冲进了机场。日军的飞行员都睡在飞机下，听到枪声慌忙跳上飞机准备起飞。战士们扑向停在机场的机群，将汽油倒在飞机上，用火柴引火时，战士跑步流汗过多，一些火柴因潮湿，引不着火，结果只点燃了七八架飞机。大约有20架敌机乘乱起飞，由于天黑，飞机起飞后只能在机场上空盘旋，无法向中国军队进行有效的射击。看到有飞机起飞，战士们急了，有的抡起大刀，用刀砍，有的抓着敌机不放，飞机起飞时把人带得很高，因此摔伤了三四名战士。对没跑掉的飞机，战士们用刀砍、枪打、手榴弹炸，燃烧的飞机火光冲天，十多架飞机被烧毁。其余日军狼狈退进办公楼和营房。这场战斗沉重打击了日本驻津空军力量，一度削弱了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地区的轰炸力度。天亮以后，受到机场日军和飞机的猛烈进攻，中国军队伤亡很大，没能继续扩大战果。

第三十八师手枪团和保安队一部负责进攻海光寺的日军兵营，在祁光远指挥下，部队由八里台插入六里台，猛扑海光寺日军兵营。日军凭借坚固的钢筋水泥工事，向中国军队猛烈射击，顽固地阻挡中国军队的进攻。日军炮兵也向中国军队进行拦阻炮击，双方几进几退，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中国军队几经冲锋，于拂晓时打到日本兵营外围，并占领了东停车场。随后，中国军队再次向海光寺兵营发起多次勇猛的攻击，但始终未能突破日军的防御工事，部队伤亡惨重，未能攻克兵营，只能将日军兵营团团包围。日军死守兵营，作困兽之斗，也不敢出击，战斗一时呈胶着状态。到了中午，日本空军的12架飞机支援坚守海光寺兵营的日军，不断进行低空扫射，使中国军队遭受很大的伤亡。

第三十八师一一二旅一部在大沽利用造船所钢板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打退日军从海上发动的多次进攻。在三天的阻击战中，战士们不仅顶住日军炮弹的轰炸，而且以仅伤二人的代价，取得歼敌百人的胜利，使骄横的日军始终未能靠近前沿阵地一步。

位于天津总站（今天津北站）附近的公大七厂是日军重要的军事基地，防卫力量较强，平日除有日本兵全副武装地巡逻外，还有三四辆坦克脱去炮衣停放在厂门口警戒。在攻打公大七厂的战斗中，保安队士兵在炮火的掩护下，炸开围墙，摸进厂内，破坏了发电机房，同日军岩井部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击毙日军多人。在日军重兵合围的情况下，保安队士兵英勇还击，突围时受到重创。坚守在水塔上的四名保安队员，一直坚持战斗，从夜间坚守到次日中午，此时水塔已被日军团团包围，弹尽粮绝的四名勇士，毅然上起刺刀，冲下水塔，与日军展开拼死搏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表现出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崇高精神。

多年来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残害的天津市民，对中国军队痛击日军的战斗，无不拍手称快。7月29日凌晨，听到抗击日军的枪炮声，天亮后又听到胜利的消息，天津的广大工人、学生和市民纷纷走出家门，奔向各个战场慰问苦战一夜的二十九军和保安队。他们不顾日军炮火的轰炸，夹道欢迎通过市区的中国军队。市民们送上茶水、西瓜、饭菜、馒头、大饼、酸梅汤以及毛巾、鞋袜等表示心意，慰问抗日将士，并帮助继续坚持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爱国官兵修筑工事、运送弹药、救护伤员。公私卡车和公共汽车主动赶来支援，司机们冒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抢运部队和弹药，一些司机主动帮助战士们将机枪和小炮安装到卡车上，开到适宜地点与日军对阵。海光寺附近一家商店的店主，更是主动把自己家的铁门卸下来，由几个人抬着，送到前沿阵地用以构筑防御工事。在敌人密集的枪弹射击下，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立即接替，唱着号子继续前进。在抢救伤员和修筑工事中，不少群众负伤、流血，甚至牺牲。各国租界当局怕战火烧进租界，封锁了租界与外界联系的路口要道，阻碍了中国军队的调动与增援，租界里的中国居民纷纷拥到路口，要求租界当局允许中国军队通过，受天津民众抗日热情的影响，租界巡捕把封锁道路的路障拉开，让中国军队顺利通过。天津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高昂的士气使爱国官兵深受鼓舞，激发了他们的顽强斗志，战斗中一些战士受了伤也不肯下战场。当年曾任美国合众社驻津记者的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目睹了天津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悲壮场面，并对中国军队奋勇冲杀、前仆后继的情景做了生动报道。天津军民万众一心、浴血抗敌的悲壮场面，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屈不挠地抗击日本侵略的顽强意志和坚强决心。

第二十九军爱国官兵在天津发动的突然进攻，沉重打击了驻守天津的日军，也打乱了日军的作战部署，造成日军仓皇应战。第三十八师和保安队将士奋勇出击，表现出“誓与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战，义无反顾”的决心。经过反复争夺，爱国官兵一度攻入日租界，并从大和街（今兴安路）、旭街（今和平路）、福岛街（今多伦道）三个方面包围了日军守备部队。在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下，日军“已完全陷入危急状态”，日租界内实行戒严。与此同时，天津总站、飞机场、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公大七厂等处也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堀内干城在给日本驻北平大使馆参赞森岛等人的电报中惊呼：“由于中国方面的攻击，我方处于极为危惧的状态。”

驻守天津的日军大部分调到北平附近，准备全力进攻北平，在受到沉重打击的情况下，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急令山海关的野战重炮兵第九联队增援塘沽守备队，同时紧急抽调第二十师团第三十九旅团三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大队由北平回援天津，并向关东军要求增援。关东军立即以火车运送堤不夹贵支队和关龟治的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增援天津。

大批装备精良的日本增援部队陆续抵达天津，并于29日晚形成对天津的包围。为统一指挥各路部队作战，日军成立了以高木义人少将为指挥官的天津临时防卫司令部，下辖北平日军高木义人支队、关东军堤不夹贵支队、第二旅团以及原天津日军。至29日下午，中国军队在经历了十多个小时的浴血奋战后，又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部队损失惨重，兵员得不到及时补充，孤军奋战的中国军队开始处于退守状态。30日凌晨，日军发动了疯狂的反扑，大举进攻天津市区。在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和日军的疯狂反扑下，在市区抗击日军的第三十八师和保安队伤亡严重，部队战斗力锐减，前线急需兵力增援，但总指挥部仅有两个连的预备队，无法进行有效的支援。作为总预备队的黄维纲旅因在大沽口与日军交战，无法按计划前来支援。为了围歼中国军队，日军在日租界和意租界之间的海河上架设了浮桥，中国军队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中国军队陷入日军的四面包围和飞机空中轰炸之下，面临全军覆灭之虞。此前，宋哲元就曾致电蒋介石，要求庞炳勋军迅即集结于静海、独流镇一带，以便策应天津作战，但被蒋介石托词拒绝。29日上午，宋哲元再次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查我驻津部队仅有一旅，其他部队亦均在与敌接触，现正激烈挠战，恐难持久，拟请中央速派大队增授。”但是，电报拍出，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在敌我双方兵力对比发生急剧变化，战场上敌众我寡、后援无继的情况下，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在英勇抗击日军后，从30日下午起被迫主动撤离天津，转移到独流、静海一带继续坚持斗争。30日深夜，日军分四路进攻天津市内的保安队，由于日军武器装备精良和中国军队大部已撤出市区，天津保安队孤军奋战，寡不敌众，在久战无援的情况下，终于未能抵抗住日军强大的炮火攻击。30日夜，天津保安队也被迫从市区撤退至静海、马厂、唐官屯一带。至此，天津全城沦陷。日军堤不夹贵、高木义人和关龟治的部队于7月30日、31日和8月1日相继到达天津后，迅速完成对天津的占领。

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后，日军统帅部按预定侵华计划，作出了第二次派兵的决策。随后，大批日军增援部队涌入天津。仅从1937年7月底至9月，经塘沽登陆，随后在天津集结的日军，就有第五、第六、第十、第十四、第十六、第一〇八、第一〇九共计7个师团，兵力20余万人。天津成为日军进一步推进侵华战争的重要兵力集结地。

天津抗战是在日军主力准备集中进攻北平之际，第二十九军在敌我双方兵力对比占据优势的情况下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向驻守天津的日军发起的突然攻击，这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唯一一次主动发起的大规模进攻日军的战斗。在战斗进行过程中，由于日军源源不断地增援天津，敌我双方兵力对比悄然发生变化，中国军队由于后援不继，在经过艰苦的战斗后，处于敌众我寡的不利境地，被迫主动撤出战斗，致使天津沦陷。天津抗战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天津迅速沦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政府与冀察当局思想麻痹，对日谋求和平，一再妥协退让，导致援兵行动迟缓，贻误战机；再者中日双方实力悬殊，中国军队战术指导思想落后，缺乏有效的军事部署和充分准备等也是造成此种局面的重要因素。

天津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也是日本侵略华北的重要兵站基地，更是日军发动七七事变的指挥中心。同时，天津还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和第二十九军活动的重要地点，宋哲元经常来往于平津两地，在此与日本中国驻屯军交涉、处理一些问题。作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二十九军军长的宋哲元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和继任司令官香月清司，有着既复杂又矛盾的纠缠不清的关系。宋哲元对日本侵略者既有坚决抵制的一面，又有深恐事态扩大的一面。这种复杂的矛盾心态，导致中国军队在整个驻防阶段妥协退让与态度强硬交织一起，构成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中外两军在一地相处的特殊现象。由于宋哲元渴望和平，对日本始终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他不相信日军会很快发动进攻。正是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使宋哲元与第二十九军逐步失去了有利的战机。轰轰烈烈的天津抗战的失败，促使南京政府丢掉了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幻想。31日，蒋介石第一次公开表示：“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举国一致，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以驱逐倭寇，复兴民族。”天津抗战在军事上和精神上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也促使南京政府下了发动全面抗战的决心。